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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以来，三公九卿成为中国官僚政治的底色，之后的每一个朝代都在这个基础上修修补补，打造适合自身发展的政治架构。
到了隋唐时期，出现了彼此制衡、巩固皇权的三省制度。其中，中书省负责诏令发布，门下省负责诏令封驳，尚书省负责诏令实施。
三省各司其职，利用集体智慧帮助皇帝掌控庞大帝国的航向。其中，中书省的官员最靠近权力中心——皇帝，所以手中的权力也就最重。
到了宋朝后期，三省制度逐渐崩坏。门下省审核诏令的权力被收回，尚书省丧失参与朝政决策的权力，朝廷大权逐渐掌握在中书省手中。
到了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索性直接取消了门下省，同时将尚书省所属的六部划归到中书省，尚书省也不复存在。于是，形成了一省掌权的局面。
元朝在地方上简化管理，设立行中书省，总揽全省军务与政务。在行中书省之下，设有路、府、州、县四个层级，金字塔式管理各级军民。
之所以三省制度逐渐崩坏，根源在于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三省制度将政权分作三份，一份决策，一份审核，一份执行，以防皇权滥用。
但是，封建制度的本身在于皇帝的家天下，在于以一姓之家统治全国，在于独揽生杀大权与封建君主专制。所以，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摧毁了制度生存与发展的生命力。
例如，宋太宗赵匡义厌恶中书省权力太大，将中书省的吏房划出设置审官院，将刑房划出设置审刑院。为了分中书省权力而新添衙门，其实就是夺宰相之权归于皇帝。
从三省制度的设计规则来说，皇帝的诏令必须经过中书省和门下省，才算是有法律效力的诏令，正所谓“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
这一规则的初衷是防止皇权的滥用，将皇权限制在一定的边界之内。但是，由于皇权与相权天然地不对等，使得很多时候相权不得不屈服于皇权之下。
在君主专制下，皇帝手握天下大权，官僚的任免、升迁、生杀大权都掌握在皇帝手中。试想，面对皇帝的大棒与萝卜，又有几人会为了维护制度而舍生取义呢？
朱元璋作为马背上崛起的皇帝，自然不希望宰相分隔他手中的权力，自然要延续历代以来皇帝君主专制的独裁趋势。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一改元朝松散的行中书省，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在地方设置承宣布政使司，作为朝廷派驻地方的代表。
承宣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人，掌管所属地方的政令。全国分浙江、江西、湖广、四川、福建、广东、广西、北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增设云南布政使司。
全国的布政使司大体与元朝的行中书省辖区一致，但是明朝的布政使司只掌管民政与财政，不掌军政，这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
而且，明朝的布政使是朝廷派驻地方的使臣，地方集权于中央；元朝的行中书省则是朝廷以都省的名义分设地方，中央分权于地方。
此外，明朝在地方还设有掌管司法行政的提刑按察使司，长官为按察使，主管一个地方的司法权力，直属于朝廷。
如此，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布政使、按察使、都指挥使分掌民政、司法、军政三种治权，相互制衡，直接向朝廷负责。
布政使司之下，设有两级地方政府，第一级为府，长官为知府；有直隶于布政使司的州，长官为知州。
第二级为县，长官为知县；有州，长官是知州。州县是直接官民的政治单位，是朝廷在地方上的神经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