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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铜雀(16)</br> 从古至今的改革,是没有一件不要依现实和情势而行的,而这又深受实行者和其群体的意志的影响,这就要求有雄心壮志的那个人要能够有十足的果敢决意,有万分的缜思自律。但是,古往今来,又有几个这样的人呢?纵然有这样的人,又有几个能成功的呢?即使成功,有真是成功吗?能够认识到血的教训的人,只能是从之前已经付出过血的代价的一群人身上得到经验,而他自己,说不定也又是重蹈失败覆辙中的一员。
所谓的成功和胜利,所谓的赞扬和诋毁,所谓的反复和无常,所谓的错与对、黑与白,那里真的分得清?那里有真正成功的改革者?所谓成功,到底只不过是因为利大于弊甚或极大于弊罢了,可是弊端还在,只要它一日不灭,甚至潜伏下来,就终有一日可能会一举推翻之前的所有牺牲,因为凡事都有两面,而人们总是有向恶之心,而改革的事,总是要和天下人对话的,如果谈得拢的话,还能暂且共渡难关,如果谈不拢的话,就要镇压或是妥协了。
想要改变世界的人,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他总要和他所想要改变的人打交道,而这群人就是千千万万不同心思的人,这群人总是因为社会不断的发展而不断的道德沦丧,想要改变他们的人,就不免要因为自身就是受此影响中的一员,而难以超越现实的情况,既是超越了,那么,超前的眼光又到底能不能行得通呢?
人毕竟不是神,而神,还是人格要超越的象征呢。
刘革是个偏重立法之人,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要紧的政务搁置一边。想到了很多,却做了很多无谓反招祸乱的事。货币制度屡改,势不能行,先把关键的经济给破坏了。分配之法,新的立足不稳,旧的半死不活,遂使关乎人之生计的秩序又大乱,全国上下,千万百姓,无不受其影响。他又是个拘泥理论,讲求形式之人,大约铜雀的形式主义就是自他起的了,改革是个好东西,但搞不好就会成为形式,既然是形式了,却还要作秀。这所谓的形式,就是要决心做一件事,却做不到,仍然还要逞强,在外表上搞的像成功了似的。这在改革之人中,是决不能有的,这是个恶例,如果只是形式,反而遭致天下人对改革的厌恶,反害了有实际行动的人,被诬蔑为利用人民感情之人的同谋。那样就可悲了。
刘革既想改革当时的行政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郡县制度。又想改封号和对待待遇等,以压服四方的蛮夷游牧和外族,行一个分化而驱逐之的宏大计划。从内政到外交,无论如何,这些想法都还算是可图可赞的,然岂可旦夕便成?既然改革不能一日而成,而形势又急逼着人要去做,而最根本的地方的局面就要崩溃,改变一时不能成功,而官吏在朝不得禄,自然更要贪求剥削人民。对外,则交涉,新朝又屡失圆滑谨慎,以至措置失宜,遂四方安服的异族他国,都起来背叛,而应对的出兵之策,又因牵涉极广,而内部又不能成行,也告吹。
至此,则刘革满怀勃勃野心的改革,都告失败,总算是为前代苦求改革之人来了一个真正的打击,众家在当时,是多次规劝刘革谨慎行事的,然而刘氏一方面终于夺权了,而内外的形势也逼得人产生受迫之感,手中的权力既已如此通天,却又受到巨大的威胁,刘革终于还是没能扭转激变的形势,而至于陷入丧乱了。只是到了这时,众家还是想要尽力帮助刘氏的,遂而加大了在各地的监察,以求能够为日后的应对地方作乱做一些准备。众家的行事向来都是如此,比之中家当初在战国之世的行动就更为隐匿了,其所做的,大抵也就是特务一类的事,想想看,刘革改革托的就是《周礼》,而中宜命门下之人流散监视民间的动向,是颇像厉王时的卫巫监的,然而这总不是卫巫监,但却是不折不扣的秘密组织,众家日后多有被误读,怕也是这个原因。之所以会这样,就在于,众家的想法,就是料想到这一切,而想让这天下,来一个毁灭,既毁灭之后,而能有留下一群深受创伤的人,而能够知道自己过去的自私冷漠给自己的生活埋下了多大的灾难,然后,世界就能归于他们所设想的“大同之世”。
这一点,是极近于中阳在时授给掸公的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想法的,甚至要直接一些,然而他们还是寄希望于能够有刘氏完成这一件事,现在看到完不成了,内心是深受打击而感到困惑无助的,可还是死心塌地为他奔忙,这一点,又是中阳所不会有的,因为中阳要给掸公的恐惧就是:
要让某一群人去毁灭世界而后自己又毁灭的想法!
众家知而无力藏起这种恐怖,而东家却能认识透彻,虽不是在单讲目的这一件事的本质,但在走向目标的路上,东家还是颇能以治国的方法理论,让这种想法以几千年的速度去实现了。
因为,只要人之群体还存在,隐藏的黑暗就不会消失,会有人在光明中做着黑暗的事,会有人在黑暗中做着光明的事,甚至会有人在黑暗中做着黑暗的事,但绝不会有人在光明中做着光明的事。真的没有吗?也许有吧。
只是,没有黑暗,又哪里来得光明呢?反物质总要比正能量来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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