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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铜雀（15）</br> 新室之前的东国，称之为始东一代，第一次朝迭之后的东国，称之为轩东。这之间的十五年，是铜雀历史上一个重大而深远的转变。
在始东之世，政治家的眼光，是看着天下就那么由强盛一步步走向堕落的，然而人们尚且还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社会，就认为国家不该就这么苟安没落下去，而不去做一点扭转的事，而要将一切不合理的事，都戮尽全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
这是多么可贵的想法啊！
在当时，要出来担负起这个改良社会责任的，自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臣子。所以至武帝后，就不断有想要行大的改革之人，而或上言或以实际行动去践行的。但是，直到刘革行新政前，都没有谁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一则国家愈劣，政局日趋动荡，而要求改革之人就毅然觉得要行根本上的改革。这种全面的大改革，在其时的人民看来，就是会引发不安的，就会遭到人们无意识的自然的反对，而对于要触及到其利益的人来说，又是出死力以抵抗的。
这样的话，自昭帝以来的所有想要从实际上改革政务的努力，就全部告败了。但改革的呼声，既然如此这般的磅礴郁积，自然终必要有起之而行之人，这个人就是刘革。
所以刘革是根本算不上所谓篡窃之人的，他有野心，但绝非一般的贼子，他是有想要从根本上去改变社会之现状，以求回复那个三代以上的理想社会的，这是众家的中宣在其成为新帝后，亲口与他纵论的。若要行改革，自然要夺取政权，这是之前的人臣都很明白的，东国之前，为了决意以图强，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之帝，而为实行改革要推翻前朝皇帝，这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无疑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因为应天顺人之语，在被统治者和压迫者还尚未彻底勾结，而联合起来一起蛊惑、欺骗、镇压、毁灭人民的心智之前，还绝不是一句空话。
至少在那个时代，人们的内心，总还是朴实真切的，就像近代的人之于当代的人，他们的人性和素养，总还是要高于之后的人的。在那个社会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改过自新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相信，既然要有人出来做出义举，那就是值得，一试。
要大刀阔斧一番，自然还是先要解决生计问题，这个问题，在任何一个动乱的时期，被提到首位，都是不为过的，哪怕在未来时代，还是一样。刘革所实行的，就是（一）改天下之田为王田，即现在的土地国有化，附着于其上的奴隶都不准买卖，而把当时的所有土地，依照新法，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产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等掌管贸易经济的机构，以平衡物价，使生产、交换、消费三者都不吃亏。同时收有职之人和有价之交易品的税，以资助要生利而无资本之人，又为资力周转不灵的提供借贷。
他的规划，颇能综合儒法两家，而兼顾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所欲改良之规模可谓宏大，范围可谓广阔，思虑也可谓深为周详。
但是，光有办法还不能行，这种极大的改变，必须要使民众有相当之觉悟，且能响应起来作出相当的行动，专靠统治力量的操刀代斫，是不能行的。且能真正为国为民，而又面面俱到的人，实在是少数，官僚阶层之中的大多数人，其利益总还是和人民的相异的，非依严厉的督责不行。以铜雀的广大，本来古时的交通就不甚便利，一个中央政府，监督之力本就不能遍行，而要靠地方的实际行动，而当此种大变之际，地方本就深受其影响不大，而受其法令之影响的，却殊甚了。基层的官吏，对严密繁复的法令，未必能够理解透彻，而趁机行私利的机会，却正在这种时候极多。地方既不能严行改革，反起的祸端，就愈加重。
要想实行脱胎换骨的革新，固然周密详实的计划极为重要，然而没有人的顺应和理解，就是无法收到效果，而达成愿望的。百姓久之希望社会有一个好的改善，而求于改革，可推行起来，却是阻力重重，这种阻力，随着弊端的越积越重，就是越难改变的，尤其是在保守的势力强大的情况下。当初外戚干政，本来地方上的势力就已经抬头，到了这时，就更加难以驯服，几乎到了要掌控地方的行政（其实就是！），而独掌一方了。
所以，改革推行不易，而于监管更加困难。刘革当时所传达的法令，关乎实际的，怕是几无一件得到了彻底落实，没能达成目的，反因此生出的流弊，却无一日不激增，无一事不有，而无一件不比一件更加恶劣。那些无关乎实际，徒增烦忧的，本无害于统治，则于大兴改革之时，随便改变社会习惯之事的，却是要招来更加麻烦的破坏，既大事要严行中央发出的意志的话，那么在于人民无意义的小事上，却要深为权贵之人借以迫害压迫人民。这原本非是改革者意思的，到了不怀好意之人的手上，就要被用来行恶事，错使人们痛恨全面的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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