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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铜雀（7）</br> 周朝初立，而武王能行收服人心之策，采殷人治殷、大释百姓、认可贤臣、拒绝奢侈、赈济贫民之法，遂使东方安定，而天下顺服。熊氏得楚，封于丹阳，在丹淅之水的会口，其则又是铜雀人向南开拓的一个根据地，南方的文明，也开始慢慢的强盛了。
成王与其子康王之时，称为周的盛世，即“成康之治”。而康王之子昭王南巡狩而不返，卒死于江（南方之水的通称）上，实是伐楚而败，淹死于汉水（明江支流）中的。
周朝对外的声威，历三代就开始受挫了。
昭王子穆王，西征犬戎。其时的情势是，青铜之器大兴，而天下百工又大盛，列国之内，是颇有尽皆致力发展的势头的。而分封又行之已久，可看到的是，原来的各部落，终于演化为一个完全的“国”了，而“家”的观念，亦因井田和封建之行，而趋于浓重了。过往的人们，往往举族而迁，一部之人随之更替居所，无从谈起什么家了。
而现在，边界的意义愈发明显，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们对于界限的认识，得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刺激，而对于限制的苦痛来说他们也认识的更为深切了。既其时铜雀自古就有其独特发展的户籍制度也开始成形，而人民的迁徒，就更不能是随随便便的举族而迁了，既虽仍可见此后的岁月都有举族迁徙的，到底还是没有过去那样大的规模了。人们其实一直在这个世界上游走，过去的岁月里，同一个姓的人，都会作为某一支而一起为避战乱或为获安生而迁移至远方，他们都还是对家乡有着刻骨的怀念的。
可是于现在呢？我们说，边境线的意义越来越薄弱了，可到底边境线还是存在的，人们过去一样，没有什么厌恶之心，可愈是这世界发达、文明进步，我们对于人之间的划分，就愈加以己之利而为出发点了。既因如此，倘若没有了物质和精神的边界层次、种种限制约束，人们又怎么能安心呢？到底还是需要那么一条界线存在的，没有了它，亏心不安的人们又怎么能感觉到这世上还在被秩序控制着呢？
这依旧是人们人性的灭裂害病的，可倘要使人性不灭裂，就要使我们的生命灭绝了。对于家乡的怀念，总归是随着物质的变化而模糊惨淡的，尽管人们依然在坚守，但千千万万独独一人的候鸟迁徙，依然在从上古到现世的世界，从未断绝。
在此情形之下，周王和他的国家就要始终作为一个天下的领袖，而行抗御之责，既要抗御，就要开疆土，开土就必分封，分封而能行治理，治理则要分田，规划山泽之利。这些都是一个王国而不能独自行使的，既然认识到了自身不能独行，国家，就需要一个地方上的统制，能为地方上的统治者，在那个时代，就只能是诸侯了。
穆王大举西征，而要集天下之力，东方的诸国距之远，隐忍的反动就要爆发了，这些都是山高而远，万世不变的定理。其时徐偃王强，起逆之，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被压制的东方，看是要恢复其旧势了。
然穆王不乱，兼顾西征而分兵东返，且使楚伐徐，许是给其一个改过的机会。偃王走死，则东方的力量仍为西方压制。
穆王是八百年间周朝的雄主，这个称呼，是见不得此前的帝王的，只是由他开始，而有这样一类威震四方的君王，一如反动一词，也是由他的治下而出现的。所谓的反动，大概还是反而为动，因反而动的。这种情况，在此前的历史中，是没有的，以前的天下，既是靠联盟联结而成的，那么部落与部落之间的战争，也就谈不上什么反不反的了。
但是这时的世界，是一个上而统驭下的时代，既然上统治下了，下就是受上命而治其地，若是不能治而起之作乱，公然对抗上，那就是所谓反了，既是反了，就要动而求自保，可见得经过了千年的进化，人心，是越加难以约束了。
穆王在位颇久，其时周朝的声威，是颇振兴的，其发达的文化，亦而能广泛向外传播，使周围的部族，能有一个学习了。
然而盛极而衰的循环论，也在他死后开启，周在其后，再无当年镇服四方的盛况。
穆王死后四传而至厉王，这个时候，人们便又可看见，潜伏在人群之中的另一种不可预知的精神意志，竟提前爆发了。几代人之间的仇恨，竟能就这样比起这世上令人欣慰的事，更令人压抑的流传下去，重压在后人身上。
厉王暴虐，与民夺山川林泽之利，夺其地，断民生路。
这时候，平民要起，而其中夹杂着“国人”，那么，惊天荒地的而由一国人创造的历史，就要从此开始。
铜雀公元前841年，因不满于厉王之暴政，镐京一带的国人起而暴动，手持棍锄集结，围攻王宫，言杀厉王。厉王无所拒，既国人都已与自己相抗，复何为讨之？为国人所逐，居于彘（中原以北太定之地）外14年。
一年后，也就是共和元年，铜雀公元前841年，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文明而有了准确且不间断的历史记载。到底，到底为什么，这个词如此的惊天动地，如此的破天开荒？
如此的让他的人民，世世代代赞扬而继承这样的举动，一旦君王不行仁政，国人便可起而反抗，以讨伐暴政的国家？五千多年后的这群人，到底如何埋藏着这样一股力量，能够让他们不去迷信，不去媚鬼神，不去默然承受，不去有求于野蛮时代的一切事物，而能够团结起来，一起去推翻了永恒的怨恨？
这是一种猛然间萌发的精神和追寻。无论如何，在这一年，周的卿士周定与召穆二公，代理国事，设六卿合议，而行共和行政。
其后，厉王病逝于外，到了这个地步，共和才止，而立其子宣王。宣王即位，被看作是周朝的统治重新得以延续，故号称中兴，然其在位的39年岁月里，姜戎大肆向中原发起进攻，屡次与之战，至于千亩，终为其所大败。千亩在太定介休，可见周朝这时对于炗河以北的地方，业经控制不住，而要为诸侯自持，西北异族的势力，也终渐次成为以后铜雀民族千年间要面对的惨烈的极患。
王静（即宣王姬静）在位四十五年，是一个最终矛盾积蓄的时期，我们看历代先王都是在位长久，无论其仁德或暴恶，总还是有几十年的光景的，可是愈到后来，为君者就愈不能长久了，这是要说，为君者，就根本不可能由人民去约束其仁恶了，能决定的，只有他自己的青年和中年，一个君王的晚年，即使不至于昏庸，也总还是有奸臣贼子，会替他压榨天下和黎民了。
至于幽王宫涅，国祚终于断裂，遂为犬戎和申国所灭。其事，无论他千金买笑、火戏诸侯，亦或言是红颜祸水所致，都已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死的人死了，而活的人还活着，活着的人却比死了的人还要恐怖，还要暴恶。幽王是死，而西周灭，东周立，真相一定不简单。周朝在当时，怕是兼有外患和内忧的。厉王时，继承的是其父的雄图，可是这不过是虚象，对于繁盛，一可因之而高兴，而与民同乐，但同样的，也可因此而对万民产生警惕，便会有以卫巫监（原始的特务机构）严行监视，而使人民以目色之的恐惧出现了。现在，人民都为他们的诸侯而战了，周人是甚感痛心的。
所以，幽王死后，宜臼（周平王）被扶上位的同时，在西畿之地，还有一个携王。而携王却被诸侯所废，而周对于西畿之地，便也不复控制了。再者介休一败，出武关而南下丹淅的路，也已不通，这时只有对于东畿，还保存有相当的势力。
宜臼便只能在烽火狼烟的列国包围的夹缝之中，迁居于东临，看着两畿分裂，国土尽丧，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终于成为一句空话。转眼数千年，三代之治，仿佛如梦似幻般。
东周启始，而铜雀入于一个传奇的时代，此事在公元前7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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