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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铜雀（6）</br> 三代最后的周，却更深入西北，而统驭天下，到了此时，就再难以以一国之力而赌诸侯之忠诚，要以一个强大的力量来驾驭列国了。
周之始祖名弃，是在舜时居稷官的，封于邰。若干代之后，至不绌时，失官，而向西奔于戎狄之间。当时的情况，夏商以来，对于西方的开发，始终只限于近中原一带，伊洛以南，炗河以西之地，还是开辟未几。而周人迁于此，概还是一股志向的，因诸国的不至，而使其人能尽全力与戎狄战，以求自立于一方。至公留，居昐，仍从事于农耕。又十传至古公檀父，复为狄绝逼，乃开启东还之路，徙岐山下。
自此，则文明已历千年，而铜雀历史的年代，也在此时趋于明朗。后世的学者，对于去时已远的千年时代，难以有个准确的系谱，而仍有推求之法的，就是以断片的记载，而依据天地想象以推算了，这在铜雀古代，是普遍施行之法了。根据后人所推算，则夏历四百余年，商历六百余年，而到周时，则有八百余年而作八百年的大称。越去时远，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就更为深切，因为过去的时代，先人是留下不了多少给后人的，而又因动乱和认识上的狭隘，更让我们所能得到的遗物，还有很多不真切的呢。但在这时，则有记载而丰富的历史也开端了，铜雀人便是在这时而对自己的过往有了完整的认识了。太昊之世，去时已有八千余年，在公元纪年前的六千余年，而历三千余年后，而有炎黄之世，再进至千余年，而到禹之世。那时，则时间约在公元前二十二世纪，古代的轮廓，也终于可以在轴线上勾画了。而后在公元前十七世纪初而有商，再至纣时，则时间已轮转到了公元前的十一世纪末了。
历经五千余年的沧海桑田，铜雀民族的主体终以形成，武丁为利统辖，而派士人（士兵和官员）控扼中原要害，遂而扩大东临直辖之范围，即形成了所谓“直隶形枝节，遍行四海，而延展置于天下之中”的近畿，这种使首都管辖之范围由中心辐射至四周的统治模式，便构成了日后历代中央治理地方的基本形式。在这一区划的形式之下，商人乃令其民大举迁徙，而商人尤多，足迹遍及东南，经营产业，而有“商人”之名。大抵这时人地矛盾甚多，而中原之人溢满，为开拓边境，从而开始了向明江以南和伊洛以西的大规模迁徙。到了这时，铜雀人的步伐才刚刚开始踏遍东铜的大陆，而在中原，铜雀文明在北方的发展，也进至于发达，对于西南的探索，自然终是要有一群人敢于去经营的了。
周人甚或就是这一批迁徙大军之中的一员，到了太王檀父之际，便苦心奋斗，使出万般的努力，大有要超越东方的气魄，西边的情势乃为之一变。周人得迁居之民的喜爱，而全力出击戎狄，几次大败其兵，而为文明的发展，西方诸国的生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疆域亦向西大为扩张。幼子季历之后，到了文王在位时，便东方大乱，而西国要周人起，而作一个表率，以与商争战了。
初始，文王居丰，地较恶劣，然众人所向，文王便尽力发展，几至三分天下有其二，遂引起了商人的警惕。他能礼贤下士、宽厚待人，行“罪人不孥”之法，裕民之策，广集人才，而令民心尽望，天下的贤才都来投奔于他。这让纣极为怒，眼见其势盛，便借口将他囚禁在羑里（中原南部地区）。在此期间，文王仍未丧失心志，潜心研究八卦，而演化成六十四爻，穷济天下之理，而作《周易》，又改五弦为七弦，而作《拘幽操》之琴曲。其臣下用美女珍宝进献纣王，而使他获释。
文王见纣王昏庸残暴、丧失民心，而决心雪耻，讨伐商纣。而因顾才能不行，而欲寻一个文武兼备之人。他便在渭水岸边，闻愿者上钩之语，而得姜公望，命为国相。公望协其内政，发展生产，历练兵马。则文王在时，周人大举西攻犬戎、密须、黎、邗，开辟肥沃之土，而至疆土极广，引纣王警觉，遂自东方令诸国攻之。
可是此时，谁还愿为暴政牺牲？唯有同盟之国崇、耄受其胁迫，而不得不发兵与商人攻周。惜其不胜，反为文王打破，长驱直入，灭耄国而据崇，当地土地最肥，乃建都丰邑，令殷人震恐，便直面出天井关（西地以北出入中原的关隘）而南下朝歌的通道了。
到文王晚年，周而有天下有其二的大势，为后来灭商奠定了基础。他去世前，嘱咐儿子姬发三句话：
“好则急做；恶则紧避；时机成熟，不可放过。”
文王故后，武王则渡孟津与纣约战。此前，八百诸侯相会于孟津，要讨伐商纣，武王未许，以为时机未到。怕在当时，虑及西方的诸侯还未尽归，而周人亦消耗的相当大了。三年后，西方诸国尽归，乃联合西方之兵，渡孟津而誓师于商郊牧野，以公望为帅，战车三百，虎贲三千，战士五万，甲子日决战，一举而灭纣，定都镐京，继而建立周朝。
到了这时，周人自西向东的发展，可谓功业恢弘。然武王虽胜纣，商朝却仍未灭，仍需以纣地封其子武庚，使其弟管、蔡二叔监之。
可以看出，此时东方诸侯仍是存力而不服的，对于天下的争夺，周人也不能以一己之力而独占，从来的战争，在三代之内，都还是很为灾难的，也可见和平的定治，从始至终，都是极为残酷的，无一日不有腥风血雨，无一日不为争权夺利。
又三年，武王崩，子成王幼，而武王弟周公摄政。这一时刻，又是铜雀文明的一个大变了。趁其时，武庚携管蔡都叛，是时，则东方的诸势力一概群起而叛之，涉及徐、奄而有熊、盈。徐奄都是中原之国，而熊盈则为边地之氏族，又可窥，此时东方的势力，都是服商而不服周的。
然周朝此际颇有新兴之气，周公亲自东征，平定商的遗民，又灭掉中原的反叛，继而征服边境的淮夷、徐戎，周人此刻的气势，实在是远出于此前自兴之民的勇气的。后则封周公于云（蓬东西南），使其子伯禽就国，又封公望于齐（蓬东北部），又经营东临之地为东都。
如此一来，东方的旧势力，算是给新兴的西方势力给彻底压服了，蛰伏的思想也开始向天下各地漫溢了。
这一时期铜雀的历史，或许就都是以周公为主导的了，人们向来对于一个人的伟大，往往就是因其无边的功业，而令世代崇扬了。周公那一生的事业，让人觉得一个人真正能有以一己之力而扛起一切的能力，后世的人，无论中外，都是以此而看一个人的血泪的。
周公祭奠了后来的框架。平定东方后，他就制礼作乐，而归束人民，摄政凡七年，还政于成王，还为他留下了一大批精明能干、忠诚不二的臣子。自己则行了大义，为世人称道，隐于山川河岳之中。
他死，便有了“风雷之变”。武王病时，周公曾被请以身代，藏祝策于金縢之匮中。其死，成王以人臣之礼葬。一时而空卷狂风，天作惊雷，田禾尽倒，而树木尽拔。成王大惧，开金縢之匮，乃知请以身代之事，遂以王礼葬周公。一场灾异，才告平息。曾经的说法，成王服丧满时，才称自己年幼，不及天下之事，而求周公摄政。既摄政，则管蔡传谣，言周公要不利于王，周公乃避居东临。而其属党为成王尽控，遇风雷之变，而迎周公归国，重行摄政。
两说之别，后者虽不合然亦有事理，我们看古时君臣的关系，仍可见，贤德的君臣，尚无免于权争，更何况后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间的权力之争呢？只是周公所定下的典章经制，立下的治国之道，行使的广集贤才，确下的家国之形，确实是此前的人所未能做，而后来的人也只能将其发扬光大了。
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周公使楚，而后北返，又可见周初对于向明江的发展，是极为重视的。北方即已结为一体，而南方，就亟待要有一个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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