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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朝，士大夫的政治地位又下降了，从给皇帝打工的员工，变成伺候皇帝的仆役了。
明初的士大夫既没有魏晋时的权势，也没有隋唐时的庄园，更没有两宋时的尊贵，只能做一只听话的哈巴狗。
一旦官员犯错误，挨打受刑是日常享受，充军做苦工是皇帝开恩，丧身破家是逃脱不了的宿命。
官场如同刑场，没有大官和小官之分，只有大刑与小刑的差别。
偶尔有被皇帝看重的特务头子，一时风光无限，但是在朱元璋心目中，甚至在口头上，只把这些人当作是咬人的恶犬。
之所以皇权到了朱元璋这里变得登峰造极，其背后的原因便是约束皇权的机制失灵了。
隋唐以来的三省制度，中书省掌决策之权，门下省掌封驳之权，尚书省掌执行之权，将国家政权分作三部分。
三省制度使得各部门分而治之，相互钳制，从而在形式上避免了权臣出现，也防止皇帝滥用权力。
在三省之下执行政务的六部，地位很低。凡是政务推行，名义上由三省的宰相负责。一旦出事，或降职，或免官，或赐死。
如此，皇帝对国事不但不是直接负责人，而且也不负有任何的法律责任。例如，有天灾人祸这样的大事，皇帝顶多下一道罪己诏，不痛不痒的。
究其本质，三省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使皇帝远离朝廷政务，不负行政责任，成为江山社稷的吉祥物，有些像西方的君主立宪制。
到了元朝，三省合为一省。到了明朝，更是直截了当，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杀掉胡惟庸之后，废除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六部。
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皇帝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将皇权与相权合二为一。再加上军权、立法权、司法权，以及超越法律的圣旨，使得天下大权尽在朱元璋手中。
此外，在明朝之前，守法在理论上是皇帝的美德，不论是成文法典，还是习俗相沿的传统。
为了维持一个政治集团的共同利益，为了维持皇家超越世俗的社会地位，守法是皇帝治理国家时最好最有利的统治方法。
皇帝的地位虽高，权力虽大，但是不应当以个人喜好作为执政的导向，不应当以个人感情来毁法、坏法。
即使有特殊情形，也必须先经过法律的制裁，然后再经过皇帝的特权来补救。皇帝特权不应超然于国法之上。
著名的例子有汉文帝时期的幸臣邓通，其在朝堂上不守礼节，导致丞相申屠嘉大发脾气，说是朝廷礼节被破坏了。
下朝之后，申屠嘉下令传邓通审问，拒传就立刻处死。邓通慌了，向皇帝求救，但是汉文帝尊重朝廷礼节，照样让邓通去面见丞相。
邓通只好负荆请罪，去冠光脚，在申屠嘉面前下跪请罪。申屠嘉怒斥：“小臣戏殿上，大不敬！”
之后，申屠嘉令长史将邓通拖出去斩了。邓通吓尿了，磕头求饶，额头都磕出血来了。
汉文帝见状，这才派人向申屠嘉说情，给邓通开罪。申屠嘉这才给了皇帝的面子，放了邓通一马。
邓通如获重释，哭着对汉文帝说，丞相差点就把我给杀了。面对此情此景，汉文帝也很无奈。
申屠嘉是列侯，是开国功臣，代表重臣集团执行法纪，而重臣集团与皇家休戚相关，利害与共，汉文帝也必须尊重丞相的命令。
但是，到了朱元璋时期，一切都变了。放眼整个朝堂，放眼整个大明，放眼整个世界，一个能打的也没有。
所以，朱元璋为所欲为，想尽一切办法剪除所有对朱家王朝有威胁的势力，管你是功臣还是重臣，管你是文官还是武将，通通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