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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虬髯公和红拂也有不正当的关系，这是因为虬髯公送给了红拂一双自己打的麻鞋。当然，这不是一般的麻鞋，甚至你拿到手里也看不出它是麻制的。红拂起初并不想接受这件礼物，因为这双鞋里含有太多的唾液，想起来有一点恶心。但她后来还是收下了，因为这东西有奇异之处，只要穿在脚上，就会觉得冷冰冰麻酥酥，好像赤足踩着了眼镜蛇，马上就想拔足狂奔，而且跑上几十里还是惊魂未定。一点也不觉得累。除此之外，虬髯公还送了她一对轻剑，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告诉她说，这是他珍藏多年的宝物，送给红拂做纪念品――虬髯公的声音不清楚，是因为他总在嚼鞋子，不知不觉把舌头的一部分也嚼掉了――因为这些原因，红拂觉得他对目己很好，甚至到了最后被吊在空中时还在想念他。假如她知道在杨府时虬髯公总在打她的小报告，就不会这么想了。每天虬髯公都要向杨素交一份例行报告，说说红拂今天干了些什么。每次她跑到外面去他都报告了，这种报告一次两次对红拂没有什么害处，积累到一定的数量――比方说，一百次――就会产生效果，头头们会派人把红拂用一床大被子裹起来，乱棍打死，然后埋在后花园里。到了大唐朝，人们把杨素的花园挖开来，发现那里就像红色高棉搞的那种万人坑。到了宋朝，又有人到长安去发掘，发现那里到处都是万人坑。所以像这样的事我们还是不要乱打听，知道多了以后就会觉得活着没有意思。除此之外，他送给红拂的那对剑也不是什么宝物，而是铁片做的，一点钢火也没有，只能拿来斩苍蝇。
这对剑是这么来的：他给头头们汀个报告说：需要一对剑，以便送给红拂作为感情投资；头头们就发下一对剑来。在这种情况下头头们自然不会给什么斩金断玉的神兵宝器，而要给一对切豆腐也费力的铁片。这样比较省钱，也比较安全。简言之，虬髯公住在她的楼下就是监视她的，但是这一点他从来没有告诉过她。这是头头们交办的任务，不能告诉别人。
根据史籍记载，虬髯公很爱红沸，但是红拂不爱他。失恋以后他就出国去，当了扶桑的国王。这件事说明想出国就得赶早，早了可以当国王或者发大财，迟了只能当数学或物理学博士。现在再去，就只能在餐馆里打工了。不过当扶桑国王对虬髯公可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最不喜欢吃鱼，而扶桑的御厨天天给他做生鱼片吃。假如有一顿他对生鱼的胃口不好，那些御厨马上就很冲动地跑到大殿上来切腹自杀，所以血淋淋的场面总是不能避免，不是眼前血淋淋，就是嘴里血淋淋。这时候他已经老了，长出了一个鲇鱼嘴，这和他松宽的两颊倒是很相配。我们说过吧，他是脸上毛孔很粗的黑胖子，很容易出汗。在杨素家里住着时，除了要打小报告之外，他对红拂倒是很好，很喜欢和她聊天，告诉她有关李靖的事――虬髯公的消息相当灵通，知道李靖闹事的始末，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甚至知道李靖在酒坊街有一个相好，这说明头头们很信任虬髯公，虬髯公前途无量。本来红拂逃跑了他应该受到连累，但是头头们很信任他，就不一样了。红拂逃跑以后，杨府只是宣布注销她的乐籍，以后回来永不接纳，仿佛现在红拂已经后悔了，跪在杨府门前似的。而李靖跑掉以后，衙门里却派了二百五十六个公差到处去抓他，并且悬赏缉拿。结果总是拿不到，因为洛阳城大着哪。
假如杨素雇我当顾问的话，肯定很快就能找到李靖。这办法就是出一通告示，贴到一切地方，宣布赦免他的一切罪过，假如有可能的话，再任命他做一个小官，用官费给他出版数学书。他就会马上兴高采烈地跑出来。等他出来以后，想拿他怎么办都可以了。当然，我也会建议不拿李靖去做包子或者砖头，但是我说了人家听不听就不一定了。这种方法是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里推出来的。二十多年前我从这所大学毕业，当时我面色红润，嗓音宏亮，百米能跑到十二秒六；现在头有点白。眼有点花，二十秒内能不能跑出一百米都是大问题。脱了衣服照镜子发现自己有点驼背，还是漏斗胸，筋骨像是些螃蟹腿。在这二十多年里我始终为这个学校服务，头十年住在单身宿舍，一个房间里住四个人。睡上下铺。睡我上铺的是个大胖子，他经常很不自觉地放响屁，其声势穿透褥子和铺板直抵下层。后来又住了十年筒子楼，那里有些人很不自觉。上公共厕所屙了屎不冲。现在上厕所时则面对着―些乳罩和吊袜带，而这些东西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不管怎么说罢，我从来没有想过调到别的地方去，尽管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有的是机会。假如这个例子不典型，那么我还到过一些贫困地方，那里的人男的穷到连****都吊不住，女的像是一批大怪物，人家也没想到要背井离乡。事实上一种生活越是不像样子，就越是让人依恋，因为这是头头们的安排，自己受苦受难就是替头儿分忧解难。根据这个原理，我认为李卫公在年轻时无限热爱那座泥水浸泡，雾气蒸腾的洛阳城，只要有一分可能就不逃跑。虽然他在其中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这件事一点都不深奥。稍有一点深奥的是李靖生在洛阳城，不管该城市多么的糟糕，但是它在李靖出世前就存在了，其结果是李靖有几分洛阳城，而不是洛阳城有几分李靖。而后来的长安的情形则恰恰相反。李靖从没想过要从洛阳城里逃出去。他只是被逼无奈。
我出生在北京城，故而我有几分北京城，虽然现在北京城和我出世时大不一样了。后来我考上了某个大学，故而我又有几分某大学。当然这大学和我初考进去时也是大不一样，当时校园里还有些地方有几分像草坪或是花园，现在则全然不像。现在到处都在盖房子，故而到处都像是堆料场。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因为人多了，需要房子住。根据我的观察，北京城和某大学里的人都是一副人头攒动的景象，所以我不像一个人，而像是一大群的人。比方说，我在证费尔马定理，心里却老在想假如证了出来，一定能让同事大吃一惊。其实费尔马定理就是费尔马定理，跟同事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惊吓他们？再比方说，我在学报上登了篇论文，心里就老在想不知小孙看到了没有。其实人家小孙是图书馆的文史部的，看数学学报干什么。我的脑子老像有一大群人在朝四面八方乱扯。李卫公和红拂跑到洛阳城的废土地庙里靠偷人家的菜过活时，他的脑子里也是这样。除此之外，他还老要自怨自艾，说：我干嘛要去喝那些黄汤子呢？不喝也死不了的。我干嘛要上别人房顶上去跑呢？人家打我两下就打两下罢――全是些不知所云的昏话。总而言之，他心思纷乱，情绪低沉。
但是卫公毕竟是卫公，在这样的心情之下，干起缺德事来，分寸丝毫不乱。偷了人家的土豆、芋头，还知道把秧子栽回坑里去。人家来刨土豆，一看底下没结土豆，就以为是没长好。如果是偷南瓜，就用刀子把南瓜肉挖走，把瓜瓤装回去，再把外皮重新拼起来。人家收南瓜时，看到瓜大空心，就记在种籽商的账上，下回再也不买他的种。如果他偷黄瓜茄子，总是把大的偷走，在原来的地方移上中个的，中个的地方移上小个的。园主一看，以为自己见了鬼：满园的瓜果越长越小，最后都长没了。如果他偷别人一棵白菜，准把剩下的全拔起来，栽到相邻的园里去，让两位园主相互厮打。这说明缺德也有天才，卫公就是这样的天才。这片菜园子总是没有人，偶尔有人来收拾一下，也不久呆。除了大家都有别的事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里有股气味，十分的厚重。红拂问李靖这是什么味时，卫公说是菜园子味，后来又说是蔬菜味。其实那是大粪味，只不过是经过发酵，长了蛆的大粪，味道很特别――臭味虽然不够猛烈，但是十分滞重并且令人恶心。人们拿这种物质来浇菜。但是他不想这样告诉红拂，恐伯她知道了这些，就再也不肯吃这些蔬菜了。
在洛阳城的那个废土地庙后面有一口浅水井，井水绿油油的不大干净，里面还有无数的青蛙，当你走近它时，那些青蛙纷纷跳下水去，井里就扑通扑通的乱响。李卫公拿了一个棉花团浸了自己的尿，拴在一根线上放到井里捉青蛙，然后又从井里打水烧来喝。后来他又把这种水盛在一个大碗里叫红拂来喝。开头红拂想要提醒他一句：这水里有他的尿。但是又想到自己已经把头发铰了跑出来，这件事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就把水接过来，恶狠狠地盯了它半天，然后猛地喝了一大口。出乎意料地发现这种水倒没有很厉害的骚味――这件事叫我想起我在农村时淘井的事来，我们吃水的井底下其实臭得很厉害，谁都不愿意淘井，因为它可以使你对生活失去信心――除此之外，红拂还下定了决心，不为和李靖私奔的事而后悔，所以在任何时候都要往好处想。
比方说，虽然现在要喝这种不干净的水，但是起码不用拖着三丈长的头发走来走去，实在轻松多了。三丈长的头发虽然好看，但是它要从头皮上吸收营养，所以就会使人头脑昏昏沉沉，并且落下耳鸣的毛病。人家还说，蓄了一辈子长发的人死掉以后，你把她的脑壳破开，一下子找不到脑子――脑子已经缩到花生米那么大，附在后脑壳的某个地方，其它地方是空的。这种情形在那人活着的时候敲她的脑壳就能听出来，所以红拂在杨府里经常敲自己的脑壳，只是因留长发留得耳鸣，故而听不出空了没有。但是公平地讲，头发也有很多好处。因为它是活的东西，所以冬暖夏凉，比任何卧具都要好，在蓄长发的时候，红拂既不需要睡衣，也不要鸭绒被或者凉席，只要裹在头发里就可以睡着了，但是偏偏有那些东西。现在没有了头发，迫切需要睡衣、被子、席子，但又没有，只有泥地上的一堆茅草。
我们还没有说到李靖和红拂***的情形。李卫公以为红拂既然和他私奔，这件事就属自然。但是他首次向红拂提出时，她瞪了他好半天，然后才用喝水时那种毅然绝然的神情说：好吧，然后就把衣服都脱掉，说：这件事我可是一点都不懂。等干完了以后，她坐起来说：这件事一点都不好玩。假如虬髯公知道她是这样草率地行了苟且之事，一定会气坏了。
有关这件事，红拂后来是这么说的：我从杨府里跑出来找卫公，本来是想找点有意思的事干干，谁知一见了面他就用那个**子扎我――这件事有什么意思呀！这段话说明红拂对性生活的态度始终不积极，她私奔的理由只是追求有趣。在此之前她已经知道了卫公是个怪人，证明了费尔马定理，并且害死了半城的人，因此她就认定了卫公一定是个很有趣的人，跑来找他。这件事叫我想起了十五年前发生的事，那一年是一九七七年，我在一个小工厂里当工人。有一位数学界的前辈陈景润在哥德巴赫猜想的证明方面取得了进展，而且陈前辈当时是光棍一条。我的女同事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纷纷写信追求他。她们的理由是陈景润证出了数学定理，他是多么有趣呀。其实纯数学，尤其是数论，乃是世界上最无趣的事。一个人如果不是悲观绝望到了极点――比方说，像我现在一样，就决不会去碰那种东西。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要分辨一个人是否有趣，决不能拿他的数学造诣做判据。事实上卫公，我，陈前辈都不是最无趣的人，但是这纯属偶然。我知道很多数学家都无趣之极，但是我本人也是数学家，不能吃里扒外地把他们的名字举出来。
我们知道虬髯公在杨素府里很受头头们信任，这只是一部分情况。其实他本人也是个小头儿，而且有责任心。因为这个原因，他只好整天坐在地上，除了嚼草鞍之外什么都不能干；这和今天的头儿只好坐在那里，除了公文什么也不能看是一样的。这件事就叫作上班。一早一晚不上班的时候，他就干点以身作则的事：打扫卫生，修整花园等等，扫地时一直扫到红拂的房间里去。这件事的动机是不盲而喻的：他是个老光棍；而红拂在自己房间里总是穿得很少，甚至什么都不穿。但是他一走进红拂的房间，就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他的脸扭到门口方向，不管怎么转身，脸部的方向总是不改，好像他的鼻子是指北针，门口就是北一样。不要以为像他这样的大剑客会轻易扭断了脖子，也不要以为任何人的脖子可以长久地扭下去。事实上，只要一出了红拂的房门，他的头就会一连转上好几圈，直到转回原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地方，不是他自己要扭脖子，而是脖子自己极了过去。对于这件事，红拂是这么评价的：假如虬髯公不是假正经的话，那他就是造大粪的机器。后来这种脾气使他在扶桑大吃苦头，因为他的后妃到他寝室里过夜时，为了郑重，总是把所有的好衣服全穿上。从傍晚到午夜，他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往下剥和服，因为要做到郑重其事，所以半夜都剥不光。从午夜到天明他把脱下来的又重新套上，好像在包装磁器，准备出口欧洲，而扶桑女人为了矜持，一点忙都不肯帮。像他这样后妃成群的人还要用****来救急，叫人真不敢相信。假如我是他的话，就在床头放一把大剪刀。当然，像我这样的人也只能做工会小组长，当不了扶桑国王。如果不扯那么远，就该说到，红拂不穿衣服是什么模样，他一点都没看见。假如我写道：当时红拂的****是鲜红色的，好像两个血管痣，或者说，像两小粒刚摘下来的鲜草莓，看上去很好吃；红拂的****乌黑油亮，仿佛经过梳理；虬髯公就会对我的书闭上眼睛，大叫一声：****！
虬髯公后来说他是爱红拂的，不过不是用眼睛来爱，是用鼻子爱。他喜欢闻红拂的气味。但我不知他倒底是爱红拂还是爱香水。他还说他爱红拂的声音，也就是说，用耳朵去爱，这也很高尚，不过那是假嗓子。我用手捏住脖子也能发出这种音响，不知他会不会爱上我。每回扫过地以后，他把红拂脱落的头发都拣起来，洗干净，收藏起来，就像个拣钢蹦的老财迷一样。等到红拂剪掉自己的头发逃出了杨府，那些头发堆在地上逐渐失去了光泽，他看了又觉得可惜，就把它们都缠到身上，让它得到人体的滋润，却把自己缠得像个乱线团。他还拣到了红拂扔掉的两双旧袜子，洗干净之后揣在怀里。我觉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分子。除此之外，他在红拂面前嚼鞋子也是故意的、他觉得这样显得勤劳朴实，能给红拂一个好印象，但是红拂却觉得他很贪吃，还觉得他能把整个的猪头放进嘴里去。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在女朋友面前吃一次猪头肉，恋爱一定会失败。类似的食品还有鸡屁股，猪肠子，有点臭了的炸带鱼，整根拍扁的黄瓜等等。很不幸的是这些食品我都爱得要命。这就是我总在打光棍的原因。但是这些事扯得太远了。红拂逃走以后，虬髯公终于能够不扭脖子地走进她房间里。那时这间房子里好像炸了一颗炸弹一样，因为红拂临走时收拾了一下。但不是收拾房子，而是收拾行装。虬髯公看了这个景象很伤心，不仅是伤心以后再也见不到红拂，而且也伤心红拂居然逃出了杨府。在他看来，杨府非常好。假如不是得了精神病，就不该离开这里。
李卫公不见了以后，满城的公差都在找李靖，尤其是那二百五十六个即将被砍头的公差――其余的也很急，因为按这种速度很快就要轮到他们――有人想到了李二娘这条线索，于是就闯到李二娘家里去，逼问她李靖上哪儿了。李二娘说不知道，那些公差就动手逼供，就地取材地找了四根筷子夹在她左手的指缝里，用力一捏。李二娘的那只手马上变得像只在地上被人踩了一脚的小鸡，在这种情况下她当然是晕过去了。醒过来一看，自己的右手也在那些人的挟持之下，就说：能让我拿手绢擦擦眼泪吗？擦完了泪，她又要求去小便一下。等这件事做好了之后，她回来坐在椅子上，把手指伸到筷子中间，深吸口气，做好了惨叫的准备，就说：捏罢。那些公差看她这个模样，以为她不知道李靖在哪里，就不再问她，全都离去了，临走还给她带上了门。其实李二娘完全知道李靖在哪里，但是一开始她觉得李靖是她的老相好，假如未经拷打就说出去未免是不够意思。等到经过拷打了以后，她又觉得很疼，因此仇恨这些公差，更不肯说出来。这就是说，虽然她愿意出卖李靖，却没法子出卖他。正确的作法是先打她一顿，然后去道歉，然后再打。就如先把一个人打成****，然后给他平反；然后再打成他个什么东西，再平反；不管什么东西都经不住这样折腾。
李二娘知道李靖准是藏在菜地里，因为过去他们常到菜地去玩。那地方原来是片沼泽地，后来虽然把积水排干了，蚊子还是特别的多，虽然不是每只蚊子都咬人，但是扑到脸上也很讨厌。他们俩在菜园子中间的小路上溜弯时，李靖常常纵身跃过篱笆，到里面采一朵黄澄澄的南瓜花出来，一本正经地献给她。那种花像破纸片一样，很难看，有好多讨厌的花粉，而且是偷来的。但是假如豆角不开花。在菜园子里就不可能有更好的花了，所以李二娘把它戴到头上，然后它就在那里变成了烂糟糟的一团，好像一团屎。她还能准确地知道李靖是藏在那个破庙里，因为有时候李靖把她带到那座破庙里过夜。这种想法和有饭不在家里吃跑出去野餐是一样的。她对烂纸头一样的南瓜花，对破庙里那些扎人的茅草都恨得要命，就像她痛恨李靖一样。
李二娘是个二十六岁的寡妇，到了这个岁数，人就该理所应当地痛恨一切。李二娘只是不痛恨上面，因为大家都应该尊敬头儿。但是上面来的人闯到她家里来，把她的手捏坏，所以她连上面都恨起来了。那些公差走了以后，她跑到后面的作坊里去，把手插进酒糟里止痛。对于没有见过酒糟的人我要解释说，这种东西的样子就像是牛粪，因为正在发酵中，它的气味臭不可闻，但总是热烘烘的，可以起到热敷止疼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酒糟的气味也染到她身上，藏在衣服里面和头发里。现在我们提到一位造酒的风流寡妇，总要想到她满身酒香。其实不然，她们全都是满身糟臭，好像从酱油缸里钻出来的一样。
李二娘在街上走动时，身后留下一道气味的长廊，走到她身后的人闻了总要失口嚷道：酒坊街的！李二娘听了以后气得发疯，大叫起来：我是酒坊街的，干你什么事？洛阳城里破土地庙边上的菜地有老大的一片，简直有半个洛阳城大。除非到了家里没有菜或者该收拾园子的那几天，谁都想不到有这么个地方。那里沟渠纵横，渠边上长着柳树，有半数以上死掉了，树皮绽开，掉下来成堆锯末似的虫子屎，日暮时分，不管是活柳树还是死柳树，都在天上留下黑色的剪影。除此之外，水边上还长满了茅草，那种草是三棱的，异常坚硬，把它割下来苫房顶是再好也没有了。李靖看到这种草，就想到应该割上几担去补补自己的房子――但是已经晚了，他的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因为这个原因，李靖就挑了几担胶泥，把破土地庙抹得平平整整。这件事说明，修整自己的家是人们的天性。我住的房子里，厨房是黑油油的，过厅里鞋子纵横，而且有一股馊臭的气味。这叫我感觉心情郁结。于是我就努力收拾了一次，从灶台上刮下了半斤多油泥。这种东西实在弃之可惜，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食用油，但是留着也没有什么用。然后我又把自己的房门打开（这是给过厅照明的唯一方法，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窗户，而灯泡又坏了），收拾过厅，先是清洁了地面，然后去对付那些鞋。我想把它们配好对整齐地放起来，但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左脚的鞋很明显是比右脚的多。这种情形只有在小孙长了两只左脚时才有可能，但这和我平时的观察又不一致。就在这时候，门打开了。小孙睡眼惺松地走了出来，找了张椅子坐下来说：你折腾什么呀，真讨厌！我也很想对她说她那个样子很难看，但是没有讲出口来。因为我知道这样说得罪人。后来她发现我在拣她的鞋子，又显示出一点惭愧的样子，不过还是说：这房子还不知道能住几天呢，瞎折腾些什么？这种话我一听就头疼。不过最后她还是受到了我的带动，把厕所里的便器刷拿出来――未刷时，那东西呈旧茶缸子的色泽，刷了以后就有五六成新。
李卫公在菜地里又发明了把地面抹得像镜面一样平的方法，他把白膏泥调稀了灌到屋里去，让它慢慢沉淀，地面就变得异常平整，人走到上面都有倒影。然后他又把四壁抹好，用河沟里拣来的卵石抛光。这间房子就此变得像正午时分的沙漠一样亮堂，散发着水和石灰的气味。后来他在这间房子里以红拂为模特画了好多裸体画，这些画里不包含数学定理，也没有政治寓意，画的也不是领袖人物。所以每一张都是伟大的杰作。这些画都没有流传下来，因为画上的人物既美丽又性感。而根据我们国家的美术理论，画上的人物绝不能美丽，更不能性感。这件事实在可惜，因为这是卫公一生艺术成就的精华，而且他作这些画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举例言之，假如他觉得在一幅画上红拂的眼睛不够黑，就往她眼睛里滴眼药水，使她瞳孔散大；如果觉得太黑了，就用另一种眼药水使她瞳孔缩小，以致她经常什么都看不见。假如在一幅画里红拂****的位置稍低，他就用一根翎毛去挑逗，使它翘起来，假如位置太高，往上面哈气使它松弛。这种调整是如此的频繁，以致她说：要长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