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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文夫出题目，大家作文章，这办法可以，这题目我不赞成。没准老陆早写好一篇稿子在抽屉里歪着呢，篇名就叫《临街的窗》。他以有准备有把握来对付大家的没准备没把握，当然稳操胜券。对这位姑苏秀士，是不可掉以轻心的。
我搜索枯肠，把与“临街的窗”有关的一切记忆，一切构想全翻出来。先想了个爱情故事：（这年头爱情故事最热门儿）有个穿夹克衫、牛仔裤的青年在街上走路，冷不防被一件什么东西砸昏了头。正要破口大骂，抬头看见楼上窗口里探出来一个梳着“清水挂面”发型的脑袋。月亮样的脸儿，星星样的眼儿，银铃似的嗓儿，柳枝似的款儿……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还想好一个恋爱加自学成才的故事，（这比单写恋爱更有思想意义）男的上中越边界保卫祖国去了。女的白天坚持生产，晚上读电视大学法律系。天天自学到深夜。周围所有的窗口都暗了，只有她的窗是亮的，她总喜欢挂个桃江色的窗帘，窗口又临着京津唐高速公路，于是她的窗口就成了夜晚行车的司机们的灯标，司机们说起路线来也都说“看见桃红色窗口往左拐！”或“距桃红色窗口还有二十里！”最后有志者事竟成。男的在前方当了英雄，女的在后方拿到大学文凭。
这两个构思，我有把握写出来一定出色。准把别人写的同题小说镇住。连陆文夫的也镇住！我没写是因为这俩构思还有点小毛病，容易叫人误解，以为我是抄袭的。前一个使人想到施耐庵，尽管男主人穿了夹克衫、牛仔裤，还是有点像西门庆。后一个叫人记起孙犁老师，虽然把窗外的大河换成了大街，船改成了汽车，那盏灯可铁案如山。两位大师一个在几百年前，一个在几十年前，都打过窗口的主意，逼得后人没路走，真有点儿令人遗憾。
既然虚构的故事容易与前人撞车，就从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情中去找材料。
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五楼之上。他家就有个窗口临街。夏天坐在他家窗下乘凉，常常会有意外的收获。不定什么时候有东西从窗口飘然而下。也许是枕头，也许是拖鞋，大件的还有门帘。这两口子爱吵架，一吵就争着扔东西。还专门往窗外扔。好在二位动中有静，不管上多大火，扔东西的时候仍忘不了挑挑拣拣；专找不值钱又摔不坏的扔，这才一直没有砸伤过人。但对乘凉的人究竟是个威胁。可谁也不敢去劝，越有人劝扔得越厉害。幸亏邻居有个小青年，是学说相声的，想个主意，把他们劝好了。人们才又能继续在那窗下乘凉。他这劝的办法也有点特别。不是越劝火越大吗？他劝到火头最高时，就帮两个递东西供他们扔。先递一件旧衬衣，男的接过去扔了。又递一把破笤帚，女的夺去扔了。第三件他就把桌上十四寸彩电抱了过来，劝他们说：“这个沉点儿，两人一块扔吧，摔这个才解恨！”
这个材料虽有趣，可思想性差点，也不能入选。我就扩大挖掘面，找一位邻居去采访：
“您知道有关临街的窗户的事吗？”
“谁家的窗户？你们家的还是别人家的？”
“当然别人家的。”
这位当过治保委员，用怀疑的眼光盯了我半天，才小声说：“这么大岁数了，学点好。关心别人家的窗户干什么？”
冥冥中自有神助，我们两人对话，叫另一位邻居听见了，这位邻居叫康孝纯。
这位康工程师，读过我的《双猫图》的人会记得他，是个当了二十几年“内定右派”的老实人。如今却成了老来红。挂了好几个“学会”和“协会”理事头衔，一面在北京一个大建筑公司当总工程师，一面还兼任深圳某个厂家的工程顾问，三天两头飞翔于北京广东之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要找材料写小说是吧？临街窗口的故事您想听几个？”
我说：“您能讲几个？”
他说：“我盖了一辈子房子！假定一栋十五层楼房有两面临街，每层每面三十个房间，就有900个窗口临街，哪个窗口内外不发生点故事？”
“您这么说可透着玄。”
“一点不玄，这还只是说我亲自参加盖的房的窗口，要再加上我听来的关于窗口的故事，那就更没数了……”
我说：“既这样您就行行方便，给我讲一两个，好不好？”
“好。可今天不行，我得回去查查日记，翻翻资料，等我作好准备再跟你讲。”
我以为他是说说玩的，便由他去了。仍然绞尽脑汁自己打主意。星期六晚上，我正为想不出结果咒骂天地鬼神，管传呼电话的大嫂在外边喊我去接电话。
电话是康工打来的：“您还要听临街的窗的故事吗？明天提几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到西郊鲁谷村414工地找我。明天工地休息，我告诉值班人员在门口等你。”
我仍然认为他可能是开玩笑。这位工程师办什么事都严格准确，一丝不苟。连开玩笑也认真严肃地开，板着脸叫你分不出真假的时候是常有的。但我还是按时去了，并且背了四五瓶啤酒，一包熏豆腐干，一斤月盛斋的酱牛肉。我想即便是个恶作剧也还是有趣的，我愿意上这样的当。
这个414工地，在鲁谷下了地下火车后，还要走十几分钟，在旧鲁谷村西头一个丁字路口，是一个塔式高楼，已经建到第三十二、三层了。滑动脚手架还在向上升，不知总共有多少层。因为没完工，周围还用刺铁丝拦着，我找到入口处，上了年纪的看门人正拿着一顶安全帽在收发室等我。他说：“康总在二十一层等你。”并把我引到了一层入口。
这座楼走近了远比在路口看着大得多。按占地面积看和著名的东京“京王普拉札”大小差不多。星期天，工地上空无一人。主体结构虽起来了，装修活儿还全没动。所以楼里边黑暗、潮湿，到处是碎砖断铁又寂无人声。走着走着我突然有一种一个人在深夜里独行的感觉。楼梯是装好了，但既没有拦杆，也没有抹平，一层一层爬上去，既吃力又担心。身上这一背包酒食，随着攀登的高度而加重分量，我的兴致则随着包裹分量加重而逐步降低。
我终于爬到了二十一层。
康孝纯坐在正对楼梯的一间屋里，屋子正中，反扣着一个装灰浆的半截铁桶，大桶四面放了四块半头砖。他自己坐在靠左侧的一块上，其余的几块空着。看我上了楼梯，他站起来朝我招招手，我走进了屋子，他指指扣着的大桶说：“东西放在这儿。”
我把包放下了。
“咱们现在就谈吧。”他正正经经地说：“你要录音吗？”
我说：“我、我以为你也许开玩笑，没有带。”
“我给你预备了。”他回身从他坐的地方提起个绿书包，拿出个旧式的，人们叫“砖头式”的黑色录音机。推推我的背包，也放在大桶上。然后又朝我招招手，走到并排的三个窗口前边。
“你先看看这个环境。”
站到窗前，才知道我离开地面有多高了，道路像一条镶了绿边的浅灰色带子，垂直挂下来，到楼跟前又分作两条，向左右延伸出去。汽车像硬壳甲虫，无声地滚动着。
康孝纯伸出一个手指，指着我说：“你闭上眼，想象一下，假定现在不是1984年，而是1976年。早春，阴沉的天气。这座楼不是在郊区，而是在北京城里一个闹市附近。楼下有造反派、武卫队把守。空荡荡的楼上，只有四个‘罪行重大’的专政对象。”
“四个？在这干什么？”
“擦玻璃！”
康孝纯进一步的说明道。
1976年清明节前个把星期，有幢五十年代盖的大楼（当时在北京是最高的楼之一）为了承担重要的外事任务，翻修一新。修完了，负责翻修工程的某建筑公司就拆了架子，报请交工。甲方来验收时，发现工程虽然完了，却没有擦窗户，从一层到楼顶，每个窗户都污秽不堪。有的挂满了白灰水泥，有的被涂抹上了文字的图画，一般的画画也罢了，偏在最最革命的口号旁边画了几幅人类最古老的**图画，甲方是很有权力的部门，命令乙方三天之内必须把玻璃擦干净。不然耽误了使用，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乙方当然不敢违令。可是脚手架全拆了，三天连架子也搭不起来。尽管又开“誓师大会”，又用“大批判开路”，念了许多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可还是没人肯上去玩命。逼急了，人们就说：“只有让造反起家的***负责人带头上二十层楼的窗户外边去擦玻璃，大家才肯紧跟。”这负责人和队长们研究了几次，觉得自己带头上固然可以，可这带有片面性，不符合毛**关于领导干部要学会“弹钢琴”的教导，还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好，就把悬在高空擦玻璃的光荣任务交给阶级敌人去干，说明这是对他们的关怀与信任，给他们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这个工地共关着四个阶级敌人，一个“走资派”，姓张；一个“右派分子”，姓王；一个“特务分子”，姓李；还有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是个女的，姓赵。前边三人的罪行，跟其他“走资派”、“右派分子”大同小异，不必多说。这位赵同志的罪行有点特殊。她是个会计，也算知识分子。可很遵守旧道德，生了个儿子，自己不起名，偏请她婆婆给起名。婆婆没文化，认为解放后“人民”两个字最吃香，“人民币”、“人民服”、“人民警察”、“人民小吃店”，什么都叫人民，就给她孩子起个奶名叫人民，这还不算，从此对她儿媳妇也改了称呼，叫她“人民他妈”，一到吃饭时，碰到小赵不在屋，她就满街去喊，“人民他妈，吃饭罗！”
小赵当会计，遵守财务制度一丝不苟。*****起来后，造反派们要串连，要制武器，要支援本派哥儿们闹革命。一来领钱她就死抠条文，不肯发钱。造反派就贴了张通令说：“中国人民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只有一位，怎能另有一个人民她妈？赵××以人民他妈自居，用心何其毒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一查，她爹解放前卖豆腐雇过一个伙计，属于资产阶级之类，便把她揪出来定了个现行反革命。婆婆吓死了，小孩被外地工作的丈夫领走了，只她一个人蹲在“牛棚”里。
简断截说吧，就把这四个人弄到十一层楼上来了、扔给他们几块抹布，一盒去污粉，交代清楚：“到时候有人送饭来，不擦净里里外外的玻璃，别想囫囵着出这个楼。”因为楼上太冷，造反派说完就到楼下门卫屋中烤炉子去了。
这四个人全是在“牛棚”被专政惯了的。开始来时，互相既不敢说话，也不敢随意朝窗外乱瞧。干了一阵，看到身后当真没有人拿鞭子在监视，精神上就松懈了点。先是使劲的咳嗽、叹气，看看并没人来制止，随后就升起一股想要互相说说话的欲望。你看我，我看你，弯弯嘴角，皱皱眉头，可就没有人挑头说第一句。这时老张（就是那个走资派）正一手抓住窗棂，两脚踏着半边窗台，身子悬在楼外空中，用另一只手擦窗户的外侧。其他三个人都还在擦内侧。老张吊在空中擦完一扇，连害怕带累早已气喘吁吁，便跳下窗台挑头说了第一句话：“咱们歇会儿。”那三个人就跟着他坐了下来。
干活时还好忍，这一坐下休息，要说说话的欲望就更难抑制了。又是老张带了个头：“难得有这点自由，聊点什么吧！”
老王说：“造反派要知道……”
老张说：“就咱四个人，里边还有人打小报告吗？”
老李说：“说废话，别说闲话，他们知道了也上不了纲。”
老张说：“你的主意好，你头一个聊。”
老李想了想，说：“咱不是擦窗户吗，我讲个跟窗户有关的故事。”
好多年前（不是现在，与现实无关），在美国（揭露的是帝国主义国家，与我们无关），有一作家住在二十层楼上的一间房子里。恰好那屋里有一扇窗户跟这座一样，冲着一条又长又直的大街。他的桌子就放在这窗前。
有天晚上，这位作家坐在桌前工作。由于全神贯注在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身上，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所在的地方，所以他中间停下笔来点烟的时候，看到窗外迎面有人朝他走来，他并没介意，仍想着他正写的文章。
他吸了口烟，想休息一下眼睛，就习惯地又朝窗外望去。就在这吸一口烟的功夫，迎面来的那人走近了，他这才看到这人身上还背着个东西。开始还看不准背的是什么，但那人一步步走近，也一步步升高，眼看和他位置相平了，才看出他背的是一口上了银漆的棺材。
作家心里挺奇怪：“这重重的东西，为什么一个人背着？”他刚这么一想，迎面那人似乎听到了他的心声，就抬起了头，这时已经离着作家的窗口很近了，作家看到这人脸色苍白，一脸怒容，不由得打个冷战。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坐在二十层的高楼上，时间已是午夜，就大叫一声，用手捂上了脸。
这一声叫后，四周又恢复了沉寂。作家听了半天没动静，把手慢慢从脸上拿下来，再看窗外，仍然月光如水，往下看，一条白净净的大路空无一人，一直伸向无限远处。
他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这是写作时间太长累花了眼，便洗洗澡睡觉了。此后一切正常，他也就淡忘了这件事。
几年之后，他去另外一个城市办事。他要去的那个部门，在一座摩天楼的最上一层，那时还是旧式的电梯，由专业电梯工开动。他走进这幢大楼时，正有一群人撞进电梯，他紧赶慢赶，偏偏赶到电梯跟前，电梯工把门关上了。他忙敲敲门，喊了声：“对不起，等等我。”
电梯工听见声音，把门重新又打开了，笑着点点头说：“对不起，请上。”
作家点点头朝电梯工一看，不由得把伸出去的脚又缩了回来，心想：“这张脸如此苍白，怎么像在哪儿见过？”再一想，不得了，正好就是那晚上看见的背着棺材的那张脸，他犹疑了一下，从门口退回来了，朝那张脸点点头说：“对不起，我想起一点别的事。”
电梯门又关上，并且开动了。作家决定今天暂不上去办事，先把自己神经安定下来再说。他转身朝楼外走去。还没走到门口，听到背后一声巨响，数声惨叫，忙回头看，那电梯断了钢绳，从几十层楼上摔下来了，电梯上的人全摔成了肉酱。
这事成了轰动一时的惨案。警察和司法机关登报征求目睹此事者出来作证，以便把案情查清。作家认为自己责无旁贷，便主动应召到警察局去提供见证。他受了警方欢迎，也受了更多的人注意。大家纷纷问他：“你既是匆匆赶来上电梯的，为什么临时又改了主意呢？”他如果会撒谎，只说：“我忽然想起忘了带一件必用的东西，赶紧回去取它，就没有上。”这事也许就完了。偏他是个诚实入，把撒谎看得和偷窃一样可耻。况且，照实把自己的奇遇说出来又有什么不好呢？便把他半夜从窗口看到开电梯人背着棺材的事如实说了。这一下可哗然了，谁信这套鬼话呢？这显然是骗人，为什么要骗人？他心里有鬼，他干的事不敢公之于众。于是旅馆主、侦探、死者家属、新闻记者、打抱不平的，各种人组成统一战线，朝他围过来，要他交代实情。他觉得受了侮辱，一怒拂袖而去。这一举动可是热火上浇油，人们动用舆论工具，在报纸上，电台上向他群起而攻之，这统一战线队伍越来越大，大家作了各种推理和猜测，这回轮到别人拿他当材料写小说了。
有人说他欠了遇难者中某个人的大笔债务，为了逃避偿还，他把电梯破坏了，引诱那人上去，他自己却及时跳了下来；有人说他和某保险公司有仇，为了使那个保险公司破产，他制造了这场惨案，因为这电梯和坐电梯的某个大亨是在那间公司保了险的；也有人说他是受了另一家电梯厂的贿赂来作这件事的，因为那家电梯公司和这坠毁的电梯制造商正在竞争……尽管并没有一件猜测能成定论，有一件事却无形中有了定论，即这个作家确有谋财害命的嫌疑，连警方也要立案对他侦察了。作家原来认为那晚上从窗口看到的景象救了他一命，是他的造化。现在才发现那景象给他带来的灾难远比死了难受。他连死的权利也没有了，一死便更加证明大家推测的有理，而活下去实在不如在电梯上突然死去来得舒服。
老李讲到这儿不再讲下去，大家互相看看，谁也没说什么，就接着干活去了。老张又挂在外边擦了一扇窗户，招呼大家第二次歇气儿。
第二轮休息时，大家叫老王讲，老王也讲了一个临街的窗口的故事。
好多年前，也是在个外国（到底多少年？什么国家？都不必管他。反正不是中国，不是现在）。有个大学生独身住在一座高楼的第二十层楼上的一间小屋里。屋子有面窗户临街，窗下是条横街。街对过也有一幢高楼，是一家旅馆。那旅馆有一面窗户和他这窗口相对，如果打开窗户，互相能隐约看到对方屋内情形，却听不到声音。
快到期终考试了，年轻人日以继夜地复习功课。这天他念书念到深夜，正是万籁俱静时，他听到一阵争吵声。急忙向窗外望去，只见对面楼上所有的窗子都黑了。只有和他正对面的窗口灯光通明。灯下两个汉子正在厮打。一个年纪大的边抵抗边往门外逃，一个年轻人几次把他揪回来摔在地上。那个老人急了，把头伸向窗口似乎要喊叫，就在这一刹那，年轻人从后边扑上去，双手掐住他的脖子；眼看着他摇摇晃晃地倒了下去，又过了好一会儿，年轻人才松开手，从老人西装口袋掏出包什么，察看一下，揣在自己兜里，匆匆开门走了。老人再也没爬起来。
大学生被这残暴的景象吓呆了。一清醒过来，马上就跑出去打电话，向警察局报告他目睹一桩凶杀案。警察局问清报案人的姓名、地址，说了声谢谢，就把电话挂上了。
大学生为这事扰乱得再也没法集中注意力温习功课，准备等听到破案的消息之后立刻换个住所。破案的消息没等来，警察局反派人把他抓走了。经过审讯判他半年苦役，外加一大笔罚款。罪名是“故意报假案，扰乱治安，捉弄警察”。因为警察得到他的报告，立刻就去了现场。他指明的那个房间里一对新婚夫妇正在熟睡，他们自己声称从头一天下午起一直没有离开过房间，也没人来访。除此以外，整个旅馆太平无事，没有任何房间出过任何事故。旅馆的经理、仆役和房客都出了证明，证明大学生的报警毫无事实根据。大学生不服判决，再次声明他的亲眼所见，法院只好把精神病医生请来会诊。其结果是撤销了原判，把他作为精神病患者送进了疯人院。
过了三年，那家旅馆当真发生了凶杀案，死者的年龄、衣着、被杀的方式恰好和那个大学生在三年前报警时说的丝毫不差，警察为此翻出了旧档案，按旧档案提供的凶手的外貌特征去侦察，很快抓住了凶手。经过审讯，当真破了案，而凶手供出的作案经过也和大学生看到的一模一样。警察局长感到这件事不可解释，但承认对那个大学生是处理错了，马上派人去疯人院接他。
大学生经过三年的折磨，这时真的精神失常了。
这个故事讲完，几个人脸上都挂上了一层霜。互相看也不看了，只顾各自低头想自己的心思。老张觉得大家情绪不正常，他不让别人上窗外，仍然自己一人到窗外去干。大家说：“那不合适，你一人也干不完。”老张说：“等再休息一回后，你们全出去，换我一个人在屋里干。”
再一次休息，小赵讲了一个故事。
也是多年前，在外国。一个当侦探的喜欢玩桥牌。星期六晚上，约了三个牌友，在郊外一个高层楼旅馆租了个房间，准备玩个通宵。这房间在二十几层楼上。房中间摆了牌桌，侦探的座位恰面向临街的窗子。窗外是阴沉沉的天空。天空下边是同样阴沉沉的海水，这旅馆是建在海边一座山崖上的。
他们吃过晚饭就玩，玩到午夜十二点，吃了一点夜宵。重新坐下洗牌时，发现少了一张。一查，是“红心A”，大家桌上桌下找个遍，也没这个红心A。就叫茶房另拿一副新牌来。
新牌拿来后，当场打开纸包，当场拆开纸盒，一切全如常，可是洗完一发牌，还是缺少一张。查一查，缺的仍然是红心A。
大家又桌上桌下找，仍然找不到红心A。大家就奇怪了，有人说：“不会闹鬼吧？”
侦探是最不信邪的。他认为世界上只有被人们发现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解释的事物，便大声喊茶房：再拿一副新牌来！声明不要这一种了，要他去楼下商店现买一副其它商标的。
过了一会儿，茶房把一副另外商标的牌买来了。侦探打开盒，先查牌，整整齐齐，一张不少，他笑了笑，哼了一声，开始洗牌。反复洗了几次，把牌分下去。分到最后。又少了一张。
侦探恼火了，一拍桌子，站起身来，就在他要咆哮时忽然看到窗口外边一个女人正注视着他，苍白的脸上露出苦笑，手捏着一张特大的“红心A”摆在胸口上，一滴鲜血正从红心上滴下来……
说到这儿，外边有了脚步声，巡逻的造反派走来，把故事打断了。这两个造反派还真客气，指点了几处擦得不净，骂了几句干活太慢，便叫他们抓紧时间吃饭，吃完饭一鼓作气干完才许休息。
吃饭的时候，老张悄悄宣布，吃饭之后干活之前，他给大家再讲个临街的窗的故事。
老张这个宣布是有原因的。这之前三人讲的故事，他们互相听懂没有，他不知道。可他知道自己听懂了。他听到了他们的心声。话里的话，话外的话，连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潜在的话，他都听到了。他当了他们二十年领导，许多事情的背景、起因、结局，他都清楚。而且有些他还负有一定责任。比如老王，他说***时盖的一座楼偷工减料，有暗藏的质量事故。“拔白旗”开始后，把老王弄成了攻击三面红旗的典型，补定了右派。不久前唐山地震，北京刚一晃荡，那座楼果然塌了。而这时造反派还在斗老王“攻击***”的罪行；至于老李，他也知道，老李作了多年地下工作。敌人始终没抓住他。刚有点动静，他凭一种特殊的敏感就能嗅到，立刻躲开了。如今他的“特务”罪名就是因此而定的，“为什么敌人抓住别人抓不住你？你不给他们办事能这么优待你吗？”
老张在吃饭时就编了半个故事。这人编故事本领太差，说了半天没一个人听出兴趣来。
他说的是现在的事。说有个人因为不便说的原因要自杀，造反派把他的腰带解下拿走了，刀子剪子搜去了，电源掐断了，没法死。他就从“牛棚”逃出去，进了一座高楼，一口气爬到了二十层楼上，要从窗户跳下去。
他爬上窗台，迈出去一条腿，转过身又拽那另一条腿时，无意中他从里向外看了一下窗玻璃。这一看，他就决定不死了。
说到这儿他就住了嘴。
大家问：“他看见什么了，你倒说呀！”
老张说：“你们现在就到窗外去擦玻璃吧，你们只要反身朝里站到外边，就会明白那个人看见了什么。”
大家半信半疑，战战兢兢，钻到了窗外手抓住窗框反身站起来，同时往窗玻璃上一看，眼睛都定住了。
三个人那惊愕的样子相同，但看到的东西却不一样，头一个人眼光朝下，从下一排窗玻璃上看到的映象，是武卫队拖着被斗的人游行。那些戴着红袖标，举着扎枪、木棍的造反英雄，比平时看到的更狰狞，更威风；挂着大牌、顶着纸糊高帽的被斗者，比平时看到的更悲惨更无助，但这些影象经过玻璃的反射，变得飘飘乎乎，摇摇晃晃，像一缕烟雾，像一片水中倒影，风把窗子稍稍一吹，它们就扭歪了，变形了，甚至变成乱哄哄的一片光点。最根本的是，这一切影象全与真实事物相反，“上下左右”，反过来是“下上右左”，“东西南北”变成了“西东北南”……
第二个人眼睛是平视的，看到了窗户的中部，这里反映出的是稍远点的景象，正好有个大杂院，一位老头由一个年轻女人扶着在院中站着，两个小孩蹲在一张椅子的两边，在那椅上似乎在写毛笔字，老头站在他们身旁指指点点。另一边一位中年女人在洗衣裳；旁边一对青年夫妻合作着把一堆煤末团成煤球……一句话，他看见的是平日看惯，代表着人类正常生活的平凡景象。可是自从进了“牛棚”之后他已有两年没见过这种生活了，他本以为整个世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现在发现尽管他已离开正常生活轨道两年多，尽管造反派们说这个世界已经地覆天翻，山河变色。实际上生活仍在“红海洋”的背后顽强地按自己的模样按部就班地进行。
第三个人是昂头看的窗户最上一层玻璃，他就看到了更远的地方，那里是一个工厂的院子和一个中学的操场。工厂里和学校里都有大群的人在忙忙碌碌，他起初没看清他们在做什么，只觉得动作、阵式很相似。过了一会儿，他意外地看清楚了他们是扎花圈，往两边看看，又看到一个兵营和一个幼儿园，好奇怪，穿军装的男人和领着娃娃的阿姨也在扎花圈。怎么，在同一时间他们各自都失去了亲人吗？这时一阵风吹来，窗子一动，他突然看到一个大花圈的中间镶着一幅照片，不是别人，是周恩来！是造反派昨天还用大喇叭警告，不许大家在清明节祭奠的周恩来总理。他眼睛湿润了，模糊了，可心中却升起了一团火，这火烤得他有些惭愧，怎么能忘了人民的力量呢？人心所向，还有什么事是不可改变的呢？
这三个人从窗台上爬下来的时候，似乎都变了样，互相看看，笑了笑，就无声的各自又去擦玻璃。可老张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到一个重要的变化，由绝望换上了希望……
康孝纯说到这儿口干了，舌燥了。打开啤酒瓶开始喝酒。
我拦住说：“别忙，赵女士那个恐怖故事还没讲完呢！你得补上！”
他说全说完反倒没劲儿了，不如留个尾巴让听的人自己去续上。想怎么续怎么续。故事么，总是真真假假。只有最后讲的那个是全真的，不信可以站到高楼的窗台外回身瞧一瞧窗玻璃，方知其言不谬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