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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二七年“八一”革命后的第三天，那是阴郁的一天，清早，我同一氓两人从庐山下来。我们是忙里偷闲，在分外冷落的庐山上只待了一夜。
在大暑天，正好避暑的时候，避暑胜地的庐山偏会冷落，说不定会有人奇怪吧。但假如明白了当时的局势，那就一点也不会奇怪了。
那时是大革命的分化期。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在南京勾结帝国主义和国内的封建残余，和武汉的所谓赤色政府对立。但那“赤色政府”究竟赤到了怎样程度呢？五六月中在河南和张作霖作战，虽然打赢了，然而牺牲很大，而迎接出来的西北军却主张和南京妥协。就这样，内面潜伏着的反动势力便抬起头来，逼得投机分子们汪精卫和孙科之流逐渐右倾，解除了中国总工会的武装，并解散了总工会和农民协会，而结果连政府本身也不能不逃难了。
武汉政府所依赖的唯一武力，是张发奎所领率的第四方面军，这里包含着原有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还有贺龙的两师人和叶挺的两师人，军容是相当盛大的。本来坚守着武汉，和唐生智、何健等所代表的反动势力作一坚强斗争，也未尝不是办法。但由于长江下游的封锁，汪精卫等的自私与无能，而更加上张发奎的想保全实力，终于全面退让，所有的政府要人和军队，都移到南浔铁路沿线来了。
所假借的名义倒是很堂皇的，东下讨伐南京蒋介石。但在实际上，政府要人在和南京方面勾结，企图宁、汉合作；军事方面的人，特别以“保护阿斗”自居的张发奎，则是心存观望。他之占据着南浔铁路沿线，连他自己都很直率地对我说过，是“进可以谈，退可以走”。——还要向什么地方退走呢？退回广东去，由北伐而南旋了。
革命的形势是这样，真正的革命核心也就采取了新的动向，突破那些已腐或将腐的果皮果核，而迸发出新的根苗来。那就是在八月一号在南昌所揭幕的八一革命的意义。参加了那次革命的主力是贺龙、叶挺的四师人，另外还有后来走了岔路的第十一军的旧部。这样一来，把张发奎的部属几乎抽成了一个真空。
避暑胜地的庐山要遭冷落，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二
我那时是第四方面军的“党代表”，照例是兼摄着政治部主任的。我们跟着军队也到了九江。驻扎在一座已经放了暑假的教会学校里面。
我同张发奎通了电话，他要我立刻到他的指挥部去商量善后的办法。我去了，那是在一间两面临着庭园的楼房，陈设相当零乱，除张发奎之外，还有两位新任军长黄琪翔和朱晖日也在座。他们也才接到八一革命的消息没有好一会，面容都很颓丧而又兴奋。
张发奎和我商量的就是解决政治部的事情。他主张解散，我也同意了。这是一种革命的逻辑，在当时一般认为：凡是干政治工作的都是共产党。八一革命是共产党发动的，所有的政工人员自然也应该共同进退了。
四方面军政治部虽然成立不久，但它是跟着我一道从总政治部分化出来的，它却集中了人力物力的精华，单是骡马我们就有四五十匹。这在二十年前，不要说一个政治部，就是一个师部或军部都还没有这样的豪华。那些东西，我们既然拿不走，也就乐得慷慨，全部移交了。但是我们的结论是：人员一律以礼遣散，不作留难。
三
张发奎和我，本来是有些相当的友谊的。北伐期中，我们共同过甘苦，尤其是在河南作战的时候，我以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资格曾经上前线去慰劳，在新郑我们作过一番深切的谈话。我认为我们那时进河南作战是错误了，应该趁着南京的勾结还未成功之前，先讨蒋而后讨张。他那时很尊重我的意见，说我们是志同道合。故在回武汉之后，他升为第四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也就邀请我做他的“党代表”。但一从我做了他的“党代表”之后，便由“志同道合”一变而为“貌合神离”。你要向他提供些意见，他一句口头禅，便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于是我们的交情便进了一境，由“貌合神离”再变而为“分道扬镳”了。
当我们在同意之下，决议解散政工组织之后，他却关心到我个人的进退上来。他问我打算怎么样，我回答他打算到南昌去。他却希望我能够跟着他走。他说，他个人打算乘日本船偷偷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日本去，部队交给黄琪翔和朱晖日带回广东，希望我能够帮他的忙。他自然是看上了我是日本留学生，懂日本话，够做他的私人秘书，但我谢绝了。
不过在这儿我倒也应该感谢他，我虽然坚持要到南昌去，他也没有阻拦我，而且还帮了我一点小忙。
他说：“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上就要动身。我们回头就要下戒严令，今晚上的口令和特别口令可以照发，明天就不能保险了。”
还有，也是他说的，要到南昌去，最希望为他传达一点意见：
“第一，我希望他们尽速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免致发生冲突。
“第二，我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的部队要走赣南回广东，免致发生冲突。
“第三，河水不犯井水，我们彼此不相干犯，我希望革命委员会以后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做愧儡我不来。
“第四，我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希望他们不要伤负了我的人。”
这些话我请他笔记下来，他很勉强地用铅笔来在随便一张纸头上写出了，但不肯签名。不过，尽管不签名，尽管用铅笔，这总算是他自己的亲笔文件了。
四
就和毁坏一个器皿是很容易的一样，解散一个组织当然也是很容易的。没有费上半天工夫，整个方面军政治部和留在九江的一切政工人员都一律遣散了。但只剩下四个人决定在当晚一同赶到南昌去。
这四个人是谁呢？便是李一氓、阳翰笙、梅龚彬和我。一氓是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秘书，翰笙和龚彬是属于四军和十一军的军政治部的，职分我记不清楚了。我们是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聚齐。此外还带了两位勤务兵：一位是一氓的小勤务兵，另一位是我的大勤务兵。这两位勤务兵的姓名，我也记不清楚了。
戒严令是很严厉的，六点过后街上已经很少行人，车辆不用说更不能通行了。街头隔不几十步便有哨兵站岗，枪头戴上刺刀，如临大敌。我们依然是穿着军服的，在天光还不十分暗淡的时候，当然可以通行无阻。
那天是特别阴晦的一天，等我们快要走到火车站的时候，天色已经朦胧下来了。于是“口令！”……“特别口令！”的叫唱，把那严肃的气象弄得更加严肃。
在车站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替我扛着一口小皮箱和一卷被条的我的大勤务兵，突然把担子放下，当街向着我跪了下来，流着眼泪，向我叩头。
我们都吃了一惊，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哭着把意思说出了：“请饶恕我吧，我家里还有一位八十岁的老母亲！”
这位勤务兵是湖北人，他是从武汉跟着我来的，看起来很雄壮，没有想出才这样胆小。他自然以为我们是上杀场，要他的命了。真是糟糕，他早又不说！但也只怪我们以貌取人，在事前没有经过一道甄别。
这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请他回去，我便把被卷也送了他，把小皮箱接过手来自己提。
五
车站上的人是很值得感谢的，尤其是铁路工友。
火车的交通已经停止了，据说在涂家埠以南有一道铁桥被炸断了，火车头留在九江的也只有两个，其他的都在南昌被扣留了。要去，就只好乘手摇车，但保不定能够到达。
车站上的人叫我们不要去，认为很危险。他们又说，外边还有这样的风声，说不定南昌那边还要打过来。
但我们坚决要去，请他们准备手摇车。他们答应了。北伐期中，铁路工友是有很好的组织的，他们知道了我们的来历，尤其自告奋勇，愿意把我们送到南昌去。
手摇车是一种正方形的木板车，下面四个滚子放在铁轨上，上面横置着一把固定的有靠背的长椅，可以并坐三两个人。摇车的人站在椅背后，摇着两边的发动机，车子便自然滚动起来。
我们连人带行李占了两架手摇车，我和一氓和他的小勤务兵占一架，翰笙和龚彬占一架。每架两位工友替我们摇，摇起来的速度，似乎和火车的速度相差得并不怎么大。
是漆黑的夜，没有月，也没有星。除掉到了车站，站上的电灯显得分外辉熄之外，沿途只于黑影森严中偶尔露出一些农家的灯火而已。那是情意深厚的灯火，好像是亲人的眼睛。沿途都有哨兵站岗，走不好远便有“口令！”“特别口令！”的呐喊，在这之中还可以听出扳机柄的声音。
工友们很卖力。他们是轮流换班的，摇得二三十分钟光景便要换班一次。那样的时候并不一定是在车站上，车上的人把车停着，只要向暗中一呼唤，便有回应的声音，接着便有人提起灯来换班。一听了我们的来历，新来的人又勇气百倍地接着把我们摇向前去。我们在路上换了好几班。在夜深应该睡觉的时候，要工友们起来作分外的服务，但却不曾听见他们出过一次怨言。真是值得感谢的事啊！我们是南面而坐的，真好像是南面王一样！
我们不断地劈进柔和的夜空中，劈出浩荡的长风来，感受着万斛的凉味。
六
到了德安车站，已经是半夜过后将近一点钟的时候了。
月台上，横七竖八地堆积着一些货物的包箱，有一排人光景在那儿守卫。
虽然叫了口令，把口令也应对上来了，但士兵们一定要我们停车，不准我们过去。
一位短小精干的人来了。一眼看去使知道他是广东人，哨兵向他敬礼，称呼他是排长。
我对他说：“我是党代表，受了总指挥的嘱托，有重要的使命要赶到南昌去。”
那人用多少已经官话化了的广东话，铁面无情地回答说：“唔得！就系总指挥自己来，也唔得过！一定要有营长慨命令先至得！”
“营长是不是在车站上？”
“唔在，在德安城里！”
“今晚好不好去通知他？”
“唔得！听晨我同呢一道见佢去。”
真不愧是“铁军”的少校，斩钉切铁地说了这几句话，他又各自回车站里去了。
士兵里面也有些是四川口音的，其中有一位带着同情安慰的意思说，这德安是最后一道防线啦，不是轻易可以通过的。前面十里路光景，还有一个尖兵站，这儿就算通过了，那儿你也通不过。
“你们的营长姓什么？”
“姓张，张总指挥的张。”
糟糕！这一张比那一张更难说话，我开始有点疑心了。我疑心的是张发奎在玩花头，当面做人情，背地里摆这一关来让我们不能过。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过不了的，的确就是张总指挥自己来也怕过不了。我们便决计在车站上过夜了。
摇车的工友们是有朋友的，他们要我们跟着他们去找一个宿处，我们谢却了。四个人加上一个小勤务兵，就坐在那手摇车上，睡了一个半夜。
七
德安城离车站还有五六里路光景，那是在铁路东面。第二天清早，在八点钟左右，我们算得到那位广东排长的许可，让小勤务兵在站上看守行李，我们四个人进城去见营长。他自己并没有陪伴我们，而是派了两位士兵荷着枪，上着刺刀，把我们送去的。我相信，他一定和营长通过电话，而得到营长的许可，叫他那样做的。照官制，党代表和总指挥是平行的，而且有监军的任务，一个营长就劳他的尊驾，亲自到车站上来迎接迎接，论理也还应该。不过在这样内部起分化时的党代表，事实就等于“共产党的代表”，派两位武装的兵士来护送，倒是最合格了。
这一天是晴天，迎着清早的太阳，在一片甘薯中向德安城走去。
营部驻扎在一个中学校里面，我们被卫兵引进了一间课堂，那便是营长的办公室兼寝室了。在黑板下陈着一张行军床，床上便睡着那位营长。他受了通报，看见我们进了课堂，便很想撑起身来。一眼看去，他是在害病。我劝他不要客气，但他仍然抬着半身，指挥我们在附近的课椅上坐。
营长也是广东人，说他在发疟疾；看那样子的确也很狼狈，脸庞是瘦削而灰黑的。
我估计他一定认得我，但我却不认识他。
我把来意告诉了，并把张发奎的亲笔文件拿出来给他看。我告诉他：“这是机密要事，故尔只能用铅笔写，也不好署名。但总指挥的亲笔，你总是认得的。”
营长没有多么留难，只是说要到南昌，恐怕也很困难吧，有几处铁路听说炸断了，不通火车。但他立即命令在那课室里的一位下属，写了一张路条，写明“有某某官长四名，勤务一名，准予通行”字样。我们便算得到了通过最后一道难关的把握了。
营长也很关切着当前的情势，他说：“我们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人要打自己人？”
我因为不明白他的思想底细，没有多说话。我只是说：“一定打不起来的，请放心。南昌的革命委员会里面，不是还有张总指挥的名字吗？他们只是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并不反对总指挥。大家都希望赶快回广东，说不定我们可以在广东再见。”
就这样，我们便告辞了出来，循着原路走回车站。这次的心境特别轻松，我自己都在佩服我自己的机敏。幸好当张发奎和我谈话时，我要求他写出了他的意见，不然不是要很费周折，而且说不定还要遭意外的危险吗？
八
回到车站，立即又坐上手摇车出发。
在前面十里路左右，的确有一队尖兵在那儿守卫，有一班人的光景。
见了营长的路条，毫无留难地便让我们通过了。
真是愉快呀！过了这一线就是我们的自己的天下了！太阳照得特别的光明，南风吹得特别的馥郁，田园青翠得特别媚妩。两条铁轨发着银白色的光，就像专门为我们铺设出来的那样，坦坦荡荡地丝毫也没有阻挡，要把我们运往革命的乐土。
工友们也摇得特别起劲，不断地只看到两边的林木往后飞。眼前的大地真是活着的，一切都在笑，都在跑，都在长风中发着浩歌。我们有时也让工友们坐在椅上，自己去摇它们。都是自己人，在车上是无话不谈，毫无顾忌了。
我同一氓坐的车子是跑在前头的，不知道是车轮的活泼，还是人力加紧的缘故，我们跑得特别快。翰笙和龚彬坐的那一架，有时他们一齐起来帮助摇，但也摇不过我们，总是落在后面很远很远的，要相差十几二十分钟的光景。
“这样的手摇车，坐着实在是再舒服利落也没有。我这回要算是坐第二次了。前一次是往河南慰劳前线将士的时候，由信阳坐往新郑。那时是六月初，枣子树正在开花，河南平原很多枣树林，车子在枣树林中摇过，一望无涯的枣花，漾成一片香海。那是使我终身难忘的一种印象。”
这个回忆自然会被唤醒起来，活鲜鲜地。在我们的车快要到涂家埠的时候，我向一氓说着，而于十分快意之中却表示了一星星的不满足：“江西境内的风物，太平淡无奇了。这儿和长江沿岸所见到的别无二致，希望能有一项有特征的东西，足以使我们这一次的旅行，增加点色彩。”
说也奇怪，大抵人在走顺路的时候，希望总是容易得到满足的。
就在我们达到涂家埠车站那一段期间，同样使我终身难忘的另一种印象，出现到我们的眼前来了。
九
涂家埠是一个大车站，位居南昌与九江之中。这在军事上是一个冲要的地方。周围有水回环着，因而在南北两段的铁路上都有铁桥。当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的时候，孙传芳便屯驻重兵于此，借铁路的联络，以策应南昌与九江两端。攻破涂家埠是很费了点力量的。
我们到达了涂家埠，倒也并不是将近一年前的战绩惊悚了我们。认真说，那样的战绩，在车站上是丝毫也看不出来了。但在那车站上确实有一样东西惊悚了我们，至少是我自己。我们在车站上，看着一列火车停在那儿，有三个车厢都挤满了兵。还有好些服装不整的兵，拥挤在月台上。火车头向着九江的一边，升着火，正冒着烟。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惊讶了，“已经可以通车了吗？”
我们的手摇车本来还没有到换班的地点，但我要他们停下了。我到车站上去找站长。站长就在那月台上，我问他那火车是怎样的情形，他说，他也不清楚，是从牛行开来的，他们逼着加煤加水，要开往九江去。
“不是说有铁桥炸断了吗？”
“看情形大概是没有炸断吧，不然火车怎么能够开来呢？”
情形算弄明白了。我在心里这样想：这列火车是不好让它开往九江的。假如开往九江，那不是替那边增加了一个火车头和三个车厢吗？而且证明铁桥并没有断，不是又可以立刻通车运兵了吗？
因此，我便向站长说，要他不要让这列火车开出。
月台上的散兵看见我在和站长交涉，有的便簇拥上来。都是些没有符号的徒手兵，显然是在南昌被缴了械的程潜和朱培德的部队了。他们看见我穿的是军服，起初摸不准确我是哪一边的人。有的喊我是“官长”，问我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湖南人的口音。我没有十分理会他们。
我走进站长室里去打电话。天气很热，我把皮带和上衣解了，脱在室内的一张床上。我是在裤带上佩着一枝布隆宁手枪的。我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要他们转南昌的贺龙和叶挺，报告他们我到了涂家埠；并希望他们注意铁路的交通，要断绝就应该严密。
当我在打电话的时候，一些散兵便拥在窗外听，他们自然看准确了我的身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电话不容易打通，我又走出站长室，想找一氓来再打。待我走出月台的时候，那些散兵便簇拥上来了，立即把我包围着。我顿时感觉着情形的严重。我的手枪是上了子弹的，但不是拔出来自卫的事，而是护卫着手枪不要被人拔去的事了。我把两只手紧紧抓着手枪，约略二十名的散兵便来抓着我。有的在喊打，有的不作声地只是出手出脚，有的争着抢我的手枪，有的争着抢我的手表。眼镜被打掉了，自来水笔被抢去了，手表被扭去了，我仍然死命地保护着手枪。从月台被打下轨道，当我倾斜着还没有倒上轨道的时候，一个家伙从附近顺手捡了一个大石头向我当胸打来，但幸好只是一个大炭渣。
十
大家的目标都在争取我的手枪，我又被暴徒们从轨道拉上了月台。二十几个人扭着一团，我被打倒在月台上了。结果，皮带终竟被扭断了，手枪被一个人抢了去。他举起来，楞着仰睡在地上的我。就在这一瞬间，我自己的脑筋真是清凉透了。那真是形容不出的一种透彻的清凉。
种种的回忆在那一瞬时辐凑了起来。
一年半前由广东出发的时候，霍乱症正在流行，在爬南岭的途中，看着看着一些伕子和士兵，便倒在路旁死去，然而我没有死。
去年八月三十号打到武昌城下，跟着士兵一道去冲锋，纪德甫是阵亡在宾阳门外的，然而我没有死。
蒋介石已经叛变了，并且下了我的通缉令，我还公然到过南京，并和军部的人员同坐一部火车由苏州到上海。那时我也没有遭逮捕，也没有死。
由上海回到武汉的时候，坐着一只英国船，船到南京城下，正遇着孙传芳反攻，两军隔江炮轰，船只好停在江心五天。那时我也没有死。……
然而，没想出才要死在今天，死在这涂家埠，死在这些被缴了械的乱兵手里呀！……
清凉的意识在替自己不值，然而很奇怪，那枝手枪却没有送了我的命，而是救了我的命。
当那个把我手枪抢去的人高举手来的时候，一群殴打我的人却把我丢开，大家跑回头去争抢那枝手枪去了！
这样一个好机会还能失掉吗？我的生命便乘机脱逃，一直穿过车站，走向后面的一排工友房下。那里有齐胸高的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我便在一个窗口上，用两手一按，跳进房里去了。房里沿壁都放着床，在靠北的一张床上，一位中年妇人，正抱着一个乳儿在午睡。她被惊醒了，我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声张。
不一刻，外边的哨子响了，有火车开动的声音。我知道是那站长被迫着把火车开出了。但到了这时，我也无法挽回。等调匀了气，我又慢慢从工人房走出。
奇怪，刚才那么高的窗，一按便可以跳过的，现在却是移步都感觉艰难了。虽然还在兴奋当中，但周身都已感觉着有点微痛。
十一
一场险恶的风波过了，在月台上又看见了一氓、翰笙和龚彬。一氓也挨了打，他是被一部分人追进一间待车室里面，躲在一只角落里，虽然受了脚蹴，但还没有什么严重的伤痕。
翰笙们的车到得迟，他们停在站外，正是我们挨打的时候。翰笙因为往田里去小解去了，得免于难。龚彬受了一部分人的追逐，幸好开火车的哨子响了，散兵们都丢下了人去抢乘火车去了。
小勤务兵呢？失了踪。这在我是一件很遗憾的事。
当我在月台开始挨打的时候，我看见他在月台的南端，把身上的驳壳拔出来，想要救护我，然而另一群散兵却把他簇拥着了，以后便不知道他的下落。车站上的人说，他被簇拥上火车去了。这定然是实在的。因为始终没有听见开枪的声音，月台上也没有什么血痕，他被架去了是毫无疑问的。但他的死活是怎样，我们至今都不知道。
那小朋友怕还不足二十岁吧？他是从前我们在南昌工作的时候跟着一氓的，一氓一定还记得他的姓名和籍贯，我是丝毫也不记忆了。只是记得他有一个还未十分成熟的身子，相当结实，不足五尺高。有一个桃子形的脸蛋，相当丰满而健康。的确是一位纯洁可爱的小鬼。但从那时以后，我们便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了。
他到底死了，还是活着的呢？假使是死了，那可以说，完全是为了我的轻率造次而死，而且他还是存心救我并打算开枪的，他更完全是替我而死了。
大家的行李都被抢光了，最可惜的是我在北伐期中的一些日记，还有是一口皮箱里面装满了的二十七枝驳壳。这武器没有成为人民的武器，而成为反人民的武器了。
1948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