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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时代. 正文 老聃、关尹、环渊

作者:郭沫若.. 分类:校园 更新时间:2022-01-31 23:11:50直达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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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道德经》成书甚晚的一个问题,近年来由梁任公提出,经过多数学者的讨论,虽然还没有得到最终的结论,但成书的年代约略在战国中叶是为多数的人所一致看的。本来这个问题在汉朝初叶便是有的,并非首发于梁任公;我们试把《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拿来研究,便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古远的历史。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

    这儿所节录的一些文字,关于老子的乡里和姓字是经过后人所改窜的,已经有人论定,在这儿不必多生枝节。在这儿所成为问题的,便是老子这个人的存在和他的年代。关于老子的存在,司马迁竟提出了三种解说来,一个是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太史儋。而关于老子的年代,则前两说以为是和孔子同时,后一说直在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看他引了好几个“或曰”,便可以知道这些问题在汉时是怎样的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司马迁很想把三种主张都调和起来,故尔加上了一句“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的盖然的推测,又谓“或言二百余岁”,可见在司马迁之外还有主张调和说的人。在三种异说之外更加上这种调和说,关于老子的存在和年代可算有四五种异说。然而调和说也并不曾把问题解决,看司马迁在自己的推测上加上一个“盖”字便够明白了。但是问题还要进一境,汉初距春秋、战国时并不甚远,何以关于老子这个人竟生出了这样多的疑问?这岂不是在汉时的学者看见《老子》书中所用的笔调以及所含的内容的确是满呈着战国时代的风味,故才生出怀疑而提出新的解说的吗?

    细考老子即是老聃,略先于孔子,曾经教导过孔子,在秦、汉以前的人本来是没有问题的。《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是绝好的证据。

    《庄子·天下篇》里说:

    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澹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关尹曰:“在已无居,形物自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芴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生),未尝先人而常随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独取后,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实,己独取虚,无藏也故有余,岿然而有余。其行身也徐而不费,无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独曲全,曰:“苟免于咎。”以深为根,以约为纪,曰:“坚则毁矣,锐则挫矣。”常宽容于物,不削于人,可谓至极。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这儿所引的老聃的话,“知其雄,守其雌”云云,在今存《老子》第二十八章,其他所撮述的大意也散见于《老子》书中,这儿表明着老聃便是老子。而老子和孔子有过师徒的关系,则散见于《德充符》、《天道》、《天运》诸篇。除掉《德充符》之外虽然不尽是庄子的手笔,但都是秦、汉以前人的。

    《吕氏春秋》一书言老聃者凡五见:

    一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贵公》)

    二孔子学于老聃、孟苏、夔靖叔。(《当染》)

    三老聃则得之矣,若植木而立。(《去尤》)

    四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不二》)

    五圣人听于无声,视于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即老聃)是也。(《重言》)

    由后三则看来,所说的“若植木而立”,“贵柔”,“听于无声,视于无形”,都是《道德经》中所表现的老子,而由前二则看来,则老子分明与孔子同时,且曾为孔子之师。

    《韩非子》有《解老》、《喻老》诸篇,所解所喻均和今本《老子》无甚出入。而《六反篇》里说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见今本《老子》第四十四章。《内储说下·六微》里说:“权势不可以借人。……其说在老聃之言‘失鱼’也。”下面的说明引出“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俱见今本《老子》第三十六章。《喻老篇》里也有一条同解这一章的文字。可见在韩非子眼中老聃和老子并不是两人。

    由上三种秦、汉以前的典籍,可知老子即是老聃,曾为孔子之师,在秦、汉以前人并不曾发生过问题。然而一落到汉人手里便生出了问题来。我们须得考察这所以发生了问题的原故。答案在这儿是很明显的,便是《老子》一书,其文笔和内容——如并言“仁义”,如言“万乘之主”等——的确不是春秋末年人所能有,因知其书必系晚出。汉人盖早见及此,故或则疑老子非老聃,而以老莱子或太史儋为解,或则言老子长寿,至战国中叶犹存,这便结果成为了司马迁的那篇支离灭裂的列传。司马迁那篇文章仅仅提出了一些对于问题的答案,而没有提出发生问题的原因,后来的人便一直迷糊了下去,直到梁任公又才把问题重新提了出来。故我说问题不是由梁任公所首发的。

    埋没了二千年的问题又重见了日光之后,经大家讨究的结果,《老子》成书甚晚的这个事实大抵是为一般人所认定了。但由这个事实所派演出来的问题仍然是汉初的问题之重演,便是老子这个人的存在和其年代。

    有人说老子即是太史儋,如此则成书之年代与《史记》言老子后人的一节均相合无间。主张这一说的可以罗根泽为代表。

    有人说老子固是老聃,但老聃年代当在杨朱、宋钘之后,经其学徒们的宣传使之成为孔子师,而《老子》之成书或尚在秦、汉间。主张这一说的可以顾颉刚为代表。

    又有人说老子即是孔子之师老聃,《老子》书是老聃的语录,其成书年代当与《墨子》同时。至于老子后裔的一段插话是汉人假造的家谱。主张这一说的可以唐兰为代表。

    在这儿我不妨先说出我自己所得到的结论。我的见解是以唐说为近是。老子确是孔子之师老聃,《老子》书也确是老聃的语录,就和《论语》是孔子的语录,《墨子》是墨翟的语录一样。特集成《老子》这部语录的是楚人环渊。环渊集成这部语录时,没有孔门弟子那样质实,他用自己的文笔来润色了先师的遗说,故尔饱和着他自己的时代色彩。这种态度在墨家弟子中也未能免。真正的墨翟遗说只有今存《墨子》中分成了上中下三篇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那些篇,那是墨家三派所分别著诸竹帛的。但我们请把那上中下各篇来比较一下,便可以知道那详略是怎样的不同。《论语》虽然不是孔子的手笔,《墨子》虽然不是墨翟的手笔,但其中的主要思想我们不能不说是孔子和墨子的东西。同这一样,《老子》虽然不是老聃的手笔,但其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老聃的创见,秦、汉以前的人都是我们的证人,汉人所提出来的老莱子和太史儋实在是不能冒牌的。

    二

    孔子曾以老子为师,除上述《庄子》及《吕氏春秋》之外,在儒家典籍中已是自行承认的。《礼记》的《曾子问》里面有四处引到老聃的话,都是孔子自己说,“吾闻诸老聃。”《论语》的《述而篇》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老彭当是老子与彭祖,而马叙伦更以为一人,谓即老聃。足见孔子及其弟子们并不以孔子师事老聃为耻辱,我们用不着采取后儒的狭隘的门户之见,要把老子的存在来抹杀。其实老子做孔子的先生是毫无愧色的,而老子有过孔子那样的一个弟子在秦、汉以前也并不见得是怎样的光荣,道家一派用不着冒充,儒家一派也用不着隐讳。韩愈《原道》上所说的“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这样无征而必的翻案文字,真可以说是绝顶的偏见。

    老子的时代本来还没有著书的风气的,就是他的后辈孔子、墨子所有的书,也不是他们自己所作。但是老子是有弟子的人,孔子正是他的不甚得意的弟子之一。老子既有弟子,其弟子之杰出者如杨朱,在战国初年与儒墨之徒曾三分天下。谁能断定他没有象孔、墨那样的微言大义流传?他的微言大义不能象《论语》和《墨子》一样,由他的再传弟子或三传弟子笔录传世?《老子》书是老子的语录这种说法实在是尽情尽理的。但我要更进一步说《老子》是作成于环渊,也正有我的根据。

    《史记》的《孟荀列传》上说:

    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髠、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这里把关于环渊的话摘录出来,便是:

    环渊楚人,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旨意,著《上下篇》。

    这所著的“《上下篇》”不就是“《道德经》”的上下篇吗?太史公所录的这些史事应当是有蓝本的,蓝本应当是齐国的史乘。太史公把它照录了,在他自己显然不曾明白这“《上下篇》”就是“《道德经》”,故尔他在《老子传》里又另外写出了一笔关于“《上下篇》”的传说。不嫌重复,再把那一段话摘录在下面: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段文字不用说完全是后起的传说,而这传说之起且当在汉初。这儿所说的“关令尹”就是《庄子·天下篇》和《吕氏·不二》的关尹。关尹即是环渊,关环尹渊均一声之转。《天下篇》中与关尹并列的是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不二篇》中与关尹并列的是老聃、孔子、墨翟、子列子、陈骈、阳生、孙膑、王廖、兒良,都是直称人的姓名,或存其姓,而加以尊称,断不至于对关尹独称其官职。只因环渊或写为关尹,汉人望文生训说为“关令尹”。又因“《上下篇》”本为环渊即关尹所著录,故又诡造出老子过关为关令尹著书的传说。造这传说的人大约是主张太史儋一说的人,因为太史儋由周入秦路必经关,故混淆史实与误解与推测而成此莫须有的一场公案。到了《汉书·艺文志》更说出了关尹名喜的话来,那又是误解了《史记》的“关令尹喜曰”一句话弄出来的玄虚。其实《史记》的“喜”字是动词,是说“关令尹”欢喜,并非关令尹名喜也。故环渊著“《上下篇》”是史实,而老子为关尹著“《上下篇》”之说是讹传,但讹传亦多少有其根据,所根据者即是环渊著“《上下篇》”的这个史实。现存老子《道德经》是环渊所著录,由史实与讹传两方都算得到了它的证明。

    三

    环渊这个人是有很多的异称的。

    《汉书·艺文志》道家中有“《蜎子》十三篇”,班固自注云:“名渊,老子弟子。”这蜎渊自然就是《史记》的环渊,蜎环亦一音之转。但《史记》说他“著《上下篇》”,此说“《蜎子》十三篇”似乎又相矛盾。取巧的人或者又会说“《上下篇》”即“十三篇”之字误。但这矛盾是容易解决的,用不着去兜圈子,因为“《上下篇》”是他所录的师说,而十三篇则是他自己的作品,《史记》上也明说过他“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述与作是并行不悖的。可惜的是那十三篇书已经亡了。

    《艺文志》又有“《关尹子》九篇”,班固自注云:“名喜,为关吏,老子过关,喜去吏而从之。”我们现在知道关尹就是环渊,这九篇书则当是汉初人的依托。汉人所依托的已亡,今存的《关尹子》更是唐以后所伪托。

    环渊在《淮南·原道训》上又称娟嬛。

    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茫距,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

    在《文选》所录的枚乘《七发》上又称为便蜎。

    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

    李善注云:

    《淮南子》曰:“虽有钩鍼芳饵,加以詹何、蜎蠉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高诱曰:“蜎蠉,白公时人。”《宋玉集》:“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七略》曰:“蜎子名渊,楚人也。”

    在这注中又添出了蜎蠉、玄渊两种异称。而同是《文选》所录的应璩《与从弟君苗、君胄书》亦云:

    弋下高云之鸟,饵出深渊之鱼,蒲且赞善,便嬛称妙。

    李注:

    《淮南子》曰:“虽有钩鍼芳饵,加以詹何、便嬛之妙,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高诱曰:“便嬛,白翁时人也。”《七发》曰:“蜎蠉、詹何之伦。”

    李注两引《淮南子》而一作蜎蠉,一作便嬛,而后注又云《七发》作蜎蠉,可知李实随文取便,不主《淮南》,而今本《文选·七发》作“便蜎”,殆是后人所改。

    以上环渊之名有关尹、玄渊、蜎嬛、蜎嬛、便蜎、便蠉等各种异称,然而其变幻之烈尚不仅此。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言:

    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它嚣、魏牟也。

    它嚣自来无考。但在《韩诗外传》上有一段非斥十子的言论: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范雎、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之徒也。

    通体抄袭《荀子》,只是除掉了子思和孟轲,把庄周来代替了史,田文当即《非十二子篇》的陈仲,则范雎自是它嚣。但它嚣与魏牟并举而有“纵情性,安恣睢,禽兽行”的品评,可知必是道家者流,而范雎自来无道家之称,据我的推察,《荀子》本文必然作“范睘”或“范蜎”,即是便蜎,亦即是环渊,因字坏,后录书者便误成“它嚣”。韩婴所见尚非误本,因不知有范睘或范蜎其人,故又改校为名字熟悉的“范雎”,遂与《荀子》的原文了不相属,此所谓书经三转者也。

    环渊的异名由音变及传讹多到了十种以上,这真是一件惊人的事。但我们在这里也应该以秦为分水岭而判别出它们的孰正孰讹。大抵玄渊、关尹、范睘、范蜎(《荀子》它嚣所由误)是秦前的,而环渊、蜎渊以下则是秦后的,距古愈远者则变化愈烈,玄渊见《宋玉集》,同是属于楚国的人,大率以这个名字为正,其它均是讹变。

    再来检查环渊的年代也是异说纷纭的。《宋玉集》言“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则玄渊似乎与宋玉同时而先于宋玉,但文系托辞,不能据为典要。班固说娟子为老子弟子,又关尹亦与老子同时,高诱以为白公时人,但这些都是秦以后的人的说法,同一不足据。最可靠的怕还是《史记·孟荀列传》,环渊与田骈、慎到等同为齐国的稷下先生,大约与孟子是同一时代的人物,这由他所著录的《上下篇》的文体和内容即可以得到一个内证。而由先秦诸家序录如《庄子》、《荀子》、《吕氏》等亦可以得到一些旁证。《吕氏》序关尹于墨翟之次,列子、陈骈、阳生(此人说者多以为杨朱,余疑是庄生)之前。《荀子》序它嚣于魏牟之上,则它嚣自先于荀子与魏牟,而冠以“假今之世”云云,知相去亦不甚远。《庄子》所叙列者为墨翟、禽滑釐、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惠施、公孙龙,除老聃为例外而外,都是战国时人,而年代亦显有次第。惟《庄子》序关尹于老聃之上,于行文似欠严密,盖因老聃之书本由关尹所辑录,故作《天下篇》的人先出之以示异。至其称为“古之博大真人”者,“古之”乃形容“博大真人”之语,六字当联为一辞,不是说关尹、老聃是古代的人。

    余之所欲论者,意已尽于此,今更撮述其要点如次:

    一、《老子上下篇》乃环渊所录老聃遗训,唯文经润色,多失真之处,考古者须得加以甄别。

    二、环渊即关尹、它嚣,因音变与字误而成为数人。

    三、环渊生于楚而游于齐,大率与孟子同时,盖老聃之再传或三传弟子。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追记

    此文一九三五年四月发表于沪上《新文学》杂志之后即失其踪迹,今承李可染兄自《古史辨》第六册中抄寄,得以编入本书,甚为感纫。

    今案范环之名又见《战国策·楚策》,楚怀王欲相甘茂于秦,以问范环,范环以为不可。《史记·甘茂传》亦载其事,则作范蜎。徐广云,“一作蠉。”此乃楚怀王二年事,于时范环必已年老,故得参预国家大事之咨询。假定于时七十,则上推三十年,正当齐威王二年,四十著书,于理无间。本文中未及引列此事,补志之于此。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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