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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他讲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亮了，似乎还沉浸在他过去的情境中，没有从他提供给我的那个氛围中解脱出来。好像我自己也回到了过去，正在跟他一起把那个根本无辜的佛像雕塑，正在怀着一万个不愿意，费尽全力往山沟里推下去，心怀愧疚，绝望无助。
但再睁眼看看现实，阳光灿烂，窗明几净，温馨和谐，充满着暖暖的幸福之感。简直有着天壤之别，云泥之判。现实和过去，今天和昨天，同样一个人，完全就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人和鬼的差别。他昨天的生活，完全就是过着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人，但他扮演着一个魔鬼的角色：不知道替什么人在残害无辜，毁灭信仰，泯灭良知。
我看着一脸和蔼，善良淳朴的马吉平，无论怎么样也难以想像他的昨天，过着那样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生活。而今天，我终于明白了，我确实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而不是跟着他拆除寺庙，毁坏神像的连自己也感到是一个疯狂的人。不知道他今天有什么安排？还有什么活动？
我到这里来是有使命的，当然不仅仅是要了解他这个人，而是通过他这个人，了解他和他以外的人和事，以及他所处的环境。他过去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这个小县城里人们的生活。既要有点，又要有面：点面结合，增加了解的广度；过去和现在的结合，增强了解的深度。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这样的采访质量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
早晨起来，他从面袋里舀了一碗面，倒在面盆里，从水瓮里舀了一瓢水和着面。和好后用手蘸着水不停地搋着，又在上面扣了一个小盆子让面饧着，准备好，等中午回来后做发面饼子。
早饭以后，我帮他洗刷着锅碗，他站在镜子面前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仔细地端详着他的形象。边刮边说，荀子说，仓廪实则知礼节。在我年轻的时候，三天五天都不洗脸，衣服也很长时间不洗，活得非常邋遢，有一种活一天算一天的感觉。现在人老了，反而穷讲究，总担心哪一点做得不好让人笑话。
一点问题也没有，我说，一个连活命都顾不上的人，大家都一样，谁还注重仪表面容？不光是你一个人，恐怕那个时代谁都是这样的。咱们今天有什么活动？我不光想了解你，也想了解整个县城和县域的情况，看看改革开放40年，你们整个县有什么变化。
好吧，他说，我们县最大的变化就是发展了水果业。如果没有水果，还是传统的大田耕作，只种玉米谷子，也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根本谈不到发展。一亩地一千来斤玉米，抛掉投资，一斤八九毛钱，一亩地的纯收入也就几百块钱。就算有二十亩地，一家的收入也就万把块钱。子女上学，老人养老生病，自己的门户礼仪，根本不够花，连生存都是个问题。而二十亩地的梨和果，产值是玉米等粮食作物的好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村里在城里买楼房的，开小车的，没有一家不是有果园的。县里为了纪念我们的水果业绩，还修建了一座梨博园，咱们就参观梨博园吧。
收拾完房间，我坐上他的车，在柏油路上飞驰电掣。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便来到了那个新建的景点。车子停在大门外的停车点上，高大的门楼，雕龙画栋，上面写着三个大大的立体字“梨博园”。金黄色的大字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生光。一条笔直的水泥路，直通到最里边。水泥路的右边，有一座不大的湖泊，湖边上立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鸳鸯湖”。湖水呈现着碧绿色，静静地映衬着蓝天。湖的旁边有一口深深的水井，水井似乎很古老。围着井口的石板，早已磨得光滑圆润。令人惊奇的是，井口还竖着一只古老的辘轱，摇把打磨得油光锃亮，上面还缠着一圈一圈的绳子。绳子还很新鲜，显然是现在才缠绕上去的。探头向里边望去，井水早已枯竭，只看到一个深深的黑洞。我站在井口边，让他用我的手机给我拍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再往里走，就是一株一株的参天大树了。树冠苍天，树枝犬牙齿互，层层叠叠，非常古老，让我惊叹这梨树的生命之旺盛。树的周围打起了小小的围栏。围栏上的木牌上，根据梨树的特点，取了一些富有诗意的名字：龙腾虎啸，寿星报时，凤凰展翅，夕阳黄昏。对面建了一座有四五米高的观景台，木质的台阶，踩上去有一种对生命的依托感。站在高高的台子上，整个景区一目了然。对面是一块很大的草地，草地上建了一些小亭台楼阁，给游人以休憩之用。青草刚刚萌发，细腻地紧贴在地上，青翠欲滴，郁郁葱葱。抬眼望去，高远的天空蔚蓝蔚蓝的，偶尔有几朵白云，慢悠悠地飘过来，点缀期间，让天空显得更加蔚蓝辽阔。两面山坡上的树木和青草，正在吐着绿芽，萌动者朝春天走的脚步。
我们走下观景台，往右面拐上了一个小坡，是一座小巧的动物园。景区是不收门票的，动物园要收票，每人10元钱。马吉平要给我买票，我坚决挡住了：到他家白吃白喝，还让老人伺候着，无论如何这点钱不能让他花的。我买了两张门票，给了他一张。我们沿着通道走了进去。动物园并不大，也没有猛兽和大型动物，只有几只猴子和一些鸟。有鸵鸟，鹦鹉等一些常见的鸟。这对我一个从大城市来的人来说，实在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俩很快走了出来，我非常困惑，看着马叔说，怎么你不是说参观梨博园吗？怎么又像公园又像动物园？除了几棵大梨树，什么也没有呀。还有一座宾馆，怎么也跟这个梨博园扯不上关系啊。我们北京也有一个梨博园，在北京的大兴县。那可是真正的梨博园。到那里参观，就可以看到有关梨的所有的一切。而在你们这里，说句难听的话，完全就是个四不像：什么都扯上点关系，动物啦，景观了，但其实什么也没有。难怪这里除了我们俩连一个游人也没有，实在不能算是一个景点。
我说出了我的观感。
马叔笑笑说，你真不愧是记者啊，真是一针见血。刚刚建起的时候还红了一阵，因为媒体宣传，我们县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景点，还开了旅游专线，每天都有旅游专车。本地的，外地的也都来看过，但看了就后悔，就失望。特别是外地人，人家说还不如他们小区的一个花园好，没有任何观赏价值，完全就是赔钱赚吆喝。据说建这个景点花了几千万。重要的是，本来就没有这笔开支，用的是上级拨来的治理小流域的钱，完全就是资金挪用。当然也是巨大的浪费，这就是权力不受监督的最小的例子。一把手任性，一拍脑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集思广益。领导不是万能的，专业的事情必须请专业的人士来策划，不能领导说什么就是什么，不然还要学者干什么？还要专家做什么？专家就是专门研究一方面学问的人。领导不是专家，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他们是决策者，他们完全可以决定事情的成败和走向。这几千万的命运，就这样打了水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的土地都是征用的农民的，每年都要给人家交不菲的土地费用，还要养活那么多动物。我们俩给他们贡献的两张门票，二十块钱，恐怕就是他们今年所有的收入了。
他说着，裂开嘴巴笑了，我也跟着笑了起来。对于一个关心社会，热爱生活，注重公益事业的人，他这笑显然是苦笑。
依你说，这所谓的梨博园就不该建？要是建建成什么样的才好？
我探求地问他，想看看他这个农民水平高，还是书记水平高，跟这个梨博园的建设者决策者到底有多少差别？
你说我们这里缺的最多的是什么？他反过来问我。
贫困县，当然是钱了。而能产生钱的当然是产业。有了好的产业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把贫困帽子摘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吧。我回答道。
不错，正是这样，他说，所以我们建设这样一座梨博园，首先要考虑的是产业，考虑的是农民的利益，怎么样才能为农民创收。如果我是领导，我绝对不建设这个由水泥钢筋构成的冷冰冰四不像的东西的。而是要建成一座有生命的，真正能体现梨树和博物两大特点的真正的有生命的园林。
怎么才能达到你这样的目的呢？我对他的提法感到很新奇。
很简单，他说，把这个项目交给农业和科技局来完成。把这个沟里所有的土地分成小块，把全世界所有的梨树品种，只要在北方能够栽种的，全部移植过来。每一小块栽种一个品种，把这里办成梨树的试验田，交给拥有土地的农民管理，由农业和科技人员指导。到收获季节，让游客们到这里来采摘品尝。口感好的，销路好的，产量高的，容易栽培的，保留下来。没有经济价值的，再换上一种试种。如果经济价值高，根本用不着政府去推广。我们农民就会削尖脑袋去栽培种植的，就能把全县建成一个梨树品种大博园。到时候，就现在这样的地方，不红也不可能，自然就成为真正的旅游景点了，还能给农民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全县还会有贫困户吗？我们政府领导的成绩就不用宣传，也会举世瞩目的，对他们的前途也帮助很大。这么好的事情，一个错误的决策就搞砸了。这里的农户每年都要向政府要征土地的钱，常常因此上访，把后任领导搞得焦头烂额，得不偿失。
我惊奇地望着他，我真怀疑我面对的是一个农民，一个没上过一天学的农民。我不得不把他当做专家来看，而且是一个很有思想，很有看法，很有见地的思想者和操作者。
你不是人大代表吗？这么好的想法，你怎么不写进议案里，也许领导看到以后会采纳的。
我困惑地问他。
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政府的决策，人家是圈子里边转着的。而圈子里的人，哪个敢给一把手提建议？敢给提建议的人又不知道。如果这样重大的决策，放到人大政协会上，让大家讨论，恐怕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至少我会把我的想法写进我的议案里去的。但人家根本不让我们知道。等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参加两会时，坐着车让我们去参观他们的政绩的。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别说提建议了，只有大声地说好，一切都好。文人墨客还被组织起来，写诗歌散文，赞美这个景点如何了得。我们只能给人家拍手，就算你有勇气说出来，除了得罪人，甚用也没有了。
我惊讶地望着他，突然明白有一句谚语，叫山高皇帝远。越是偏远的地区，越是穷困的地区，权力越是大的不得了。有的甚至就是无法无天。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弱势群体，如果组织机构不能监督，就什么样的监督都没有了。不同于大城市，还有高级知识分子，还有记者媒体，而这样的小地方，权力就是一切。
那你能说说这都是为什么吗？我似乎有些明知故问地说。
一把手的权力不受监督吧。他说，当然也跟个人的素质有关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诸葛亮的名言吧。诸葛亮之所以成为诸葛亮，除了他个人的智慧外，集思广益也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人格特点。一把手权力本来很大，自己又把自负当成自信，从来不听外界的和专业人士的看法，任性而为。重要的是跟他的个人利益没有关系，几千万扔了，扔的也不是他自己的钱。如果这个产业是他的，他一定会精打细算，多方论证，轻易不敢下结论，不敢随便上马的。我们这小地方，也只当是一个缩影吧，比起全国来说，我们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全中国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几十亿的别墅，说拆就拆了，完全可以拍卖，把拍卖得来的钱保护环境，举办公益事业，对肇事者给予几倍或者十几倍的罚款，罚得他们倾家荡产也是一种巨大的惩戒，比判刑还要严厉得多。拆除也是一种巨大的浪费啊，成千上万吨的垃圾往哪倒？真不知道那些大人物是怎么想的。
像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我是最大媒体的记者，面对着眼前这个经历坎坷的农民，就像个洗耳恭听的小学生。这固然跟我的工作风格有关，但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的采访对像，他确实是一个值得我去请教的人。
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他说，我们现在真正的是法治社会，看一看你们媒体的报道，这些年平反了多少冤假错案？说明我们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重视法治了，所以对这个问题，一定要立法。如果不立法，像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很多。顶多算是工作上的失误，不可能追究领导的法律责任的。不管把工作干得砸到什么地步，无论把国家的钱财浪费了多少，这样的决策者仍然会踩着这样的政绩，光荣提拔，官越做越大，事越办越糟。
怎么才能用法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看着他说。
立法嘛，毛主席说过，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们现在对贪污和受贿打击很大，中央巡视组一来，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可对由于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浪费的人，没有任何处罚。我们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应该在刑法里面加一条罪，叫浪费罪。只要有了这样一个罪名，决策层的领导们，他就一定要慎重，就绝对不敢一拍脑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一想到这样做的后果，谁也不傻，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何况这样建设浪费后面的猫腻还有多少？我们局外人当然根本不知道。
我真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他这样一个人放在这个小县城里，完全就是一种浪费。他应该到全国人大全国政协那样的机构里边，参与重大决策，一点也不比那些专家学者差。
他们没有做到的事情，我反而做到了。
上了车以后，我替他开着，他坐在副驾驶上，很有些自豪地说。
你做了什么？我看着前面的柏油路，似乎不太经意地问。
以前是政府强迫我栽树，我享受到了栽树的福利，就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开辟了一块梨树试验田。我通过网络等各种渠道，了解适合北方栽种的梨树品种，每一种都买上十几株，比较试种了几十种。在经过好几年的试验以后，终于找到了一种非常适合我们这里栽种的梨树品种，是一种甜度极高，颜色鲜艳的新品种。由于还没有命名，我根据我们自己的特点，我把它叫作嵎州红梨。产量非常高，口感非常好，每亩产量纯收入要达到一万多。我们村里的人是最早栽种这种梨树的人。县里领导还真不错，听到我试验成功以后，很快命令各乡镇推广，成为我们县继苹果产业以后，又一种新型的产业，成为我们农民创收的第二大支柱型产业。这大概是我当了好几届人大代表的原因。要不是年龄问题，我可能还会继续干下去，给我一个表达我思想和想法的平台，多少还是能起一点作用的。你来的不是时候，如果是秋天，收获的季节，一定会让你吃到我的嵎州红梨的。
他有一些自豪地说。
听着他轻描淡写的叙述，我不由得心生感慨：政府花了几千万，用水泥钢筋做成了一堆什么也没有用的东西。而一个历经生活坎坷的农民，用自己一点有限的收入，敢于创新，勇于探索，从政府强迫他栽种果树，到自己自觉自愿地来搞果树新品种的试验。强大的政府没有做到的事情，一个渺小的农民却做到了。这里的变化完全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是一种历练，一种信念，一种思维的转变，一种新思想的形成。这要比单纯地栽种几棵树，赚上几万块钱，更要有价值，有意义的多。什么叫新型农民？不管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是赔了还是赚了。观念的转变就是最大的转变，勇于探索，敢于试验，不怕失败，屡败屡战，这才是真正的新型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