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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因为离城里太远，身处偏僻的乡下，我们对战争没有概念，也没有见过日本人。因为日本人是从东边过来的，那里是一马平川。那里的人可着了魔了，烧杀抢掠，很多人都被杀死了。到了城里，更是变本加厉，把沿街的商店全部烧掉，据说杀了不少人。好在这些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而解放县城的时候，八路军是从西边过来的，路过我们村。那严明的纪律，对老百姓的爱护，跟二战区的部队是没法比的。他们连房子里也不进来，就住在那空着的破窑洞里。只有少数几个领导，跟老百姓住在一起。帮我们干活，到河里去挑水，打扫院落，甚至把他们带的干粮分给我们这些小孩子吃，我们一点都不怕他们。
大人们非常惊喜，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部队，这么可爱的当兵的。因为过去的当兵的，经常打压老百姓，不是人格上欺辱，就是经济上压榨。大家对这些人从来没有好脸色。但这些穿着灰蓝色衣服的军人，完全跟我们过去所见到的军人不是一类人。大家把好吃的拿出来，纷纷招待这些年轻人。但人家根本不吃我们的东西，他们盼望着赶快打下县城，一旦县城被攻破，什么东西都有会的。
没过两天他们就开拔了。很快，城里便传来隆隆的枪炮声，夹杂着像鞭炮一样的机关枪声。没过几天，有那从城里来的人便告诉我们，城里解放了，连二战区的一个中将也被活捉了。但这些信息，好像跟我们都没大关系，因为大家只想着就是能吃饱穿暖，不生灾害病，有土窑洞可住。而我们小孩子，只盼望着过年时能吃到好东西，换件新衣服，至于社会有什么变化，哪家成功了，哪家失败了，都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
我们家有六口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和我。我哥比我大两岁，非常善良老实，跟我的关系很好，有什么好吃的总要先给我吃。由于人口少，负担小，虽然二战区的苛捐杂税也不少，老百姓负担很重，但日子还能过得去。因为家里土地多，只要勤快点儿，好好干活儿，吃喝是不愁的。家家户户粮囤里都存满了粮食。缺的只是食盐，因为虽然粮食多，但没钱花，买不起盐。有时候就不得不吃淡饭。我们家好像都有勤劳的基因，所有的人，根本不用指派，眼里都有活儿。祖父们都信奉着不种百亩，不打百斗的信念，觉得只要勤劳就能致富，不管有多大的付出和汗水。由于土地多，这种完全是笨干的想法，很容易就能变成现实。虽然非常辛苦，但因为秋后打的粮食也不少，没有人觉得这是辛苦的。
但这种好日子很快就过去了，至于为什么会这样，谁也不知道。不过，我们村好像变化还不大。因为打土豪分田地，土地改革，这样的事好像跟我们无关。因为我们村子小，人口少，土地多，各家的土地都种不完。显然也不会让别人给自己种地，所以也没有地主富农，也没有贫下中农。只不过在定成分的时候，为了完成任务，实在没有办法，就把那个土地最多的人给定成了富农。大家在土地这个问题上基本是平等的，不存在谁剥削谁的问题。所以土改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是一场社会变革，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人不可能不卷入其中，不可能不去参加。我们全村人，都被集中起来，到区政府所在地参加土地改革，分财产的运动。
跟我要好的有三个好朋友。王和平，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小孩，尽管只比我大两岁，但我觉得他事事都比我强，我常常跟着他，听他指挥。刘虎平，他的性格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非常厉害，像老虎和豹子一样，经常爱打架，小孩们都怕他，完全就是孩子王。不过他对我还是挺好的，大概是好汉不打圪蹴蹴吧，对我这样老实善良的孩子，不仅不欺负，还常常能得到他的保护。李三成，跟我哥是最好的朋友，当然跟我也不错。我觉得他在我们几个人中，是最精明，最有头脑，最善于思考的一个人。他就像我们中的军师，很多事情只要他一出面，其结果，都比我们想像得要好得多。不管是到河里捉泥鳅，还是到山里捉蚂蚱，他都要比我们干得好得多，很多时候大家都听他的。尽管他不像刘虎平那样厉害，但更多的时候，孩子大王刘虎平，还得听他这个表面看起来很善良，很稳重诚实的李三成。要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我们四个人总能凑到一起共同行动。
那一天，我早早吃了饭，跟着大人们去到区政府看热闹。
区政府设在三合岔上，各村的人们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人，全村出动，人们脸上现出惊异的，怀疑的，高兴和激动的复杂表情。我们几个小孩，更是什么也不懂，只是跟着人们去凑热闹。只见河边的空地上搭起了高高的台子。后面坐着大大小小的领导，下面站满了黑压压的人群。
我们由于个头太小，站在后边看不见，就挤到台子前面，从侧面看。只见台子前面站着一排人，每个人脖子上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下面写着他们的名字。一个个都弓着腰，弯弯地像一只只大虾。一脸困惑和恐怖，惊恐地看着一个个愤怒的人。人们高喊着口号，要他们把钱财交出来。
斗争会结束以后，大部分人都乖乖地把钱财交了出来，把多余的土地也交了出来。
然而，也有那顽固的人。只见有那么一个老太太，大概有六七十岁吧，不管那些当官的怎样吓唬，她就是不说。只见民兵们把她押解到河边的一块玉米地里。玉米刚刚收割完，玉米秸秆也被砍掉了，只露出一个个尖尖的，斜斜的，像朝天的刀口一样锋利的玉米碴子。几个年轻人用绳子把她的手腕子捆绑起来，拉过来一匹马，把拴着她手的绳子紧紧地绑在马尾巴后边的绳套上，然后使劲儿抽了马一鞭子。马飞快地跑了起来，老太太一下被拉倒了，朝天躺在地上，被马拉着在满是玉米碴子的地里疯狂地跑了起来。她的后背被尖锐的玉米碴子刺得鲜血淋漓，衣服很快被划成了碎条，鲜红的血渗了出来，染红了的破布，留在一只只尖锐的玉米碴子上。那玉米碴子，就像一把把带血的匕首，一个个指着蓝天。那老太太撕心裂肺地嚎哭了起来，像一条狼被扼住了咽喉，发出一声声刺耳的嚎叫。她用双手紧紧地抓住绳子，尽量使自己仰面朝天，不让自己的胸部和脸面受到伤害。
人们站在地边上，惊恐地看着地里。那些像被耍得如同猴一样表演的老人，吓得都凝神屏息，没人敢说出一句话。不知为什么这个老人如此的顽强，完全就是要钱不要命。
很快，有人上前牵住了马的缰绳，又紧紧抓住了马笼头。那匹马稳稳地站在地里吞吐着鼻息。它后边的那个老年女人已经脸色苍白，大口地喘着气，由高声尖叫变成了“哎哎”地哭泣。几个人走到她跟前，气势汹汹地大声问道，你服不服？还不老实交代！你剥削来的那么多的钱都藏在哪里？再不交代，就再乱拉上几圈，你就活不成了。快说！
那人说着，高高地举起了马鞭，就要往马屁股上打，旁边观看的人们，赶紧一起打劝她，还是说了吧，说了吧，命要紧还是钱要紧？没钱了还能挣呢，没命了可就什么也没有了。不要把钱看得比你的命还大呢。
老太太努力睁开眼，摸了摸破烂不堪的肩膀，两只手上沾满了鲜血。她用手搓了搓脸，一张蜡黄的脸顿时变得血红血红的，像一块破旧的红布，污渍不堪，慢慢地变成了紫红色。她蠕动着嘴唇，有气无力地冲着一双双凶恶又满怀期待的眼睛，声音像蚊子一样低声说，我说我说我全说，我全交代。
人们解开了她的手，把她搀扶着一瘸一拐地离开了场地。她身体后边的地上留下了一道忽隐忽现，时断时续的血痕。她渐渐地顺着大路，走进街道里边去了。
人们又重新回到会场。这时，会场上批斗的人中，只留下了一个人。他大概有四五十岁，个子高高的，紫红色的一张大脸，像一块大大的磨盘。眼睛也很大，张望着四周，不时地咬一咬牙。整个腮帮子，时而鼓起，时而瘪下，凶凶地看着人们。
主席台上，一个穿制服的人，手里拿着一叠稿子，正在高声念着，好像全是那个人的罪行：残酷地剥削穷人，放高利贷，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把长工家不到16岁的女儿，强行霸占。帮助二战区的那些官员收捐收税，贪污税款，私设公堂，关押交不起税的人，严刑拷打。既是地主又是恶霸，最后号召那些被欺压的人们，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
那人一开始还很凶，但一听见这声音，立刻吓得脸色苍白，浑身发抖。他还想发出什么声音来，但人们一拥而上，捡起旁边的一块块鹅卵石，朝着他劈头盖脸就打了下来。那大大小小的石头，像蝗虫一样飞舞着，密密麻麻地冲着那个人的头脸身子，一块块砸过来。
他顿时被砸得瘫倒在地，血流如注。头也被砸得裂开了，眼珠子也鼓了起来，连他那宽大的鸢肩膀也被石头敲碎了。他很快便晕厥了过去，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口里吐着一股股的血沫子。巨大的肚子，如同一只巨大的风箱，一起一伏地起伏着，有出的气，没进的气。这时，只听见人群里发出一声声嘶力竭的嚎叫声。一个小脚老太太挤开人群，手里拿着一把镰刀，一下冲到那人跟前，举起镰刀，使劲儿朝他的肚子刺了进去，然后使劲儿一拉。那人的肚子一下被划开了，肠子肚子全部流了出来，连同血水屎尿，流了一地。那人头一歪，便没有了生息。人群里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啊”的声音。拿镰刀的，拿石头的，所有的人一下就像固定了下来，变成了一个个的雕塑，没有一个人再动一下。
我们几个小孩子挤在前面看着，谁也没有动手。这时，我的发小刘虎平拿起一块石头，砸在那已经变成尸体的肚子上，肚子里头的血丝溅了起来，差点溅在我们的头上。另一个同伴王和平也拿起一块石头，砸在那人的腿上。
我直愣愣地看着他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快点，快点！刘虎平对我说，快点砸，大人都砸，咱们小孩不砸也不对。
我只得拿起一块小石头，冲着那人的头砸去，浓稠的脑汁“咚”的一声朝四周飞溅起来，有一滴居然溅到我的嘴里。我恶心得赶快往地下吐，一连吐了好几口。我们四个小孩，只有李三成没有动手。他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切，悄悄地带着我们回到了家里。
等我回到家里时，大人们早已回来了。大家谁也不说话，脸上的表情，一个个严肃凝重，看不出来谁是高兴的，也看不出来谁是痛苦的。只是家里的气氛，比平时多了一份压抑和肃然，好像发生这样的事情，出现这样的结果，大家早就预料到似的。
后来，直到过了好几天了，大家才讨论起那天会上发生的事情。
好像那个老太太，她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银元财主，就是放高利贷的。这在农村是不多见的。只是因为她是在村里有地，但在城里开着商铺，有一定的积蓄，就在村里边放高利贷。土地是明面上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只要强行分下去，分到土地的人，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地主富农也不敢怎么样。但银元财主就不同了，他们的钱财是藏起来的，只要不老实交代，政府很难搜出来。所以只能采用这种严刑拷打的办法了。而用这种拉着马在玉米地里转的土办法，要比严刑拷打管用得多。就是用这种办法才让那个老太太很快把隐藏着的银元全部交了出来。她受了的伤，政府还对她免费治疗，也算是人道的吧。
至于那个被打死的人，他也的确太坏了，欺压百姓，恶贯满盈，人人对他充满着仇恨。所以大家得出结论，有钱并不是坏事：朝代一换，天下一变化，只要把钱交出来，就什么事儿也没有了，至少还能留个活命。但要谋害了人，跟人结了仇，社会一变化，朝代一更替，就恐怕连命也保不住了。所以不管什么时候，永远不要害人，不要跟别人过不去。能行好学善，就尽量行好行善；如果做不到，也不要谋人害人。
那年冬天，政府的人来了，把全村人组织起来，号召大家要入社。说了无数入社的好处。说是这样可以集中所有的力量，整合所有的资源；强者帮弱的，人多的帮助人少的，这样大家就有力量了。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大家统一劳动，统一分配，吃的一样，穿的也一样，这样社会就能体现出公平来了。
但人们迟迟不肯行动：要把自己的牛羊马猪，耕地的犁和牲口，全部交给集体，大家都想不通。只有少数几个村干部和党员，并不是完全自愿地交了出去。
我们家起先也处于观望状态，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村里的亲戚们商量，大家也拿不出主意来。这时，我的爷爷把全家召集在一起。他坐在后炕上，脊背靠在背垛上，用一根长长的烟杆儿正抽着旱烟。抽完一锅后，他把烟灰磕在灶台上，紫铜色的脸上，一道道皱纹，像铺展开来的一块核桃皮。他用期待的眼光望着大家说，不要再拖延了，不管到什么时候，听政府的，听公家的总没有错；没有哪家政府和公家是要害老百姓的。总是要让大家过好日子的。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公家的人，当官的人，能不高兴吗？要是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人家费那么大劲干什么？迟交不如早交，晚干不如早干。什么时候粗胳膊也拧不过大腿。不要跟人家对着干，对着干，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大家听了爷爷的话，只得按他要求的去做。
这天下午，父亲把最好的饲料拿出来，倒进槽子里。两头牛低着头，用舌头舔着饲料，香甜地一口口地吃着。
父亲拿出一把刷子，仔细地给它们刷着身上背上的尘土。边刷边自言自语地说，唉，明早就要送你们到集体的牛圐圙里去了，我再也伺候不了你们了。你们两个牲灵听话，到了那里可要好好地抢着吃，要是不争不抢，你们可是要饿肚子的。集体生活可不比家里的生活，没人会在乎你们的。你们只能自己管好自己，自己吃好睡好；也要听新主人的话，人家要你干活你就干活，不要投机耍滑。要不然就会挨鞭子的。可是不比在咱家里，好也行，歹也行，过些日子我会去看你们的。
两头牛停止了吃食，抬起头定定地看着他，好像是听懂了他的话。父亲用慈爱的目光看着它们，似乎是触动了他敏感的神经，两只眼睛湿润了，摇了摇头再也说不下去了。只是轻轻地拍了拍牛的头，让它们吃家里最后的晚餐。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我也不想见它们，可心里总觉得放心不下。你替我到牲口圐圙里，看看咱家的牛生活得怎么样，是不是饿着了。能不能吃得饱？看集体给它们都毓些什么，饲料有没有咱家的好？
他像个老年妇人一样，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直到我转过身，他还在安咐着什么。
集体的牲口圐圙在全村的最高处的东边。我出了大门，沿着那条长长的土坡，来到村子东头的牲口圐圙。只见圐圙的门大开着，圐圙里有许多牛马和骡子。我一眼看见了我家的牛，在圐圙门口的右侧。它们好像也认出了我，抬起头看着我，发出“哞哞”的吼声。
我走到它们跟前，伸出手，摸着它们的鼻子，两头牛争着抢着伸出长长的舌头，舔着我的手。我看看槽子里边牲口们吃剩下的东西，有干草和黑豆，看上去吃得还不错。只是牲口圐圙里不好好打扫，牲口们拉下的屎扑了一地。黄牛骡子和马，全都在屎尿上躺着，浑身上下糊满了屎。我家的牛虽然站着，但它们身上也沾着已经干涸了的牛屎。整个牲口圐圙里发出一股股的臭气，弥漫着整座院子。
我拿起放在门口的一把扫帚，轻轻地扫着牛身上的屎，一块块干干的牛屎，慢慢地被我打扫得掉在地上。两头牛的身上渐渐露出了原来的黄色，浑身上下也显得有了精神。我又拍了拍它们的头，走出了牲口棚。
我回到家，把我看到的情况给父母和全家人一说，大家都挺高兴，只要我们的牛不受制就行。但我并没有把所有的情况给他们说清楚，完全省略了牛圐圙里臭气满天，屎尿横行的样子：反正说了也没用，只能让大家心里更加难受。
只要他们不受制就行，反正到哪也是要干活的，这我就放心了。父亲说。
但我知道，我这样的谎话是隐瞒不了多久的。父亲迟早会看到真实的样子的。到时候会不会要责备我呢？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