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自传.第四卷，洪波曲 苏联纪行 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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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九日

    天气热不可耐，昨晚在地板上睡了一夜。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四点钟，趁着立群和孩子们还在睡，索性把积下的字债还清了，一共写了四十二张。

    吃早饭的时候，世英问我：“爹爹，你到苏联去，好久回来？”我回答不出，眼泪有点汹涌。

    自己的心境是在哀乐之间。能够到苏联，自然是多年的夙愿，但把年青的立群和幼小的儿女留在重庆，于心实在难忍。假使可能的话，我想在国外久住，或者索性往英美去游历一番。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呢？实在回答不出。

    发现洗脸时所常用的一面镜子被用人打破了，心里很不愉快。为什么不早不迟，独于在今天我要动身的时候，镜子要被打破呢？尽管说那是迷信，心里总有点黯然。

    送行的朋友不断地来，有带照相机来的，也照了好几张相。立群说我的头发太长，应该赶着去理一次发，九点半钟的时候，我在忙乱中把汉英一同带了出去，在附近一家极简陋的小理发店里把头发剪了。汉英，我们是打算让他到飞机场去送行的。回家的路上，我不免有几分凄凉地告诉他：

    ——汉英，你要大些。爹爹走了，你要好生听妈妈的话，不要和弟弟妹妹们一同懊气。

    他默默地在我旁边走着，没有作声。他似乎已约略知道了一些别离的滋味。十一点五十分的时候，同朋友们一道用中饭。送行的人太多，只好轮流着立食。

    刚好把中饭吃完，苏联大使馆的汽车来了。立群叫用人们把小的孩子们带开了，免得他们啼哭，连汉英她都临时改变了计划，叫他去睡午觉，不让他到飞机场去了。

    朋友们送我到市民医院门口，握手告别了。只有少数的人，分乘着两部汽车，向枇杷山驶去。

    天气热得难耐，到了大使馆的时候，安南略先生接待着我们，开了几瓶香槟酒以壮行色。飞机是两点钟起飞，时间已经迫促，没有多作逗留，便赶着动身。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也赶来了，他本打算到飞机场的，但因中暑，有些热候，便中止了。

    安先生，苏牧先生，立群，我，同坐上一部汽车。要回国述职的邵鲁诺夫秘书，他同行李另外坐着一部，由枇杷山出发，经由两浮支路，驶向九龙坡的飞机场。

    九龙坡离城十二公里，飞机场临着长江，并不甚大。这儿立群和我都是第一次来。飞机站是一层的建筑，背着江面，周围有些洋槐围绕着。站内进门处一左一右有两个柜台间，左手是美国人办公的地方，右手的是中国人。一进站，先在右手间投到，据执事的人说：中国人出境还要有外事局的许可证，不然便不能起飞。这一消息出乎意外。因为时间太迫促了，还要回城办许可证，万万来不及。外事局照别国的惯例应该是管理外国人出境的事情，今天刚刚相反。打电话进城去一时得不到着落，安先生又连忙派了一部汽车回城，请大使馆就近办理，我们便坐在站里等候回信。

    费德林博士赶来了。制片厂的司徒慧敏和另外的几位摄影同志也赶来了。等到快要两点钟了，许可证还没有消息。执事的人来催问，假使得不到许可证，要到美国人那边把乘机证取消。我心里为这事反而有点高兴：今天能够不走，索性走不成，倒更好。人事是尽了的。外交部发了护照，美军司令部也特别优待，没想出还有这么一道难关。

    然而碰巧，飞机迟了刻。不仅二时没有到，就是三时，三时半，都没有到，而许可证也同飞机的迟到在比赛，迟迟地得不到最后的着落。时间沉闷地过着，热，汗，电扇鼓着温风。

    快要到四点钟了，对山有号角的声音，报告飞机到站。那就是我们所等待的飞机。乘机的人都在做准备了。许可证还没有送到。执事的中国人又来说，要去取消乘机证了。但就在这时候，右手内部的办公室里面又有人出来，说是接到城里的电话：许可乘机。这一来我好像得了赦令，但又好像受到了判决，无论如何非走不可了。我有点茫然。立群为我倒了一杯凉水来让我喝，又把手巾蘸湿让我抹了一次脸。送行者的姓名都被调查了，我们便动身走出机站。立群只同我说了一句话：到那边去少喝些酒啊。我在心里发了誓，绝对要记住她的叮嘱。

    在一架中型的运输机下和大家握别，摄影的朋友们不断地摄影。当我和立群握别的时候，费博士很愉快地说：假使在我们苏联，是要来这一套的。他把两手比成拥抱的形式。但我们没有拥抱。

    上了飞机。立群在下面对我说：他们还要我们演一个场面。慧敏导演着，要我从飞机上和立群握手。管飞机门的一位美国青年，含着笑，闪开了。摄影完毕，碰的一声，铁门关上了。

    飞机上的座位在两旁的窗下，可以坐三四十人光景，但乘机的只有九个人。座位两旁有系腰的板带，要起飞了，机师叫把板带扣上以免震荡。待飞到了上空，又叫把板带解扣。后来在下降的时候也这样，对于旅客的便利，注意得相当周到。

    坐在飞机上起初也还是有点茫然，待一飞定了，在上空发生着清凉的感触，脑子里的回忆就像突然开了闸的一样，汹涌了起来。

    八年的抗战当中，自己所曾参与过的差不多每一个场面都交错地迅速地插换着，但一想到前途便突然现出一片白光。计自四点二十分起飞，七点二十分到达昆明，在空中足足飞了三个钟头，脑子里的回忆也汹涌了三个钟头。

    昆明的飞机场很大，不断地有飞机起飞或降落；有大风，只见尘沙蒙蒙。天气倒很凉快，有点像重庆的晚秋。飞机站很简陋，墙是土砖砌成，屋顶有些漏洞。来去的都是美国的士兵，人数很多。在站上办好了手续，要明天午后四时才能继续航程，当晚便落宿在飞机场内的美军招待所。那是临时性的白落库（Ba

    ack，即营房），每间屋子里面对放着四尊床，在屋底靠窗一张长条桌。我们落宿的一间已经先有两位美国兵住着，正在光着身子在电灯下纳凉，看见我们进门，他们把衣服穿好出去了。

    浴室里面只有漏篷设备，冲浴了一次，同邵君往食堂进餐。定食，很简单，但很丰富。咖啡盛以庞大的乳白玻璃盅，可以任人牛饮，这却需要相当粗大的神经。

    一切都是美国式，虽感方便，但亦颇觉生疏。很想到昆明市上去看看，听说还有十来公里，没有交通工具，也就只好作罢。未出中国境便已经成为一个外国人了。

    六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时间还是重庆的战时时间，应该才只五时。太早，其他的人都还没有什么动静。到盥洗室里去洗了脸，回到居室时，发觉手表还放在盥洗室里，连忙回头去找寻，不见了。一位老公役，中国人，在那儿打扫。我疑心是他拾去了，但也不好诘问。他看见我的情形，很安闲地问我：是不是在找表？我答应了他，他从衣包里取出了表来还我，神色愈是安泰。我起了肃敬的念头。盥洗室里面有禁制：“用水有毒，不能进口”。有一个大水囊挂着，我知道是漱口用的，囊脚有几个水塞，但不知道怎么开。我在这时才请教那老公役，他把两个指头套上水塞的两翼，用拇指把挺出的活塞向内压，水便从水塞下的一个小孔里面流出了。我非常感谢。今天真是吉利，一清早便遇着这样的大好事。

    昨晚睡得不甚好。天气凉，我盖上了毛毯，本很暖和，但不知道怎的，两脚的鱼肚筋老是抽筋。

    在食堂里用了早饭，请食堂中的一位中国仆欧引路，我们到达了公路，在那儿搭上了美国军部的交通卡车，便往昆明城里去。公路两旁的风景树很茂盛，树叶肥厚，有点亚热带树的风味，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乘十余公里达到城区，街道却很凌乱猥杂，苍蝇、垃圾、乞丐触目皆是。吉普车穿梭式地来往，看起来美国兵好像比昆明市民还要多——当然这只是我的错觉。实际是遍街都是闲人，和重庆市头并没有两样。想象中的昆明是要更美丽些的，我有点失望了。

    昆明朋友们的住处，我一个也不记得。开始想到正义街去访一位报馆里的朋友，但想在清早，过记者生活的人恐怕还没有起床。在街头看见有“联大工学院合作社”的招牌，走进去探问闻一多、吴晗的住址，知道他们住在城外，路太远，而且又是星期，不一定在家。没有办法，只好在街头流浪。

    街上有黄包车，车夫的云南话却不大好懂。我问他们昆明有没有中苏文化协会，他们也很茫然。我改变了计划，向街头过路的学生样的青年问，这一问却立地收到成功。一位操广东音的青年告诉我：在拓东路胜利桥侧临江里。他叫我们回头走，走不好远的那座桥就是胜利桥，过桥倒左手，沿着城壕的那一带就是临江里了。我们照着路向走，果然找到了一家门户，有绿色油漆的铁栅门，悬着“中苏文化协会”的长牌。

    秘书杨须知和其他五六人正在楼下的会议室里面准备开座谈会，要讨论关于苏联的什么。我们本来是不认识的，但一说明便都成了熟朋友，受着了很恳切的招待。我打算会田汉、光未然、闻一多、吴晗诸位，一位朋友乘着自转车便去分头通知去了。邵先生参加了座谈会，我却坐在一边把清早没有写完的一封信又拿出来写，想赶着付邮寄给立群。

    我手里只有一节长不满一寸的断铅笔，还是今天清早在寝室里的长桌上拾得的。

    ——你没有钢笔吗？一位朋友问我。

    ——有是有的，被人抽去了。这儿又引起了我一段新鲜的回忆。

    是六号的晚上，文委会的旧友们在我家里，开过一次小规模的饯别茶会。并不怎么宽的书房里，坐了四十来往个人。我挂在壁上的上衣插着钢笔，第二天清早才发现不翼而飞了。大约是谁取下来记录，忘记了插回原处的吧。

    那只钢笔在我是很值得纪念的，那是墨色有黄环带的一只头号派克。前几年写史剧《屈原》的时候，写得太快，把笔尖触断了。费德林博士也有一只同样的笔，他便送了我。断了的笔尖，后来修理好了。同样的笔我便有了两只，因此笔套头便每每混用。然而区别毕竟是有的，费博士赠我的一只笔杆上刻有一个“费”字，我自己的一只笔套头上的塞子是掉了的。结果遗失了的是我的笔杆，费的笔套，留下的是我的笔套，费的笔杆。这样值得纪念的东西，我不愿意它再遗失，便留在家里让立群使用，我是打算到了加尔各答买一只新的。

    杨秘书把自己的钢笔借给我，我把信写完了，便托他用航快寄出。

    光未然来了，太不凑巧，听说田汉下乡去讲演去了。本来在中午是有一次聚餐的，寄寓昆明的前政治部第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朋友们要做一次会合，就因为田有讲演，赶不回来。改到晚上去了。

    乘自转车的朋友也回来了，接着是闻一多和吴晗两位。多年不见了，意外的会合使得大家都兴奋，又因时间短促，更觉得珍惜。大家都希望我能够再留一天，邵秘书也有这个意思，我倒很想早走，希望能够去赶上科学院的开会。这只好等飞机来决定了，假使午后四时没有飞机，我们就断然留下。

    在冠生园一同吃了一顿中饭。把饭吃完之后，已经是两点钟了。王晋笙赶了来，很有点不自然的样子。他一见到我便提到《孔雀胆》的上演税。《孔雀胆》去年十一月在昆明上演，收入在一千六百万元以上，照百分之三的比例，应该付我至少四十万元的上演税。但他一直拖欠着。他说了一些抱歉的话，又说要利上加利地付还，决不失信。我自然也感谢了他。（不过在我整理日记的今天，上演税还是没有消息。）

    是上飞机的时候了，大家要一同去，却没有方便的汽车。在这儿晋笙卖了力气，他去找了一部很古式的大轿车来，坐上了十几个人。到了飞机场的时候，四点钟确是有飞机，便只好同大家告别。

    飞机是五点钟起飞的，机型较大，坐满了美国的士兵，一共有五十来往个人。飞得很高，甚为平稳，曾用氧气口罩一次，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舒适。只是冷得有时不能支持，我把随身带着的毛毯裹上了。约略飞了两个钟头的光景，在密支那降落，乘客们通下机用晚饭。热意如蒸，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一个钟头之后又继续飞行，又曾用氧气罩一次。乘机的人多裹上毛毯，在机底上和衣而卧。将近十二时，到了加尔各答。邵先生的行李很多，而且都很大而且重，在机场上逗留了很久。一位彪形大汉，面孔有点像斗牛狗一样的英国警吏紧紧跟随着我们。把行李捆上一部吉普车，在街道上跑了很长的时间。虽然已是深夜，但街道两旁时有牛车往还，有不少的印度人在露天中过夜。跑了半小时光景，车子驶进了一座大建筑的前庭，停住了。我以为是旅馆，进去之后才知道是税关。还不是办公的时候，彪形大汉叫我们等候。到了一点过钟才开始检查，彪形大汉的那双眼睛，鼓得像两盏头灯。邵先生是外交官，他的行李是不受检查的，我的两口皮箱便受了彻底的光顾。算好，我自己并不是违禁的人，也并没有携带什么违禁的物品，虽然麻烦了将近一个钟头，算也通过了。

    行李检查完毕之后，本该出关了，但找不到旅馆。邵秘书和我都是初次来印度，毫无经验，便只好坐在税关里面过了一夜。

    六月十一日

    宏大的税关在半夜经过了一番忙乱的检查之后，税警们都散了，只剩着煌煌的电灯照着几圆屋顶电风扇在那儿焦躁地旋转。几位印度仆欧，就像烧焦了的几架死尸一样在水门汀的地面上陈睡着。

    六点钟的时候，有一位红头巡捕进来，把仆欧们蹴醒了。有几个拿了一种特殊的扫帚来拖地。那是用绳子绑的一大簇的植物纤维（似乎是麻），有四尺长的光景，没有把柄，只是用绳子拖。用起来好像很不方便，但看他们悠闲地拖来拖去，似乎也不十分费力便把地面拖干净了。

    我走出庭前去看了一下，看见了那儿的街名是滑铁卢路（Wate

    loo Road）。街沿上也还睡着好些印度人。不少的灰颈乌鸦在街上争吃老鼠。

    七点钟的时候，邵秘书和苏联商务代办处通了电话，不一会儿有一位苏联朋友坐汽车来照拂我们。原来那税关的楼上便是一家大旅社，是有楼门可通的。我们被引向右手的楼门，但还锁着，只得又退回来，坐着汽车，转了一个街角，便到了旅舍的门口，是G

    eat Easte

    Hotel（大东旅舍）。

    旅舍的客房听说已经住满，在一八七号房里已经住了三个人了，临时又安上两尊行军床，勉强住下。在食堂里用了早饭，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商务代办叶尔辛来访，有五十上下的年纪，人很精干。他立刻带领我们到普列妥里亚街去办登记手续。因为税关警吏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一个钤记，限于二十四小时内在外人登记处去登记。

    登记处把中国人和别的外国人是分开来了的，管理中国人登记的也是一位中国人，但他却不说中国话而说英国话。这位先生算对于我特别客气，没有什么刁难，给了我一张登记证，限于十五日内离境。这些限制不知道是什么用意。在限制者或许会觉得这十五日的期限已经够长，但在我自己倒也并不觉得这个期限的太短。假如当天便能够起飞，我倒是心香祷祝的。

    登记手续办完之后，随着叶尔辛先生到他的代办处去坐了一下，一个大厅的正中有几位男女职员在那儿学习英文。叶代办很忙，他另外派了一位年青的朋友陪伴我们到美军飞机场去打听飞机的消息。

    热带性的阳光很强烈，加以昨夜未睡，两眼的结膜发炎，颇感觉不舒服。

    市街建筑相当讲究，爱用紫红色，表示着印度的地方色彩。交通工具应有尽有。也有人力车，比中国境内的要大些。每每看见两个美国大兵同坐在一部人力车上，意气扬扬然。拉车的印度人，个子都很小，裸着黑得放光的身子，弓着背在前面拉，一面跑，一面拍着右侧车柄上的铃子，响出一种特殊的韵律。运搬货物多用牛车，用两条牛拖，黄牛多白色，也有水牛，但角作畸形，总觉得有点异样。街头巷尾每见纯粹印度人的小店，席地而坐，和日本风俗颇相类似。

    飞机听说要后天才有，但因邵秘书的行李过多，照所规定的重量六十八磅超过了几倍，要向重庆总部请示，到了后天再去讨回话。

    午后一时顷回到旅舍，以湿手巾蒙目，午睡移时，补足了昨晚的睡眠，眼结膜的发炎渐渐好些了。

    六月十二日

    正是吃芒果的时节。芒果将近二十年不吃了，甚有风味。早饭后，随邵秘书出外购物，价昂物劣，一样呈现着战时状况。想买一支自来水笔，四处找寻不可得。在一家商店中遇见两位中国青年，觉得很亲切，我便和他们打招呼。彼此本不相识，但国外相逢，俨如旧友。一位K君，在远征军部服务，据说明日将返八莫，再经由昆明回重庆，大概月底可望到达。一位Y君，是要到伦敦去的，在等飞机。我告诉他们想买自来水笔，他们说只有黑市才可以买到，中国街有卖的。我到这时才知道加市还有中国街（Chi

    a Tow

    ）。我要求两位同道去访问中国街，他们答应了，邵秘书不愿去，便只好暂时告别。

    三人坐黄包车到了中国街，街道狭，房屋矮小，一切情形俨然如像在中国。在一家姓秦的杂货店里面买了一对新型的派克笔，一支钢笔，一支铅笔，去钱三百一十卢比，折合美金一百零三元。中国街有一家中国菜馆，是西式三层楼的建筑。K君约去用中国饭，馆内陈设也多是中国式。无心中遇着了他们二位，算多少知道了一些印度和加市的情形。听说在军事吃紧的时候，远征军很受欢迎，现在日本人打退了，远征军全部快要撤退回国了，印度的英国当局显示着有急于送客的意思。又听说外国兵不许进中国街，不然中国菜馆的生意定然要应接不暇。

    目疾渐就恢复。傍晚邵先生回寓时，购物颇多，以一沉香匣见示，雕镂颇为工致。

    六月十三日

    早饭后与邵秘书同到美国军部，乘机事尚无着落。据说重庆总部尚无回电，午后二三时顷可再往探听消息。我开始感觉着焦躁。

    同往新市场（New Ma

    ket），是印度人开的各色各样的小商店的总汇。纯粹印度式的水瓶很有美术风味，但不多见。街头充塞着洋货，纯粹的印度货以手工品为多，象牙雕刻，沉香匣，漆花皮箧，触目皆是。

    水果颇多，凤梨、香蕉、芒果、荔枝、桂圆、类似杨桃的小果。花类亦多，莲花、晚香玉、茉莉，还有一些不知名的奇花异卉。

    贫困的印度人，有的年青，有的年老，有的是满有力气的中年，手里各执着一个藤篮，追随雇客兜揽肩荷的生意。好些顾客买了东西，放在藤篮内，让他们顶在头上跟着。这些印度人，每每在后脑勺上蓄有一小撮头发，如像中国守孝的人蓄的孝辫那样。这无疑是一种特殊的风俗，上流人中便很少见，大约是有阶级性的吧。劳动力的浪费，和我们中国一样，实在有点惊人。

    阅报，见有《全印泰戈尔纪念会募集纪念金启事》，措辞甚为佳妙。

    泰戈尔去世三年有半了。流年轮转而去，但他的记忆将要常青地留存，每年的夏季，春季，雨季，将要启示他的制造的幻想所具有的不可穷歇的美与力。要使泰戈尔的记忆永存，没有比这更适当的纪念物，便是让我们生活于他的精神中，让他的言语在我们日常用语中回响，让他的理想标志着我们国民意识的最远的地平线。他是我国最伟大的诗人，最伟大的圣者们中之一。他是不朽精神的永恒的门卫。

    我喜欢泰戈尔，读到这些词句使我回忆起了二三十年前读他的诗和剧时的碧玉一般的情趣。同室有一位印度人，我很想向他打听一下关于这纪念会的情形，我把报纸给他看，但他很漠然，就好像根本不知道有过泰戈尔这人的存在。那是难怪的，他是一位做车胎买卖的商人，据他说他在孟买有一座大车胎工厂。他也是在等飞机，想飞往开罗。

    午后八时顷邵秘书回寓，飞机仍无着落。同进食堂进膳，今夜有舞会，地狭人稠，毫无虚席，但多是英美人，以美国军人为多。值得奇异的，是无论男女，没有一个印度人。不，有的，有的只是印度仆欧，而仆欧里面却没有一个印度以外的人。英美人的世界主人翁的面孔，在这样的食堂里面，特别放大了镜头。

    食后与邵同出散步。旅舍门外有不少的印度男子卖花。有一种白色的花颇像茉莉的，有香，穿成长串的花环逢人兜卖。卖花的是男子颇觉稀奇，逢到男子也要兜卖，也值得诧异。因此，卖花的也每每受人白眼。有一对美国兵从旅馆里走出，一位卖花的赶上去，兵的一位把花环拉去，嗅了一下，说：你看我是买花的吗？各自走了。

    公园的树木很苍郁，特别在夜里显得有浓厚的神秘味。大概因为昆虫、蚊蚋很多的缘故，公园中很少有电灯。因此在那蓊郁的林木中也少有人去纳凉，虽然在那儿比别的地方要凉爽得多。返寓，已十一时过，在楼下的大敞间里面用饮料。有人在一侧的壁次弹钢琴，拍掌之声时起。弹者乃美国军人，颇为纯熟。一位波兰人走来打招呼，能讲上海话。他说他从上海来，不久要回上海去，夫人是广东人，还留在上海。我问了些上海的情形，他极口称赞上海的繁华，言下不胜回味。我感觉着无聊，各自上楼来了。

    六月十四日

    早餐时与邵秘书同进食堂，有一人在偏僻的一隅独据一席者，邵秘书说：那是苏联驻重庆的商务副代办，才从莫斯科来，将往重庆，同样在等飞机。

    食后与邵秘书同到军部，仍言邵秘书行李过重，尚无回电。

    如行李照规定减少，则午后七时即可起飞。不然仍须等待明日。邵秘书仍决定等待。纪念会是明天开幕，反正赶不及，我也反而悠然了。

    见报，载希特勒的前任副官肯宁堡谈述希特勒的私生活。希与情妇叶娃·布朗同居多年已有一子一女，而公开场所决不让叶娃出席。但在柏林临陷落前却和叶娃结了婚，据说是好在上帝面前说话。大流氓惯讲伪道德，古今中外竟找不出一个例外来，倒是有趣的事。但希特勒是否已经见了上帝，那真是只有上帝知道了。

    午后又同邵秘书往新市场，邵秘书的行李已经过重，但他又买了一些东西。我很佩服他的沉着而且彻底，他丝毫也不焦躁，事事都处之泰然，真是值得佩服。我也买了一个花漆小手提包和一个介壳撇针，想拜托商务副代办为立群带去。

    晚饭后邵秘书约出去兜风，坐上汽车足足兜了一个多钟头。

    汽车是敞篷的老爷车，不自然的风兜得太久，头部微微作痛。我劝邵秘书停止，但他似乎还感觉着没有十分够味。体力不强，连兜风都不够格，自己觉得惭愧。

    六月十五日

    早饭后邵秘书又约我同往新市场，邵秘书又买了一些东西。

    归途在街头遇陈友仁先生之次公子，能操英语、俄语，均颇纯熟。自言将往美国。我起初把他当成外国人去了。

    邵秘书往军部打听消息，我一人回寓。无事可做，甚感焦躁。只好与立群写信，报告了些离昆明以后的情形。不一会儿邵秘书返寓，言今晚七时半即须离此。又算过了一道难关。邵秘书把这消息告诉了我之后，他一转身又出去了，他说他还要买些东西。中国领事馆有人打电话来，自己的两耳重听，听不清楚对方所说的。我只问明了领事馆的地址，公园街十八号，我便一人坐了一部人力车去。会到了陈总领事，他告诉我，英国航空公司有电话通知，十九号有飞机，留有空位。我开始不大明了这个缘故，但想到一定是丁西林在重庆办的交涉，所留的空位一定为的是他，并不是为我。我把这个想法陈述了，并说我当晚就要搭乘美国军用机起飞。把这些话说明了之后，又匆匆忙忙地回寓。我身上只有印度钱一个卢比了，这是坐搭克西车的起码价钱。我便雇了一部搭克西，两眼不断注视着车外的价标器。假使一超过了一个卢比，我就没有办法付钱。还没有赶到旅馆，价标器的字在动了，我便赶快叫司机停车。去钱一个卢比，剩下了两袖清风。

    回寓后邵秘书还未回，不一会儿有人送了几口大皮箱和布囊来，是邵秘书赶着去**的。我替他代收了。邵秘书回来之后，帮着他把行李装换了一遍，箱笼焕然一新，由重庆装来的一些帆布口袋和旧皮箱，他便把它们丢了。我感觉着有点可惜。

    七时离寓，先到军部，再转吉普车至机场。在机场上为行李过重，又小有一些纠葛，但结果是通过了。

    上飞机后准九时起飞。这一次的是客机，座位设备均颇考究。左侧双座，右侧单座，中央为通道。有通气孔，有电灯可自由开闭。我们坐上了第五排的左侧的双座。乘机者仍纯属军人，也有女兵。

    三时在新德里下降用餐，休息约一小时后复起飞。

    六月十六日

    九时顷到卡拉奇（Ka

    achi）。途中所见多系不毛之地，一望砂原，无丘陵可见。河道是泥流。

    下机后，在机站上又有警察检查护照，要费两道手续，相当麻烦，但比初到加尔各答时已经客气得多了。检查完毕之后，取得行李上机站楼上的旅舍。机站甚大，除办公房屋之外兼营食堂和旅舍。旅舍一室二床，甚整洁。急行沐浴一次。

    离渝八天了，在渝的朋友们必以为我已经到了苏京。参加大会，但谁知我还在这儿上不粘天，下不粘地。

    午后三时突然接得通知，将继续航程，飞赴阿巴旦（Abada

    ）。飞机将开往开罗，大约因为要经过红海，在乘机之前，机师将乘客集中于一室，实演救生服的佩带；同时又有电影加以说明。这是预防飞机在海上出事时的万一的准备，佩着救生服的人登上救生艇以免于难。

    四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四十分，到达阿巴旦。足足飞了七个钟头，因系高飞，颇觉寒冷，但等飞机一下地，顿如入了火狱。落宿于白落库第三十五号第八室，室中尤热不可耐。屋顶有电风扇一具，通夜不停。

    六月十七日

    邵秘书的行李过重又发生问题，在加尔各答的停顿，在阿巴旦又将重演。

    阿巴旦在波斯湾的脚底，地属伊朗。这儿应该是古代巴比伦以来的美索布达米亚平原文明发祥的地方，但目前所见全是一片半沙漠的地带。机场有沟渠，是人工挖掘的，只有沟渠两旁有些青草。美国人从别的地方移植了一些椰子树来，在近处造成了一带椰子林，但那些树木都还在方生方死之间。足见在未有沟渠和椰子林之前，完全是不毛之地了。

    清早，太阳还未十分上升的时候，也觉得有些凉意。但随着太阳的上升，空气增加着灼热，吹的风好像是在流着火焰。我得到一句类似诗的句子：“六月的火焰流出阿巴旦的黄沙。”想到《西游记》上唐僧取经，经过火焰山的故事，足见作者对于南方气候确有经验，并不是全凭想象。

    食堂很大，席面如一次坐满，可能容纳三四百人。两侧壁上有中、苏、英、美四国领袖的画像，以国旗为背景，画着半身。画者的伎俩并不高明，显然是出于爱美者之手。斯大林像有点蹊跷。苏联的国徽是铁槌与镰刀，像中只画了镰刀而无铁槌，而且相互间的位置颇有镰刀加颈的形势。早餐时邵秘书将此幅画像向我指示，表露不满，但我早已看出了那里面的毛病了。画者或许是出于无心吧。

    夜有新月在天，这是在这海角天涯的唯一的相识。

    六月十八日

    时时思念重庆，乡愁不能遏止。

    我对于重庆本是极端憎恨，觉得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恶劣的地方。闷热，崎岖，不干净，一切都逼榨着人；但我今天离开了它，却不免怀着无限的恋慕。我的朋友，我的家，都陷在那儿，那儿就好像我的天国。

    昨天的重庆在我还是地狱，

    今天的重庆在我却是天堂。

    我的亲人们都陷在那个地方，

    纵使是热风如火，热汗如汤，

    我也愿意躺在那儿的垃圾堆上。

    六月十九日

    阿巴旦市街离机场尚远，可惜未能前往一巡视。机场内有警告牌示，于恶性疟疾、肠伤寒、回归热之外，有性病的一项。邵秘书告余云：当地的性生活极为糜烂。

    热不可耐，在中午以后温度当在华氏一百二十度以上。口渴，室中无水，要到办公站或食堂去才能有凉水可喝，但等你走到那儿喝了两杯回来，已经又不济事了。自己的身体好像整个变成了沙漠，水灌下去立即干没，一珠汗也发泄不出来，这不是沙漠现象吗？汗，大约是未达到皮面便被蒸发了？

    伊朗仆欧时来扫地，只有十五六岁的一个孩子，觉得很可爱。但他已经喜欢吸香烟。他来时，邵秘书便和他做一次宝贵的交易，以一支香烟换取二盅冷水。

    ——古代四大文明之一的发祥地，为什么今天成为了这样呢？一个始终梗在我心里的问题，我说出了口来。这儿不是美索布达米亚平原，古代巴比伦文明灿烂过的地方吗？为什么成了这样的沙漠呢？

    ——你中国今天又有什么发明呢？出乎意外地那驯如子羔的仆欧这么反诘了我一句，我喝着的凉水好像变成了一瓢热汤。七时得到通知，以为当晚可以起飞了，如获大赦。在小站上把宿舍的账结清了，赶到大站去又为行李生出了一番纠葛，当晚没有飞成，只得又回到小站。前住的宿舍已经另外住人了，换到白落库第三十三号的第四间，房间窄小，里面只有一尊小铁床。交涉的结果，移到白落库第十二号，这倒很大，是一个通敞间，帆布行军床排成两横列，约有六十尊，但一个人也没有。这倒确实是兵房，在前的小间安放铁床的，倒还是低一级的官佐室了。无电风扇，勉强就寝，热得不能安眠。

    六月二十日

    晨五时顷起床，喉嗓干燥不堪，嘴唇已经被烤焦了。

    邵秘书往大站去交涉飞机，我一人留在房里看守行李。不一会儿小站上有人来通知，有飞机飞往德黑兰。我便赶着把行李一切运到了大站上去。邵秘书在那儿等候，他已进早餐，我因肠胃不调，未进食。

    飞机于六时三十分起飞，中途停机两次，十时十五分到达德黑兰机场。在这儿，俄国机场与美国机场毗邻，邵秘书下机先到俄国机站上去了，我一个人在美国机站上留守。

    在飞行中沿途所见也多是不毛之地。经过一段险峻的山岳地带，那些山岭的形象和色彩都俨如骸炭，峭削嶙峋，不生草木。愁惨的灰紫色有些令人生畏。有的山头带着冰雪，足见得它们的高峻。山下也有些蜿蜒的河道，每每断岸千寻，深谷万仞，想来那些山骨都是些石灰崖，融冰下注，积久崩颓，故形成了那样的形势。

    机站很小巧，一个人坐在一只藤条椅上，混混蒙蒙地回味着途中所见。时有和风吹拂，颇觉爽适，气候恐比阿巴旦相差三四十度。

    突然一位中国人推开机站前门进来，直接走到我面前向我打招呼。他是驻德黑兰中国大使馆的秘书吕式伦，得到机站的电话，特来接我。并且说，大使李铁铮也来了，在汽车上等待。正在这样说的时候，前门又被人推开，进来一位魁梧的中国人，穿着栗色的西装。吕君即连忙向我介绍，那便是李大使了。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很感谢了他的盛意。

    邵秘书把全部行李都取到了，载上了一部吉普车，要到旅馆拏德里去。李大使有意招待我们，想要我们到大使馆去住，邵秘书辞谢了，意很坚决。结果是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我先到大使馆去坐谈一会儿，再往旅馆里去和邵秘书同住。

    大使馆是租住的，陈设相当堂皇。喝一盏盖碗的中国茶，特别感觉着隽永。真是奇怪，不喝中国茶也仅仅只有十天，就像阔别了十年的一样。

    我想写封信回国，但听说至快要两个月才能到达，我大吃一惊。原因是用中国字写的信要经由开罗，在开罗经过检查之后再寄往中国。“行路难”并不专限于人的身体了。

    德黑兰周年不雨，农作物的灌溉全靠山雪的融流。听说伊朗**中有专门管水的官，分区给水，颇有条理。

    德黑兰是伊朗地主荟萃的地方，街市已经充分现代化了。交通工具多用汽车和马车。虽无电车设备，但亦无人力车。马车马纯系高头大马，便是汉代人所说的“天马”了。街名，店号，门牌号数都是伊朗文，不准纯用外国文字。街路树特别茂盛而壮大。这些都是前任老王的德政。他除整饬了德黑兰的市容之外，还完成了很多公路和一条横贯全国的铁路。这铁路在战时物资的运输上是有了贡献的。老王是亲德派，在这些建设后边自然有德国人帮忙。德国被赶走了，现在据说是在同盟国的势力之下。

    单从表面上看来，德黑兰被选为了第一次三巨头会议的地点，实在是再适当也没有。地点适中，气候舒适，生活方便。然而德黑兰也有它的里面。大概的人家都有小巧的庭园，园中除花木之外必备水池，池大者可供游泳。就因为这私家庭园的发达，德黑兰没有公园。德黑兰也没有大学，没有大规模的剧场。饭馆、旅馆的庭园里面大抵有小型的舞台，可供杂耍戏剧等的简单演出。德黑兰人也喜欢吸鸦片烟，连十二岁的孩子都已经有人染上了这种嗜好。鸦片是黄土，据说比印度出产的还要好。鸦片就叫着“阿芙蓉”，原来这样的一个雅名，它的老家就是这伊朗王国。有机会倒很想去参观一下这“阿芙蓉”是怎样吸法，听说也用火烧，但没有中国人讲究。我们真可谓“青出于蓝”了。

    王室是大地主，里海南岸的膏腴地带都是王产。甚至连老百姓的住家都要向王室租借，王室也就是一个伟大的房东。这些也都是前任老王的一代所置备下来的，老王同时也是一名大瘾客。老王本来是一位军人，就因为有军队，便升到了大地主政权的独裁者的地位。战事发生后他是在非洲庾死了。

    在阿巴旦所发生的疑问，到德黑兰来，算得到了一部分的解决。是这都市的畸形繁荣，地主政权的超度榨取，使农村沙漠化了的，难道不是吗？

    旅馆拏德里在一条大街上，后面也有庭园，也有一座小型的舞台。旅馆兼营餐馆，树下陈列着好些餐桌。在园中与邵秘书同用午餐，馆中用人均能操俄语，在邵秘书甚感方便。餐事不甚佳，蔬菜如黄瓜、番茄之类，均不甚新鲜。用啤酒，五六年来不曾享受了。邵秘书喝着啤酒，一面自言自语地说“苦尽甘来”。足见在阿巴旦的四日间的生活，对于他也没有什么甜蜜的回味。

    饭后邵秘书外出，要往苏联大使馆和旅行社去。回寓时甚晚，经过情形，未蒙见告。

    夜间庭园中有人结婚，贺客颇多，男女均着西装。新娘入场时，群客皆拍掌。新娘头顶白纱，身着白服，亦一西式婚礼。舞台上有跳舞，有爵士音乐。

    六月二十一日

    昨夜睡颇熟，半夜醒来，颇觉寒冷，乃将毛毯盖上。

    清晨与邵秘书同出，散步街头，余因上衣未烫，只着衬衫。街头行人多着秋装，衣履整饬，领带华丽。着伊朗古装者罕见。苦力佣贩则多着衬衫而无领带。

    已不见水牛。多水果店，莓子，樱桃，巴旦杏，触目皆是。樱桃有黑紫色者，颗粒甚大。梅龙瓜已上市。有卖玉蜀黍者，货摊平荷于驴背，四处行动，当街烧熟出售，颇动人食兴。有抱水瓶沿街卖凉水者，水瓶长颈细腹，与印度瓶之短颈鼓腹者恰成对照，而各具美观。波斯人美觉似尚纤细，色彩则爱好青绿，但表现于毡毯者，情趣复稍有不同。

    十一时顷武官黄子安来访，黄君乃峨嵋人，来伊朗尚未及半年。余复叩以伊朗情形，因得有所补充。

    伊朗今王甚年轻，只有二十五岁。政权操在国会，国会为二百余人之土豪权贵所把持，小党林立，人数和党籍都不固定，今天为某一问题意气投合了便合起伙来，明天为了别的问题，又可以随便拆伙。组织内阁如像轮流请客，今天你做东，明天我做东，换来换去还是在那些人里面兜圈子。只有一个党，叫“人民党”，人数是固定了的，但只有八个人，据说是亲苏的党。目前正在政潮中，内阁还没有成立。

    黄君坐移时而去，约于午后三时顷再来，同往参观博物馆。黄君去后，接着便是大使馆的吕式伦秘书来访，吕秘书传达李大使的意思要我到大使的别墅去同用午餐，并请邵秘书同行，但邵秘书不在寓，我只留下条子，与吕君同往大使馆。再从大使馆和李大使一道到城北的山庄。

    庄在山下，离城不及十公里。山头有积雪，山下地带较城区更为凉爽。各国的大使馆都在这儿备有避暑的地方，暑间的外交中心便移到了城外。听说，往年的中国大使馆还没有别墅，是今年才租定的。原是一对孪生王子的离宫，这在便宜上倒可称为“孪生山庄”了。

    李大使夫人是政治部旧同事张宗良之妹，长沙人，很能饮酒。已有七女一子，带到了德黑兰来的是三女一子，余都留在了重庆。夫人很贤淑，招待客人的态度非常诚恳。我们在花园的花树下和公子小姐们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嗑了好几种洋酒。我自己感觉着已经有八分的醉意了。回到客厅的时候，李小姐拿出一本手册来要我题诗，我糊里糊涂地写了一首打油诗上去。一开首我记得是“人言此地德黑兰，在我浑如是庐山”，中间有一句是“玫瑰花开六月寒”，最后一句是“归来当使酒瓶干”。以外的便记不清楚了。

    饭后曾往附近皇宫大旅社参观，相当富丽堂皇。又在一处酒吧吃了两杯冰淇淋，酒吧有如公园，游泳池颇大，但天气甚凉，没有感觉有入水的必要。由酒吧退出后，寻司机不见人，结果他是到附近去过瘾去了。烟云满面的那位伊朗人司机，我早就料定他是一位瘾君子了。

    回寓时已五时过，邵秘书已归，言三时顷曾有人来访，那一定是黄君，自己失约，颇觉抱歉。

    晚间庭园中复有娱乐准备，观客络绎不绝。俄而，台上开幕，似话剧，闻系用俄国话表演，演出的目的是为救济苏联战时孤儿募金。

    六月二十二日

    邵秘书早出，一人留旅馆中。无人可谈，无事可做，无报可读，昏昏欲睡。有伊朗文报纸，自然看不懂。也有俄文报纸，也还是看不懂。自离开了印度以来，差不多就离开了整个的世界。寂寞地在室中徘徊，突然想到希夷（叶挺的字），但希夷还有一个爱女在他的身旁，应该是可以得到些安慰的。

    你的笑容呵竟引起了我的悲痛，

    每当我把你的写照翻看了一通，

    我的泪泉不免要漾起一番波动。

    这也许便是我这后半生的受用。

    祖国的前途使我呵增加了朦胧，

    世界太不平衡，强梁者过于骁猛，

    友人说我回时当回到北平城中，

    我感觉着这样的预期类于做梦。

    本领未免太低，责任又过于隆重，

    赤手空拳，有谁能鼓舞我的余勇？

    我好像鱼离了水，飞鸟进了囚笼。

    我悲悼安息的文化已渺无遗踪，

    招来了一个回音：中国有甚不同？

    知道羞耻的人，试问有何地自容？

    三点钟了，邵秘书还未回寓，肚子饿得不能忍耐了，想用午餐，我便按铃叫人。一位老阍人进来，讲英文，不懂，讲德文，不懂，比手势，他恍然大悟了。他回头去跟我倒了一杯开水来。我又用手势比刀叉式的用法，他又恍然大悟了。他回头去跟我取来一把吊刀。再跟他比手势，他却茫然了。他回头去叫了一位年青的听差来。这位听差也依然不懂英文和德文，但他却懂到我的手势。他回头去给我拿了一张菜单来。但菜单却是我所不懂的俄文。第三次来了一位司务，他却向我说法国语，虽然彼此还是不能畅通，但算他聪明，他跟我把餐事送来了。一生菜，一汤，一牛排，一冰淇淋。——哑子旅行的喜剧。

    正在开始吃，邵秘书便从外回来了。他说，他也还没有吃饭。“事情太多，都是为别人的事情忙”，带着很忙的神气这样说，我很羡慕他。飞机的消息他没有提到。

    六月二十三日

    早食后同邵秘书出去游街，邵往苏联大使馆去了，我便一人由原道回到旅馆。

    我听说飞机起飞照例是一大清早，已经十点过钟了，还没有什么消息，我相信今天又不会起飞了。想到一个人哑坐在旅馆里的无聊，又想到昨天对黄武官失约，应该向他道歉，而且还很想去参观博物馆，因此我便决心往中国大使馆去。

    在街头雇了一乘马车，我不知道是什么街名，只向车夫指了一个方向，说往中国大使馆。车夫在街上费了很多周折，问了好几次路，算终究把大使馆找着了。武官处本不在大使馆里面，但由电话的通知，黄武官也就乘着汽车来了。另外还邀约了使馆的雇员伊朗人的贝克先生（Peke）同路，我们便向博物馆驶去。贝克，人很诚恳，通英、法语，听说对于历史和考古学都颇有素养，参观博物馆，得到了他很大的帮助。但可惜时间太短，没有工夫做充分的研究。

    馆中陈列彩色陶器甚多，大抵出土于素沙（Susa），有破片，也有许多完整的器皿。色彩，花纹，形式，都和我国甘肃、河南等地所出土的极相类似，二者必为近亲毫无可疑。

    有由里海海岸出土的龙泉窑绿色大磁盘，比我所藏的（七年前在武昌费二十元购得者）较小，色较绿，但风味极相近。盘心有莲花莲叶，系隐花，也全然一致。据这看来，似乎我所藏的也是真龙泉了。

    安息时代的石刻甚多，多系浮雕。有一石刻大狮爪，甚庞大，照那比例看来，整个狮身会比实物大到一百倍。

    有蒙古人侵入时代的蒙古文布告二大幅。一幅捺有“辅国安民之宝”数大印，印大可八寸见方，朱文。另一幅也捺有数印，字较小，只能辨出末尾“之宝”二字。二幅均嵌于木框中，钉诸壁上，但应横置者却被误为竖置，以致篆文愈难辨认，实一遗憾。多***古教堂中的遗物，木刻祈祷盦，《可兰经》文壁毯。陶棺一具，形如中国鞋，细长，有盖，盖上有人头，颇类饕餮。有波斯王与俄军作战之大壁画一幅，嵌于壁，听说是从宫中壁上剜取下来的，陈列在这儿，意思是在表示波斯人的英勇。画中波斯王有大髯，波斯军均作雄赳气昂之态。俄军成方阵，用洋枪，占右上部一角，人颇矮小畏缩。这自然是出于画家的敌忾，落到深染法西斯流毒的前任老王眼里，自然又高兴把它搬出来炫示了。

    十二时当闭馆，过了时候了，馆中执事特别优待，不仅陪着我们参观完毕，而且还叫人打开了一间别室。室中陈列的全是中国瓷器，据说是往年一位波斯王到中国去的时候所带回的物品。大抵是清磁，以康熙年代的出品为多。也有几个龙泉窑大盘，色都较绿而形较小。多青花大瓶，也有三彩，器底著大明年号，恐怕是赝物。门楣上悬一白磁盘，上有波斯文，疑是波斯王的署名，是到了中国后自行烧制的。匆遽间忘记了问明国王是谁，是在什么年代。

    草草参观完毕，贝克先生在中途告了别，黄武官邀我到公园饭店午餐。名目虽叫“公园”，事实上只是饭店的园子。餐厅纯西式，隔席有一男一女，黄与之打招呼。女的装态颇妖异，黄云“她是德黑兰交际界中的神秘女王，人称为‘公主’，不知道是出自伊拉克，还是阿富汗，还是印度的什么王族。她时而穿印度装，时而穿埃及装，交际界中人颇为之倾倒。男伴是犹太人，伊拉克的富豪”。男的是伊拉克人，大概没有问题的，女的在我看来倒像是西班牙人，色白，皮下有相当的脂肪，人矮而不小，那是怎么也不致错误为东方人种的。左颊有一大黑痣，或许是人造的所谓“美点”。单眼皮，睫毛是安上去的。

    二时半回寓，邵秘书很惋惜地告诉我，我赶脱了一趟飞机。原来十一时有飞机往巴库，临时决定，要把我送到巴库，再由巴库转机飞莫斯科，目的在使我能够赶上二十四日的莫斯科的胜利游行。四处找我，未能寻得，飞机还等了半个钟头光景，终于起飞了。这一错误使我非常难过，但除自己抱怨自己之外，也没有其他的话好说了。傍晚我一人留在房间里面，电灯也不想扭开，黑黝黝地坐着自怨自艾。一位不相识的人来访，是苏联旅行社的人。他告诉我，后天清早有飞机飞莫斯科，要我们早做准备。我请他坐，他不肯坐。站着把这几句话说了之后，他又走了。

    六月二十四日

    去国不觉半个月了，音信不易通，是一苦况。

    晨食时苏联旅行社的人又来了，还是昨天来过的那个人。他说，明天的飞机只能让我一个人先走，邵秘书的行李过重不能够同行。明天清早四点半有车来迎接。又说：得到莫斯科的电报，无论怎样，非把我先送走不可。就这样我和邵秘书便不能不分手了。饭后同到旅行社去买票，决定在明天清早一个人动身。

    回寓后，大使馆来两次电话，说今天是星期，李大使在孪生山庄招待外交界的朋友，可以尽情游泳，希望我去参加。我因为怕误了行期，只好辞谢了。结果是海维谅坐起汽车来接我，传达李大使的意思一定要请我去。并且说晚上还有一处上流伊朗人的家庭晚会，也希望我去参加，好看看伊朗人的家庭生活。我为这邀约感受着厚谊，但我依然辞谢了。

    邵秘书约我出去走街，在太阳光中，差不多走了两个钟头，但总走不掉心中的懊悔。正午十二时过回寓，吃了一些巴旦杏、紫樱桃。

    无事可做，只好索性睡觉。糊里糊涂地睡了半天，做了一些不成条理的怪梦。被捕，下狱，出狱，又被捕……

    晚上邵秘书约去看电影，是美国片子，叙一位从征的音乐家被俘，在若干年后又和他已经再嫁了的夫人和女儿团圆的故事。电影场没有屋顶，听说其他的都是露天，这是周年不雨的好处。月亮已渐渐转圆，由影场的左后隅升上，别有风趣。像在这样的晚上能在莫斯科参加胜利游行，是多么愉快的事呵！

    六月二十五日

    晨四时半，旅行社派车来接，邵秘书亲自送我到飞机场，我和他握别了。晨风感觉寒冷。有俄国夫人送别丈夫的，临别时果然拥抱。飞机是准五时起飞，也是运输机，乘客只有九位，但行李山积，把机中的空隙几乎塞满了。听说大部分是美国军部的行李。

    一个人乘机作哑旅行，回忆到民国三年的年初一个人乘火车往日本东京时的情况。那时候也是哑巴，年龄虽然老了三十二岁，而不能说话的苦味，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同。但那时候是真正的一个哑巴，而现在却不是真正的一个哑巴了。留在日本的儿女，留在重庆的儿女，都在跟着我飞。前者的生死存亡至今莫卜，跟着的说不定只是灵魂了。

    生别常恻恻恻恻至何时

    孤鸿翔天末天末浮云低

    北山有网罗雏稚不能飞

    南山无乐土难得一枝栖

    哀鸣不相闻冷雨湿毛衣

    飞机飞过里海，似乎在沿绕着海的西岸。我坐的一边是背着朝阳的，由对面的窗眼透视出去，时常看见海边，海水碧绿，平静无波。背侧一望无垠，海水在阳光中反射着白光。

    七时半到达巴库，油田在平畴中，井橹林立，很像我们四川的盐厂。四川的盐井相传发明于秦时的李冰，在封建时代便能有那样的工业，不能不令人惊叹。但油井却未能发明，而直到今天，四川依然没有第二个李冰，也不能不令人惊叹。

    在巴库要检查护照和行李，乘客全部下机，到机站上听候检查。我自己是有苏联大使馆的“照会”的，行李在免检之列。“照会”的内容写明着我去参加科学院庆祝大会，要往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凡苏联的官吏和公民，在我往返的途中，都应给我以方便。经检后，机站的负责人应该把“照会”还我，但他却没有还。我向他要，他说是给他的，我也就没有再事追问。到了莫斯科后，反正是不成问题了。

    同机有法国的外交官夫妇，人甚和蔼，年龄怕将近六十了。他们的座位和我邻接，我因为略略让过一下座，外交官便事事关切我。我看他在读莎士比亚的诗集，可惜我的英语程度只有看书的本领，不能够和他详谈，甚至连他的姓名，我都客气着没有攀问。

    机站的广厅内，在前壁的左右隅，有列宁和斯大林的超等身的塑像，均系米黄色。列宁在右，右手握着《真理报》，左手执着上衣的前襟，右脚前进一步，左脚尖踮着地。斯大林在左，左手扶着回栏或讲坛，右手亦执着上衣的前襟。英气勃勃，但亦和易近人。

    广厅左侧的正中处有一通道。乘客被引向这一通道，左转，折入检查室。室的右手一半是食堂，有三张小方桌斜放着。靠右壁是柜台间，食品陈列在柜台上，黄油和黑鱼子都是过天秤称量出售的。

    我身上没有一个俄国钱，我也不懂一句俄国话，虽然行李不受检查，我只坐在检查室里看着别人的行李受检查。肚子是饿了，但没有可能向食堂走去。那位法国老外交官和他的夫人坐在食堂里的一席，他看见我一个人在检查室里枯坐，便走来邀我去用早餐。我对他说明我没有钱，他说不要紧的，他请我。我便大着胆子，也怀着谢意，去和他们同席。吃了两片面包，一小碟黄油，一小碟黑鱼子，两杯红茶。外交官给我馈了，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食后等了很长的时间，飞机又才继续起飞。飞得不很高，略略有些簸动。向机下展望，一望青黄色的草原，渺无边际。在草原上有许多不定型的黑团点缀，就像整个的大地，面就了一张豹皮地毯。那些黑团不知道是什么，要说是浮云的投影吧，既不与云团符合，而本身也不动移。（这到后来我知道了，是一些焦炭地面，那儿的黑土是可以做燃料的。）天际有白云成阵，就像四面雪山环绕着的一样。飞到十二时左右，气候逐渐感觉寒冷，听说还要飞五个钟头，我自己发起愁来了。自己身上穿的是夏服，大衣和毛毯都锁在箱子里面去了，而是压在行李堆的脚底的。

    一点钟的时候又停机一次，听说是斯大林格勒，但没有看见城市。（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机场离城市还有四十公里。）机场不甚整饬，可以露天大小便，大有东方风味，大约是才经过战事的缘故吧。

    应该是进午餐的时候，但我不好意思向站上走去。假使去了，又由那位老外交官为我付钱，那是有点难乎为情的。我便为了面子牺牲了肚子。算好，饿虽然饿，但因天气凉爽，口却不甚渴。在机场内盘桓了一会儿，又回到机上去。因为有人下机，取去了行李，我的压在脚底的皮箱却袒露出来了。我便把冬大衣取了出来，算是把寒的忧愁解消了。

    休息了一个钟头的光景，飞机继续起飞。老外交官问我，为什么不进午餐？我只好说不大舒服，不想吃。他是随身带有两件大衣的，一件春大衣，一件冬大衣，他要借一件给我。他说：回头会冷的，你身上穿得太单。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大衣取出来了。他这样在微细的地方，事事关注，使我感激。

    原说五点钟左右可以到莫斯科，我便忍饥耐渴地等待着这五点钟。好容易等到五点钟了，莫斯科却没有到。在飘雨，离开重庆以后，才第一次看见下雨。雨有时很大，有时突然又晴了。这晴雨的变化，不用说只是飞行途程的变化。北国是要寒冷得多，飞度并不高，穿上冬大衣都感觉着冷。能把大衣取了出来，真是一件大幸事了。

    一直到九时半，才到了莫斯科的中央飞机场。莫斯科虽是阴天，却没有下雨。飞机场上有人来接，我认得的是大使馆的秦涤清和李清盛两位，他们是得到德黑兰大使馆的通知。齐赫文斯基也赶来了，是重庆的老朋友，现在在外交部服务。他的中国话很纯熟。经他的介绍我认识了其他的几位先生。科学院的代表特罗伊次克，他是一位老学者，胡须都白了，是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栗文松，他是协会的东方部长，很年轻，怕只有三十岁左右，还有一位能说中国话的是苏布拉清太太，她也是属于对外文化协会的。

    科学院的大会已经在昨天晚上移到列宁格勒去了。昨天的胜利示威游行，遇着大雨，在军士的游行之后，市民的游行便中止了，但依然是壮观。大会的代表和来宾们在参观了游行之后，便乘着火车往列宁格勒去了。

    栗文松部长很殷勤而有力地挽着我，不断地用英国话向我慰问，我感受着兄弟般的情谊。不知怎的，肚子却一点也不饿了。只是坐了整天的飞机，耳朵愈是闭塞，就像自己的脑子，在皮骨之下另外又加上了一层包裹的一样。

    在机站上的宾馆中休息，等待行李。在宾馆中又遇着了那对老外交官夫妇，他们也有人来接。我重新对他表示谢意，他又把他的夫人向我介绍了一遍。可惜我依然客气着，没有攀问他的姓名。

    同乘着汽车经由通往列宁格勒的大道上驶入高尔基路，途中经过了普希金广场和马雅可夫斯基广场，一直到了红场附近。在照片和电影里面久已熟悉了的红场，克里姆林宫的尖塔，尖塔顶上的金星红星，都呈着欢喜的颜色在表示欢迎，好像在说：“老乡，你来了！”

    是的，我来了。我确是到了莫斯科，就好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一样。我当然不懂话，但当一个赤子初到他的家的时候，他能懂话吗？

    落宿于红场附近的“国家饭店”（Natio

    al Hotel），第二三〇号房。决定明天乘飞机往列宁格勒。十一时入浴一次，热水满盆，为数年来所未有事，正整十二时就寝。

    六月二十六日

    一觉醒来，已经是大天亮了，看表却才仅仅三点钟，疑心表是停了。上它两手依然是满的，疑心表是坏了。分明天是亮了的，只好起床，但馆内馆外都毫无动静。走到楼口的柜台间去看，挂钟也依然只有三点过。

    问题得到解决了：莫斯科天亮得快。

    把行李检点了一下，准备只带一口小手提箱去，到列宁格勒是只有三两天的耽搁的。

    苏布拉清夫人来了，约我同到食堂早餐。食毕她又告辞而去，她说要去替我买干粮，准备在飞机上用的。

    齐赫文斯基来了，手里提着一口皮箱，很匆遽地一进门便向我说：我陪你到列宁格勒，九点钟的飞机，已经八点半了，我们要赶快动身。

    我说：苏太太刚才来过，去办干粮去了，是不要等她？

    ——等不及了。

    旅馆里的执事来了，把行李点交了给她，要她保管，我自己也提起一口小提箱，便跟着齐同志出发。

    刚走到电梯口，苏太太抱了一大包干粮从电梯里出来，她说：替你们把干粮办来了。我另外还有事，不能送行。

    齐同志把干粮接过了手，随即一同跨进电梯。

    乘着汽车到了飞机场，特罗伊次克先生早在，他把旅行证和飞机票交给了我，同时又送了我一个科学院的纪念章，圭形，有撇针可挂，我便把来挂在衣领的左襟上。

    到了九点钟，飞机却没有准时到。前线的红军正在部分复员，复员的红军是有乘机的优先权的，因此飞机不够分配。的确，机场上不断有飞机降落或起飞，上下的大抵都是军人，虽然也有少数的公民，但恐怕不及百分之二十。最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什么阔佬，这和别的地方只有阔佬才有乘机身份的毕竟不同。

    飞机一直等到午后五点过钟才到。

    在这期间，我们乘着汽车回到国家饭店去过两次。第一次去取来三种书，《卜辞通纂》，《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是预备送给科学院作为纪念的。第二次去取《世界史年表》，以备万一要做报告时的使用。

    带来的干粮也在三点钟的时候打开来吃了。面包、黄油、干酪、香肠、还有茶叶和干饼，后两者留着没有用。特罗伊次克先生，我们也请他吃了。他在机站上足足陪了我们一天，我过意不去，请他老先生先回去了。

    最后我们还巡览过莫斯科的市容。到过红场，从列宁墓前经过，再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转。“克里姆林”据说就是堡垒的意思，是蒙古人侵入时开始建筑的。也到过体育场，把一八一二年拿破仑侵入莫斯科时所住过的那间屋子也绕了一遍。

    依然是运输机。沿途都是低飞，足足飞了三个钟头，飞到了列宁格勒。阿列克塞也夫院士和另一位科学院的代表在机场上迎接。我坐上了阿院士的车，齐同志和另一代表同车，向市内驶去。阿院士是苏联首屈一指的汉学大家，今年六十二岁，苏联的汉学家差不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从前到过北京，所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典文学，曾翻译司空表圣的《诗品》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他能讲中国话，但他的中国话每每是纯粹的文言。身体很魁梧，衣服很朴素，用着一只丁字形的大手杖，很有些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袁同礼、顾颉刚、马衡诸君无恙乎？阿院士在车上问我。

    我回答道：无恙。诸位都在重庆。

    ——胡适博士，近来见解有变乎？

    我不明白所问的是何种“见解”，踌躇着没有回答。

    ——他认为施耐庵高过司马迁，《水浒传》胜过《史记》，不免是偏激之见哉。司马迁毕竟是大天才，《史记》是一世界大杰作。我没有表示意见。在我看来，两位古人都是伟大的作家，两部书也都是伟大的杰作。这或许骑墙得一点，但事实上是时代不同，性质也不同，我们似乎可以不必强为轩轾。

    阿院士说他打算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用外国文写中国文学史，首先须得把中国历代的代表作翻译成外文，这是一项极艰剧的工作。阿院士正不辞劳苦地在从事着古典作品的翻译。他翻译了陆机的《文赋》，谢庄的《月赋》，宋玉的《风赋》等，甚至如王勃的《滕王阁序》之类也翻译了，实在是值得惊佩。阿院士也主张翻译一定要信、达、雅，而特别注重雅。假使失掉了原文的美，那就等于把原文糟蹋了。他这样说。

    汽车停到了加斯妥里亚旅馆（Hotel Casto

    ia）的门口，把房间看好之后，阿院士和科学院的代表告退了。房间是三二四与三二五的联号，一共是三间，一间客厅，一间寝室，一间洗澡间，陈设颇为堂皇，有点像王宫的感觉。但听说当列宁城解围之后，久经饥饿的市民曾被收容在这里疗养，久的有住了三个月才恢复了的。

    到食堂里用晚餐，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聚集在这儿，但也有趣，大抵总是依着自己的国籍，自然而然地分据着个别的席面。各国的新闻记者都有，同样地受着招待。在这儿遇着胡济邦女士，她是大使馆的职员，以新闻记者的资格出席的。在去国之前邵力子、王昆仑和戈宝权兄都曾经向我介绍过，我到了这边，便可以请她帮忙。满以为在莫斯科便可以见面的，是她先到列宁城来了。她的身材不高，两颊和嘴唇的胭脂很红，眼眶染着蓝黛，头发蓬在前头像宫女髻，一身橙红色的西装，这在我习惯了看阴丹布的眼睛不免有点眩晕。

    中英科学合作馆的李约瑟博士（Needham）也碰见了。他看见我很高兴，他说：你来得真好。大家都在说，为什么中国学者没有人来，我做过两次报告，都是替中国学者说话。我差不多成了中国代表。

    李博士把几位英国学者给我介绍了，其中一位是赫胥黎。他是《天演论》的作者的孙子，和威尔士父子合著《生命之科学》的一位生物学家。

    饭后齐赫文斯基同志回家省亲去了。齐同志是列宁城的人，他的父亲是军医，听说在围城期中他一直是留守着的。胡济邦和另一位中国记者来访，后者是朱庆永，曾经做过中大教授，他现在是中央社社员。

    ——你有什么表示庆贺的东西带来？胡济邦问我。

    ——我只带来了我自己著的几部书。

    ——别国的学者都有很精致的“祝词”，在大会上当场诵读了之后，便奉献给科学院，你有准备吗？

    ——丝毫也没有，我有点着急了。来的时候，走得很匆忙，大家也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上来。

    ——回到莫斯科去再想办法吧，朱庆永插说着，在大使馆里面总有办法可想的。

    ——别国的学者差不多都做了报告，你怕也免不了的。

    ——有必要时也可以做，关于历史和文学方面的东西，我还可以应付得来。

    还讲了好些别的话，我提到昨天德黑兰到莫斯科的一段无钱哑旅行，彼此都笑了，胡济邦便把她的手提包打开，取出了几百个卢布来递给我，她说：请你留用吧。

    但我想，反正在这儿做客，用不着钱，我便辞谢了。

    六月二十七日

    晨六时起床，趁着齐同志还在休息的时候，我赶快写了一篇《祝词》和一封致科玛洛夫院长的信。我的《祝词》，是在信笺上用钢笔写的，没有装潢，并不精美，但其中包含了我自己的诚意，而且我相信也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的诚意。

    祝辞

    全人类都在景仰着苏联的伟大的成就，在不足三十年的期间建立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

    全世界都在庆祝着苏联的伟大的胜利，在不足四周年的爱国战争中把最凶顽的法西斯野兽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消灭了。

    这空前的成就和胜利绝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迎接着苏联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纪念，恰巧提出了一个极深长的启示。在这儿，科学是纯粹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和人民结合了。

    这便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也增加了人民的力量。这便是苏联的建国成功和抗战胜利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苏联科学院在彼得大帝的雄图之下成立，在人民领袖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之下得到了辉煌的发展，促进了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我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全中国的人民和学术界都是衷心庆祝而景仰着的。我愿意把我们的声音传达出来。

    我们敬祝苏联科学院的伟大的成就，苏联科学院领导着世界文化向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上发展，使人类理智获得永远的胜利。

    苏联科学院万岁！

    苏联科学院的领导者们万岁！

    伟大的人民领袖，科学的开拓者与保护者，斯大林万岁！

    苏联科学院惠存

    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晨于列宁格勒

    郭沫若敬祝

    天气异常晴朗，按照大会的日程，今天是参观郊外的名胜和战迹，恰好是最适宜于郊游的一天。九时顷出发，在大旅社门前有不少的小汽车和公共汽车。我们坐的是公共汽车第一号。已经上了车了，李约瑟博士来和我打招呼，他告诉我，立地要回莫斯科去了，并为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学者卜蒲（Pope），他是考古学方面的专家。我们从汽车窗口上匆匆忙忙地说了几句。

    ——中国的青铜器，卜蒲说，其实是导源于波斯，在古代巴比伦的时代传到中国去的。

    ——我在大体上同意你这个意见。

    卜蒲听我这样说，他非常愉快地又和我握一次手，表示感谢。他也要回莫斯科，而且还要到德黑兰去，要去赶飞机，等不及让我说出我的意见，便又握手告别了。

    我说“我在大体上同意”，这是应该加上很长的说明的。中国的青铜时代，有确凿的地下证据的，是从殷代末年开始，但殷代的铜器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必然还有它的先行时代无疑，而这先行时代在中国境内还没有找出。或许是来自巴比伦吧？已经有彩色陶器留下了上古中西交通的纪录，这部纪录也未始不可以用青铜来做它的篇页，但可惜卜蒲的证据我没有详细问明。不过据我在德黑兰博物馆的观察，彩色陶器的联系虽然毫无问题，而铜器的沟通却没有得到那样的联想。

    汽车出发了，似乎是向着东南方在走。有俄、英、法合璧的说明小册以为向导。汽车里面又有一位女向导员，人很年轻，英文异常流利，每到一处值得注意的地方便用英文来说明。她把说明小册的英文部分似乎已经读得来倒背如流了。

    市内看不出什么战痕，破损的房屋多被修复，有的虽还在修理，但也破坏得并不厉害。一到近郊，情形便完全两样了。街道上还有堡垒正在拆毁，拆毁的人听说就是德国的俘虏，真可以说是“作孽自受”。铁轨的三脚架，钢骨水泥的三角锥，四处都是。铁轨是从火车道或电车道拆下来的。三角锥被称为“龙齿”，是阻止坦克的障碍物。这些大体都是德国人留下来的。工场地带有好些大建筑还只剩下残骸，时而有未遭摧毁的起重机，就像恐龙的骸骨一样，伸长颈子在天空中耸立着。

    在普尔珂夫山下停了车。山，只是一带很平缓的小丘陵，但在这儿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山上本来有天文台，完全被摧毁了。立在山头，在左前方，远远可以望见列宁格勒全市。山上的草木和中国境内所见的毫无差异，车前草、蒲公英、连翘、蓟团之类，好像全未经历过浩劫的一样，在炸坑的绝底也畅茂地生发着。新闻记者们不断地摄影，各国的学者，有的女的或眷属，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摘取一束野花在手里，显示着郊游的满足。

    最辛苦的是女向导员了，不仅时时要向自己所接待的宾客指点并说明，而那些宾客们一下了汽车，就像散了的羊群一样，要团结在一道，却不很容易。在和平时代回到了自然界中来，就是世界闻名的大学者们，也都好像变成婴孩一样了。

    胡济邦也拿着一个莱卡杂在记者群里面拍摄，她想照我的相，似乎对不准镜头，旁边一位南斯拉夫的记者帮了忙。胡济邦走来向我说：好些外国记者都在探听你的履历，究竟怎么介绍？她为这事很着急，但在我很淡漠的。假使对于我毫无认识，就介绍了，也等于明日黄花。

    回到汽车上的时候，乘客很不容易聚齐。就在这等客的时间，一位塔斯社的记者，经过齐同志的介绍，要我发表感想。我便把我的感想略略整理了一下。

    到了普尔珂夫山，才见到战事的激烈和德寇的凶顽，同时也才见到苏联人民和红军的英勇。山川草木和我的故国很相仿佛，尤其是仿佛江南的风光，我到了这儿，也就仿佛到了江南。像这样战斗激烈的地方，在江南也有不少，但到今八年了，我们还没有把日寇赶走，我们的同胞还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因此在我钦佩苏联的人民和红军的另一面，我深深感觉着惭愧。

    汽车驶向另外一条公路，开到了普希金宫，又停下了。这原来是俄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夏宫，在他未即位之前的一七九六年伽德琳二世女皇时代建立的，是建筑家卡莲序（Qu-a

    e

    ghi）的杰作。宫外有普希金读过书的贵胄学校，壁上有“普希金读书处，一八一一——一八一八”的铭刻。大约就因为有这样的缘故吧，宫名是改用着诗人的姓氏了。

    宫是二层楼的建筑，巴洛克式的，内部毁坏得最为厉害，所有的壁画和装饰全被拆毁了，嵌木细工的楼板，几乎没有一片是完整的。宫中有教堂，是伽德琳女皇祈祷的地方，也毁坏得不成名器。原有的一间中国室，其中所陈列的全是中国出产的物品，家具纯全是竹制的，竟连影子都没有了。

    和宫内的巴洛克式布置极尽了人工美的成对照，宫外的庭园却很能发挥自然美。有湖水湾环，可以弄舟。湖畔绿草如茵，林木参天，时闻清脆的鸟语。林中在前原有各种大理石小雕像的配置，已被毁弃，但在外表上看来，倒似乎并不觉得有什么亏损。临湖有一座长方形的水殿，大理石造，有好些小雕像也被残毁了。壁上斜乱地刻画着西班牙文：“不许小便”。这类的字样有好几处。听说围攻列宁城时，西班牙的蓝色师团是驻扎在这儿的。

    要走了，年青的女向导又在那边团结宾客，这一次比在普尔珂夫山上更要困难了。各车的人混合在一道，有的还流连在宫里，有的已分散在林中，有的搭上小汽车索性先回城市去了。我同齐同志两人也想先走，便向女向导告辞了出宫，但没有搭上小汽车的方便。

    宫外有一个小型的广场，临街有一些长椅以备游人的休息。在和普希金宫成斜对的街角上有一个小型的公园，里面有普希金的铜像，那还是学生时代的普希金，身着长大衣，倚坐在一个长椅上，脱帽置于其侧，前有遮阳，形如军帽。诗人似在思索，或是疲倦。据说这是一九〇〇年雕刻家巴赫（Bach）制作的，战时安全地被掩埋了，最近才恢复了原位。

    我也有点疲倦，并不是有意模仿普希金，便退回到广场，也选了一个长椅来倚坐在上面。是要准备做诗吗？不，只是等候着同车的人聚齐。

    四点钟的时候回到了旅馆。用过中饭后，齐同志又约我去游览市容，我很乐意地接受了他的提议。

    就在旅馆附近的街心，立着尼古拉一世的铜像，端整地骑在马上。齐同志说：这位反动的沙皇应该把他拆毁的，但为保存艺术品的关系，把他保存了下来。

    铜像正对着伊萨克教堂，转过教堂的那一面去，在不远的一段园地上又有彼得大帝的铜像。大帝骑着奔马，马的后脚踏着一条蜿蜒的长蛇，前脚双举，仿佛要腾空而上。这是十八世纪的名雕刻家华里珂涅特（Falko

    et）的杰作，把彼得大帝的雄图大略，充分地形象化了。蛇是象征波罗的海，寓意是要踏破波罗的海的封锁。

    两尊铜像都是骑在马上的，而且同向着一个方向，因此在列宁格勒市民的审美眼中又把它们构成为一个联图。齐同志告诉我，列宁城有一句俗语，叫作“矮子想追革命家，被教堂挡着”。这话里面具有着深刻的批评，“矮子”自然就是尼古拉一世，这样不开明的君主要想步彼得大帝的后尘已经是一个妄想，而不幸在这中间还有一座“教堂”挡路。

    列宁城整个是在涅瓦河的三角洲上，市中河道与桥梁很多，特别在滨海的地带被分划成无数的洲岛。有一区域被称为基洛夫群岛，是为了纪念基洛夫（Ki

    ov）而得名。岛上有森森的古木，优美的花圃，各种文化娱乐的场所，是工人们休息的地方。人工美与天然美，配合得十分妥帖。在那儿闲步着，沿着皎洁的阳光，吸着清新的空气，耳之所接，目之所承，我感觉着都是一片的闲适。

    有一处临海的平台，有石栏可凭眺。石栏的两端有两个狮子相对，前腿的一只在戏弄圆球。平台的两侧有石级，可步入海中游泳。我们也在这儿凭眺过一刻，海水在夕阳光中反射着璀璨的虹彩，只微微漾出一些舐岸的声音。

    游人很稀少，大约因为不是星期，或许也怕是列宁城市民伤亡太重的缘故。在围城两年的期中，听说连饿死的也在十七万人以上。因此，这样的英雄城市在外表上却显示得异常肃静，和莫斯科的印象不同。

    齐同志说：他是列宁格勒人，他喜欢列宁格勒。我虽然不是列宁格勒人，让我平心静气地说一句话，我也喜欢列宁格勒。七点钟的时候到市**去，应市长的邀宴。市**就是有名的士摩伦宫，列宁在十月革命时指挥作战的地方。来宾怕有两千人的光景，苏联科学院的各位院士、外国的学者、保卫列宁城的各位英雄，及其他。

    在前厅里面宾主云集当中，我第一次会见司徒鲁卫先生，他是奴隶制研究的专家，担任着科学院东方学院的院长。身体魁梧，腰背挺直，头发已经斑白。他是非常有礼貌的；他不通中国话，我们的交谈，全靠齐同志翻译，每逢说话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他一定要把右手掌举到胸前敬礼一次。他说：“中国的古代，以前都蒙在迷雾里面，经过你的研究，把那些迷雾扫清了；我们很高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没有一个民族形成了例外。”我的一些粗枝大叶的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他差不多都知道，愈见增加了我的敬意。

    由前厅的正面通到横长的食堂，主席设在左侧，席后有舞台装置，宾席是四列横队，与主席成垂直。我们坐在第七席上。和我对面坐着一位老画家，也是科学院的院士，他向我问到徐悲鸿。他说：徐悲鸿往年经过莫斯科，他们曾经见过面。（这位老画家是很有名的，可惜我忘了记下他的名姓。）

    市长很精干，主持觞政，甚有条理。每逢酒过一巡，即简单发言，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科学院的学者、各国的来宾、红军、红海军、各业的英雄……而干杯。每提名一次，全场即鼓掌应之。发言者均简短，不做长篇大套的演说或“训辞”，即此已是值得效法的一件大好事。

    市长的旁边坐着科学院院长科玛诺夫院士，他已经八十多岁了，须髯都已经全白了，行步虽然要人扶持，但精神尚属矍铄。各国的学者们都轮流着去求市长和院长干杯。阿院士走来，特别引我去向市长与院长介绍。市长异常高兴，称我为“中国人民的代表”，立刻干了一杯。植物学世界权威的科玛诺夫院长，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便是：“我研究过中国的《本草》，我对于中国的植物科学向来表示敬意。”老先生的话是很诚恳的，中国的《本草》确是一种带有科学性的药用植物的研究，可惜自明以后这项研究便沉沦了，刻本是依样葫芦，事实上是连“样”也走了。医师，认真读过《本草》的，就没有好几位。

    菜是很丰盛的。舞台上有歌舞和音乐助兴。酒是不断的醴泉。伏特加、香槟、葡萄，长筒的枪弹，尖底的圆锥，不断地向嘴里射击。我自己感觉着有点不能支持了。但我看见那些老教授们却是愈来愈见精神焕发，秃着的头迸射着珍珠，在电灯光下放着虹彩。有的互相拥抱，接吻接出了声音。齐同志告诉我，这是俄国的旧礼节，年轻的人就不来这一套了。我自己大约是已经不年轻的缘故吧，很想去抱着那些老教授们接吻，但我还是忍耐着了。十一点半了，朱庆永走来告诉我：他得到一个消息，宋子文已经由重庆起飞。他担心我醉倒，促我退席。退席的人已经很频繁，我们也就和齐同志一道退席。走出大门的时候，看见胡济邦的背影，被两位外国记者搀扶着，上了汽车。朱庆永说：她已经喝醉了。

    天还没有黑尽，列宁城真可谓不夜城了。

    六月二十八日

    照日程今天上午是参观巴甫洛夫研究所。这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脑子的作用，有名的制约反射说便是巴甫洛夫所倡导的，他逝世后，他的业绩为承继他的学徒们所承继着。我是学过医的人，对于巴甫洛夫的研究很感兴趣，很乐意去参加这一项的参观，但在八点钟的时候接到阿院士的电话，十一时在东方学院有学术报告，要我去参加。我是东方人，关于东方的学术报告，我自然非去参加不可了，于是我便放弃了前者。

    早饭后与齐同志乘车再游基洛夫群岛，这样开朗、清和，而又闲适的地方，实在是得未曾有。或许在时季上也有关系吧？阳光和蔼，空气清醇，使我相信了在地上确是有天国。

    十一时到达东方学院。会场在三楼的一间长条房间里，当中一张长案，四面围坐着听讲的人约略有四十人光景。司徒鲁卫院长主席，他在致开会辞中特别提到我，把我详细地介绍了一遍。报告者一共是三位。首先是一位老学者报告关于伊朗古文书的研究。其次便是阿院士，他把他所翻译的《月赋》、《海赋》、《风赋》、《登徒子好色赋》、《滕王阁序》，逐次地朗诵了一遍，腔调异常的铿锵。读着《好色赋》的时候，听的人都发了笑。在这时主席宣告中休，但在休息之前允许了我临时发言，表示我的谢意。主席在刚才的开会辞中，对本人特别表示欢迎，我非常感激。我这一次受到邀请，来参加苏联科学院的第二二〇周年的庆祝大会，我是怀抱着玄奘赴印度时的那样的心情来的，可惜在路上耽搁太久，失掉了许多宝贵的参观和学习的机会，实在是一件憾事。

    但我今天来参观东方学院，拜听了各位先生的报告，我得到了很多的教益。苏联学者在研究学问上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缜密审慎的方法，我将要带回中国去，使中国的学术界也能够兴盛起来。科学要为人民服务，科学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人民要被科学武装，人民才会发挥伟大的力量。这科学与人民的结合，只有在苏联是确实地做到了。这种实践的精神，我也一定要带回中国去，使我们中国人民和中国学术界，对于今后的世界文化能够做出新的贡献。我离开中国的时候，中国的人民和中国的学术界托我带来了一个希望，便是希望中苏两国的学术界能够得到密切的联系，中苏两国的人民能够更加增进亲密的兄弟般的友爱。

    胡济邦也在听讲，她向我进言，报告完毕后，应该去参观阿院士的书斋。我同意了，她便也征得了阿院士的同意。在我发言之后，阿院士先走了，说回头开汽车来迎接我们。中休之后接着是史登博士（D

    .Stei

    ）的《管子与希腊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我非得静听不可。在听讲中阿院士曾经来催过一次，但我不便中途退席。这样竟使史登博士特别加速了他的报告的语调，我心里很感觉着不安。报告将近一个钟头完毕，毫无疑问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可惜我不通俄语，只能靠齐同志和胡济邦告诉我一些大意。齐同志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只说关于《管子》一书的年代没有明确的判定或许是白璧的微瑕。《管子》书并不是管仲做的，也并不是春秋时代的书。关于这个问题，有罗根泽所著《管子探源》，有参考的必要。这书虽然也并不就是结论，但它确实提出了好些新的问题。

    等史登博士报告完毕，我们走下楼时，阿院士已经走了，听门上的人说，他回头再来。我们便在楼下的一室参观苏联科学院自成立以来的关于植物学方面的出版品的陈列。两百多年前的珍贵的出版品很不少。在还没有参观完毕的时候，阿院士又乘着汽车来了，我向他深深地道了歉。

    阿院士的书斋里面所藏的中国书很多，壁上有黄庭坚所写的诗，是拓本。阿院士说，他喜欢黄庭坚的字。又说，“入其室即知其人矣”，确是这样。蒙以中国茶款待，一面饮茶，一面谈到中国和日本的茶道。日本的茶道，我认为是从潮州、福建等地输出的。因而便谈到韩愈。阿院士说，中国人所供的财神在南边的恐怕就是韩愈。这见解很新鲜，我没有详细问明根据，或许是因为韩愈有《送穷文》的缘故吧？临行，阿院士把他所翻译的《诗品》和《聊斋》一样送了我一本，还用汽车一直把我送到了旅馆。

    中饭后与齐同志两人往参观列宁博物馆，馆内所陈列的系列宁城保卫战的战绩。双方的各种武器，各种详细的数字，立体的平面的各种模型图和各种地图，把整个战况活现在参观者的眼前，设计的缜密灵巧实在值得惊叹。

    在围城的初期，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时，一切供应线都切断了，只有靠空运救济。但这供应量不够分配，全城的居民在这时期饿死的人很多，有全家饿绝了的。馆内在一个玻璃匣中便陈列了一例。那是一位姑娘的日记，她用铅笔记下日期和时刻，那一天她的亲爱的祖母饿死了，那一天是她的妈妈，那一天又是她的弟妹，直到没有日记的一天，当然就是她自己死了。就这样，七口人家一共死绝。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东北方的拉多加湖结冰了，冰上便开出了一条运输路来。然而在这冰路上却依然发生了障碍。冰已经结得够厚了，司机们照着自己的经验以为可以毫无问题了，然而汽车驶去往往陷进冰里。在这儿便表现了苏联科学家们的威力。科学家们被召集了来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在约斐教授的研究室里也终于得到解决。

    汽车在冰上开过的时候，它所引起的振动对于冰的破裂有重大的关系。这种振动以每小时约二十英里的速度进行。假使汽车的速度快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没有问题。假使是缓于每小时约二十英里，那便是在振动上加上了汽车的重量，结果便起破裂。

    问题一阐明了，困难也就得到解决。冰上行车的规程便有了新的订正。每小时的速度不能小于二十英里。前后两车之间至少要相隔若干的距离。不得由对面驶来的车旁边驶去。

    这是苏联科学战胜了自然，战胜了法西斯的一个宝贵实例。在回莫斯科之前，齐同志要去向他父亲告别，我便要求去拜见他的父亲。在这儿我看见了苏联的家庭，父子之间非常动人的情爱。

    家是在一处僻静街道的楼上，当我们的汽车驶到门口的时候，齐同志先上楼去通知。有七八个男孩子走来围着汽车张望，我便把汽车门打开，欢迎他们到车上来。他们非常的高兴，一下便把汽车坐满了。司机只是笑。苏联的孩子们非常天真，他们对于外来的人并不感觉生疏，不用说更没有丝毫侮蔑的情态。他们真好像是生在乐园里的天使一样。我爱他们。像这样在自由的天地中所陶养出来的第二代，应该说是真正的人类的开始吧。

    齐同志下楼来了，他看见一车的小孩子，开朗地笑了。“苏联的孩子们真是天不怕，地不怕，胆大得没有王法。”他这样说。我们上楼去了，车子就让给孩子们占领着。

    齐同志的父亲是很魁梧的一个人，他以满腔的诚意接待着我们，非常的兴奋。他忙着这样，又忙着那样，一面吩咐着他的一位新续弦的夫人，一面又自己动手，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使我们熨帖，使我们满足。他本是普通医师，战时担任军医，现在也还是。围城时他自然没有离开。住宅壁上有好些弹痕，他一一指示给我们看了。室中的餐桌上已经陈出了餐事。我们在旅馆里吃了中饭才不久，实在没有方法再吃，但经不过齐老的恳切劝侑，结果还是喝了三杯伏特加，又喝了一杯咖啡。夫人也很殷勤地款待着。她亲手做了一个大蛋糕，截了一大半来包好，要我们带到火车上吃。

    ——因为你在中国，我没有征求你的同意便续了弦，你不反对吗？齐同志把他父亲对他说的话翻译给我听。

    ——这是父亲的事，我无权过问。他又说：我是这样回答了。父子之间这样的毫无隔阂，实在是美丽的事。像在我们中国，上了年纪的父亲便每每武装着自己就跟硬壳胡桃一样，续了弦，谁还会向你儿子道歉呢？你要反对吧，扭着耳根向后母叩头就是。到莫斯科的火车有八点和十点的两趟，八点的是特别快车。我们为了要去赶这趟快车，便只得匆匆告别。齐同志和齐老拥抱了。我也和齐老拥抱了，他不断地说“谢谢，谢谢”。我们下了楼，孩子们从车里下来了，其中的一位搂着我要和我拥抱。我们也拥抱了。差不多每一个孩子都拥抱了。齐老夫妇站在楼头的月台上送别，邻室的人都出到月台上向着我们挥手。小朋友们等我们的汽车开动之后，还追送了一程，喊着“乌拉”！

    八时前一刻赶到车站，是特别快车“红色的箭”。起初被分配在第一列车，四人同一车室，其余二人系新闻记者。继经齐同志向车长交涉，上车后在鲁班站上换到最后一列车，二人一室。室内宽敞，有寝台，有盥洗间，甚感舒适。

    沿途所见均是战场，森林和村庄多整个被焚毁。铁桥被炸断，尚未修复，系用临时架设的木桥代替。本是双轨的路线，现也只是单轨，因为有一半被德寇拆去做工事去了。因此车行颇缓，平时十个钟头可以到达莫斯科的，现在需要一倍以上的时间。

    六月二十九日

    夜在车上睡眠，颇为安稳。六时顷醒来一次，继复入睡，再醒已八时，齐同志已先起床。

    盥洗毕，将昨日所受干粮复行分食。齐同志对于中国外交史很感兴趣。他在研究“孙中山的外交政策”，准备作为考副博士的论文，不久便要提出了。将来的博士论文还是想取材于外交史。他谈到《鬼谷子》，我告诉他是伪书，就是苏秦的存在都成了疑问，中国的学者和外国的学者，近来颇怀疑苏秦是小说人物。中国外交大率起源于春秋列国盟会，至战国时而成为纵横捭阖，秦汉以后的四裔交涉，或则和亲，或者用武，视彼此国势而定，殊无原则可言。车至加里宁站时，做第二次停车，天雨。站上有复员的兵车，系由前线凯旋者，人人皆有喜色。

    午后一时顷到达莫斯科，天仍雨。齐同志送余至国家饭店，已改换至二三二号室，有浴室设备。室在三层楼的东南隅，颇深邃。窗外即是美国大使馆的**，停了不少的汽车。齐同志以电话通知对外文化协会之后，便回外交部去了。

    傍晚有人送戏票来，是科学院招待全体外宾，在国立剧场看歌舞。同时齐同志也来了，他是来陪我到剧场去的。他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奉陪，明天宋子文要到，外交部的事情要忙个不停了。”同赴剧场，座位在二楼第十五厢，就在当中的旧皇室间的右手第一间。一个包厢中有七个座位，正前凭栏有三座，阿院士和我和另一位老将军。阿院士昨晚乘的是十时的火车，刚到莫斯科没有好一会儿。

    剧场甚为壮丽，全部红漆飞金，光彩夺目。舞台正面垂着红色海虎绒幕，也是金线全面绣花。一共有九层楼，大概可容纳三千观众。

    歌舞节目分两部分，第一部现代形式，第二部民族形式。在第一部里面有一项节目是男女合舞，男的名梅瑟勒尔（Me-see

    e

    ），女的名列拜辛斯卡亚（Lepeshi

    skaya），听说都是第一流的大舞星。舞毕大受欢迎，安可儿者数次。

    ——君对此跳舞乐乎？阿院士问我。

    我看阿院士不曾拍掌，揣想他是不甚感兴趣的，因此，我便笑而不言。

    阿院士自言自语地说“无礼”，接着又说了一个“无耻”！接着是一项女高音独唱，也博得热烈的喝彩，也安可儿了好几次。

    ——君对这歌乐乎？阿院士又探问我。

    我依然笑而不言。停顿了一忽，阿院士这样说：“喉咙大，吼得高！”

    中间有一段休息时间，离开座场，在外围的游廊里漫步，遇着特罗伊次克先生，他告诉我：丁西林已经到了，但他还没有见到面。游廊壁上满悬着科学院列位院士的放大相，阿院士的相也在里面。这些文化英雄们受着国家这样的表扬，令人更深切地感觉，苏联并不单是红军的国度，而同时是学者的国度。

    第二部的民族舞，以前在电影里面，虽然不止一次地早就观赏过，但实地的印象毕竟不同。奇异而艳丽的装束，淳朴而开朗的表情，原子能放射式的动态，炫目，开心，令人无条件地陶醉在欢乐的海洋里。在看过一次乌克兰舞之后，阿院士又问我，乐乎？我这一次没有隐藏自己的意见了，我说：“这是艺术上的集体农场，农民艺术的高度组织化。”但我这样说，似乎没有得到阿院士的同感，他丝毫也没有表示意见。阿院士似乎很受了宋明道学家的影响。

    十二时顷回寓，雨已经住了。丁西林确是到了，和我同室。

    他交了一封信给我，是立群的信。

    六月三十日

    立群的信是六月十二日写的，内容很简单，但却紧紧地抓着了我。我翻来覆去地读，已经能够暗诵了。

    你安心地去完成你那伟大的使命吧。家中一切都平安，只是寂寞得难受。因为你走的路太远了，怎么能够安定呢？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觉什么，事实上分开了真觉得自己是一条迷了路的小羊，既年青又无智。唯一的希望是你要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并时常能得到你的消息。你走之后，即接到公家发给的三千美金外汇，此款在重庆不能兑现，拜托丁先生将汇票带去，你在那边设法吧。期限只一年，过时便将作废。……

    相别已经三个星期了，汉英的学校应该是放暑假的时候。文委会已经裁撤了，我又不在家，恐怕他们要下乡去住都不可能了。假使全家能同到莫斯科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呵！单是这凉爽的气候已经就是很可宝贵的了。这儿的天气只抵得上重庆的晚秋。十二时顷中国大使馆有车来接，我和丁西林两人同往克鲁泡特金巷访问傅大使。适逢其会，阿院士也在。阿院士和傅大使很能谈得上来，在列宁格勒时他曾经告诉过我，“傅大使很有文采”。不一会儿阿院士告辞了。傅大使留我们吃中饭，据说三点钟的时候，宋子文和彼得罗夫大使将要到达，大使馆的人都要到飞机场上去迎接。他要丁西林和我也同去。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先到飞机场，适逢波兰总统刚走，机场上正把波兰国旗换成中国国旗。

    不一会儿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到了，人很矮，戴着眼镜，须发都斑白了。假使不是穿的官服，很像位大学教授。他说，他到过汉口和上海。我忽然想起，那是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的事。那时候北伐军已经肃清了长江流域，第三国际工会曾经在汉口开过一次太平洋劳动大会，洛索夫斯基当时是国际工会的书记，我在汉口曾经听过他的演说。隔了将近二十年，世界几经沧桑，洛索夫斯基也老了，但他那慈祥恺悌的面貌是愈见发福了。莫洛托夫也到了，各国的使节也到了。有乐队和仪仗队。摄影师们在不断地工作。

    ——难得我们碰着了这样的一个场面。丁西林在一旁对我说。三点一刻钟的时候，空中有拍音，飞机果然到了。迎接的人簇拥上去。握手，握手，握手。在中国使节团之外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伊三克秘书同行。米参事告诉我：有封信，回头给你送去。

    宋子文当场讲了话，也翻译了。仪仗队严整步伐，致敬。大家分别坐上汽车。

    大约是在火车上受了凉，我自己有点伤风的气味。胡济邦说她有药，便也同车到大使馆，把药取了回来。回寓时已四时将近，正想休息，大使馆一位姓唐的来了，他说对外文化协会欢宴外宾，要我们赶快去。我们说是明天下午两点钟。他说，不是，是今天。但在清早九点钟的时候，苏太太来电话，不仅我一个人听成明天，就是丁西林也是听成明天的。我们在电话里面还追问过好几次。姓唐的坚持着是今天，而且对外文化协会正在找寻我们。这样，又只得赶到协会去。果然是今天的招待，外宾们都在散了。在这儿，苏太太、栗文松部长、凯缅诺夫会长很恳切地接待着我们，在别室里特别又为我们整备了酒肴。有了这一错误，多少感觉着有些不安。苏太**慰我们说，以后有事我还是不要打电话，我还是要亲自来。

    有大汽车送客，回寓时已经将近六点钟，雨又下起来了。伤风渐成事实，微微感受着一些热候。但在这时候又有一位女同志送来了请柬，是克里姆林宫的夜宴，但只有我的一张。女同志穿一身黑衣，英国话说得很圆熟。她是科学院的人。我对她说：我有点不大舒服，我不打算去。她说：你非去不可，一定要去才行，我陪着你一道去。这样我便只好跟随着她去。在旅馆门口坐上了一部汽车，车上已经有三个人，是蒙古的学者。一位年青的用英国话问我：你懂不懂法国话？我答应不懂。以后我们便只默坐，看来他们是不懂中国话的。

    克里姆林宫离旅馆很近，对街便是，但汽车行驶须得绕道，街上交通管制，极有条理。在宫前停了车，进门处检查了护照，入宫被引进了一间白色大理石的殿堂。石壁异常光美，全体刻着条文，金字，大约就是苏联宪法。我就的是第二十五席，恰巧李约瑟博士也同席。黑衣女士看见我认得李约瑟，她很高兴。她说：那就很好了，李约瑟博士是很亲切的。

    席次的排列和列宁格勒的士摩伦宫夜宴差不多，右手一排主席，其后有舞台。宾席成纵列，恐怕有四十席光景，每席可能坐三十人。酒肴果品极为丰盛，每人还有两包香烟。

    我到了不一会儿，主席上的主人们，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宁、其他常见的各位苏联领袖们都先后就席了。李约瑟身材高，他先看见斯大林出席，他把所见到的一一告诉我。斯大林穿的灰色元帅服，须发都已经灰白了。李约瑟说，他恐怕坐不了好一会儿就要退席的，今晚的会恐怕要闹到半夜过。这预测，后半是猜准了，夜会直到十二时后才散会。但前半却没有猜准，斯大林和其他的领袖们，一直陪坐到了席散。

    莫洛托夫做主席，一切作风也和列宁市长相同。间歇谈话，间歇干杯，绝无长篇大套的“训辞”。说了话的人不少，但斯大林却一句话也没有说。这是很愉快的事。一位大领袖倒不在乎每宴一次客，一定要来一套大演说的。诚信已孚，思想已移诸实践，不说话比说话还要伟大。无聊的口水话，不兑现的空头话，翻来覆去地占领时间，唯一的好处或许是自己觉得威风。

    歌舞的节目没有间断，斯大林似乎特别感觉兴趣。他是侧着身子往后看的，每一节目完毕他都很热心地拍手。最后一场是红军歌舞，时间最长，每一位演员差不多把自己的全部灵魂，全部生命，都融注在那最高的欢乐里面去了。旋回踊跃的猛烈，令人感觉着那整个的肉体是钢铁炼成，钢条发动的。

    李约瑟告诉我，他不两天要回重庆去了。我便在当天的节目单上简单地写了一些离开印度以后的情形，托他给立群带去。他很高兴，他说：我一定要亲自去访问你的夫人。我很感谢他，得到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是一件愉快事。

    将要散席的时候，丁西林走到我们的席上来了。原来他也被邀请了，只是请柬送到了大使馆，来得比我迟。他坐的是第三十二席，与彼得罗夫大使同席。

    归寓后，急入浴，水已不温，匆匆就寝。

    七月一日

    早餐八时至十二时；

    午餐一时至五时；

    晚餐七时至十时。

    在这个期间之内，进食堂去，随时可以进餐。

    伤风成事实。早饭后十一时顷，苏太太来，约我们去参观东方文化博物馆。我们参观了中国、日本、伊朗各室。关于日本方面的搜集较为精粹；伊朗的，在我参观过德黑兰博物馆之后，自然是“曾经沧海”了。中国的相当杂，古物多是赝品。但这不能怪苏联方面搜集得不精，而是要怪我们中国人作假的恶习太厉害。我倒想建议，把中国历代的文物，或者翻砂，或者复制，有系统地作为国家礼物，向各主要盟国分赠一套。这样不仅可以敦睦邦交，也是介绍中国文化的一项方便。丁西林也很赞成我这个意见。在很多的现代物品中，我看到齐白石的《螃蟹》，徐悲鸿的《猫》，刃锋的木刻《高尔基》，还有古元的木刻一张。

    临行时馆中负责人赠我一张照片，大概是《贵妃入浴图》，画者无名，画很精细。站得远的贵妃比站得近的男女侍者更大，上身与下身也失掉比例，但这正是中国古画的特色。或者是元明人的法物吧？

    归途丁西林欲瞻仰红场，遂乘车经由红场，在列宁墓前经过，并驶及普希金广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最后到了体育场。天雨，体育场未开放，复由原道回寓。

    因微有热候，感觉着不舒服，午饭后即休息，醒来时已经五点钟了。

    七时顷齐同志来，交来米参事带来的立群的信。他说，我不打扰你看信的时间。把信交了，他就走了。信内有照片四张，是临行时所照，剪报一纸——《端午节零绪》，读之令人感动。重庆有霍乱流行，很值得忧虑。

    栗文松部长与苏布拉清太太同来，约我们到国家剧院看芭莱舞。今晚是特别招待宋子文和他所领率的中国使节团。演出的节目是柯夫曼的童话剧《硬果钳子》，柴珂夫斯基作曲，这是极有名的芭莱舞，听说演出的机会不容易遇着。

    圣诞节的夜。有富贵人家宴客，一魔术老人携带一木偶，即硬果钳子（木偶的口一张一闭可将硬果咬破），赠予主家的**。有一顽童用种种恶劣的恐骇手段想夺取，但没有成功。**受惊，就寝后，即幻为梦境。梦中仙境有各种民族的歌舞，波斯、埃及、印度、希腊，均属写实。但柴珂夫斯基生前不曾见过中国舞，其中有一对中国人的舞态全是他想象出来的，把中国人漫画化了。假使可能的话，改成唐宋的古装舞，似乎也不会损坏全剧的调和。

    二楼正中的贵宾室（帝俄时代的皇室座）上面交悬着中苏两国的国旗。当莫洛托夫陪着使节团出现在贵宾室的时候，全场都热烈鼓掌，表示欢迎。第二幕、第三幕的开幕前也热烈鼓掌，闭幕后使节团临去时更鼓掌不息。我们是坐在池子里面的，座位是右手第十一排第二十七至三十。

    回寓后已十时过，胡济邦来，她是陪着使节团在楼上看。据她说，这样热烈的欢迎，比丘吉尔来的时候有过之无不及。听说明天上午又被招待，参观克里姆林宫。

    东方学院有信来，是俄文的，幸得胡济邦帮忙翻译，知道是明天中午司徒鲁卫院士将做报告，约我去参加。伤风愈见进行，趁水热，急忙浴沐一次，就寝。

    七月二日

    中午本应该去听司徒鲁卫院士的报告，但在十一点钟的时候，接到苏夫人的电话，说午后一时半有事，她要来当面邀约。并叫我们在一点钟的时候用中饭，不要离开旅馆。听讲的事只好作罢。一时顷用了中饭，苏夫人果然来了。原来也去参观克里姆林宫的博物馆。步行前往，经过红场，沿着莫斯科河，把克里姆林宫几乎绕了一个周转。前一次坐汽车时转瞬即到，步行起来却很走了一会儿。天晴衣厚，发出一身大汗，或许是因为伤风。

    博物馆中所陈列的是历代沙皇的用具、武器、马车、衣袍、冠带、星章等，真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说明者十分恳切，专门为了我们两人，每一事物均加说明，甚可感谢。同时还有一大群苏联公民也在参观，也有说明的人领导着。

    有拿破仑的大理石等身像一尊，头上戴着月桂冠，是一八一二年进攻莫斯科时他亲自带来的。他的意思，打算把俄国征服之后，就以这个“胜利者”的姿态立在莫斯科。然而一败涂地，这个“胜利者”没有方法逃走，便成为了永远的俘虏。我感觉着这是对于黩武穷兵者的极深刻的讽刺。参观完毕之后，在题词簿上我信笔题了这么几句：

    集工艺之美，聚珍宝之光，

    帝王生活诚然富丽堂皇，

    到今朝尽归诸人民玩赏。

    试问权威何在？春梦几场？

    最可怜是拿破仑一世石像，

    一个永恒的俘虏自行送上！

    陈列品中也有一些中国物品，但并不怎么名贵。有不少的金钱、银钱，满拟在这里面找得出尼古拉二世加冕纪念币，竟未发现。（立群有这样的一个金币，一面有尼古拉二世和后妃的像，另一面有王冠，有文曰“与上帝同在”。这大约是李鸿章参加俄皇加冕礼时所得，立群的祖父于式枚，是李鸿章的秘书。）

    归寓后，伏伊丁斯基博士（Voiti

    sky）来电话，约明日午前十时来访。适胡世杰在室，我向他探问，才知道伏伊丁斯基博士在约飞之后曾经到中国做过代表，现任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

    ——像这样由政界退回书斋，或由书斋进入政界，在苏联是常有的事。世杰这样说。像彼得罗夫大使，他本来是研究院的研究员，而且还研究过杨朱、王弼、王充，他现在进入外交界了。九时顷，苏太太来邀往看木人戏。剧场很小巧，可容三四百人。舞台上有灯光布景，和普通剧场相仿佛。剧名《鹿王》，一切颇有艺术味，唯意义不甚了了。大率有一国王，自言能变化任何动物或鹿，其宰相欲篡位，猎鹿谋杀之而强娶王姬，但结果终归失败。终场后大受喝彩，艺员各拥所操木人出场道谢，甚有情谊。

    七月三日

    今日快晴，伤风渐愈。十时顷伏伊丁斯基博士果如约而至，齐赫文斯基同志同来，约于后日往历史研究所做报告，我答应了，并求齐同志做翻译，他也慷慨地答应了。

    外文书籍出版部来电话约会，约以午后二时。届时来二人，一俄国女士，中国话极纯熟，一山东同胞，胸上带有徽章。来访的目的，主要是想知道外文部的书籍在中国读者间的反响。这情形我不十分明了，我只把带来的书送了一部分给外文部。

    五时顷，莫洛托夫在外交宾馆招待外交界，主宾是中国使节团，丁西林和我也在被邀之列。先到大使馆，再同行赴会。各国来宾甚多。建筑甚为华丽，壁上挂满名画。齐同志告诉我，这在帝俄时代原是一位富豪的房子，打牌输掉过。革命后已收归国有。彼大使，米参事，罗申武官，伊三克秘书都在。胡济邦给我介绍了一位导演家，人很高。他说，很愿意导演一个中国戏，要含有哲学意味的。胡济邦便推荐我的《屈原》。伊秘书说，那很好，我愿意担任翻译。话就说到这儿为止。

    六时顷回寓，有人送了艺术剧院的戏票来，一共三张。说是朱君**的。想来一定是朱庆永，但他本人却没有来。到时候了，我们便留下一张在柜上，各自到剧院去。剧院离旅馆不远，前天朱君约我们游街时，曾经给我们指示过。我们到了剧院附近，院外簇拥着不少的人，一位中年妇人，看见我们手里拿着戏票，以为我们是卖飞票的，便向我们买票。

    走进门时，又有工人模样的人也要抢买我们手里的戏票。进门后走错了路，走进吃食店里去了，遇着一位红军军官，他也向我们买飞票。结果还是这位军官把路向给我们指示明白了，我们才得走进戏场。场面并不大，只有池子，没有楼厢，怕只能坐六百人左右。这是以演出契诃夫的剧本而著名的剧场，幕上有海鸥的徽记。所表演的是农奴解放时代的故事，闹剧的性质很浓厚，我们只看了三幕，没有看完。

    在第一幕闭幕的时候，苏太太也来了。她大约是在旅馆里探听到了我们的去向。谈剧情，在她也不甚了了。我们把刚才遇着三次买飞票的情形告诉她，她说：我们苏联人是极喜欢看戏的，莫斯科的剧场尽管多，但依然不够分配。有的人想看戏而没有票，有的人有票或许不能看，所以便有这买飞票的现象。

    我真是很爱慕这样的国民，他们真正了解对于人生必要的娱乐。这自然也是物质条件使他们这样的，他们的生活有保障，工作有保障，做了好多工便有好多报酬，医疗助产是官费，用不着有了今天愁明天，得到甘肃望西蜀。他们所得到的报酬自然便会要求正当的享受了。葛天氏之民欤？无怀氏之民欤？这是古人的乌托邦式的想象，而在苏联则是现实。

    七月四日

    晨起准备明天的报告，《战时中国的历史研究》，十二时顷完成。

    午后胡济邦来访，将延安版《屈原》借去。同时邀约外出，丁西林同她出去了，我因为想约齐同志来商量报告的翻译，没有同去。

    有人来电话，接话时知是李立三。约以七时来寓一晤。接着又是电话，这回是苏太太。耳聋，听话很不方便，听出是凯缅诺夫先生约谈，但总听不出是什么时候。苏太太说，她要来，我便只好等待。

    苏太太来了，约谈是六时。但已经五点半钟了，只好留下字条，请立三在九时再来。同时请苏太太和齐同志通电话，告以报告已经写好，随时请来商量。

    赴对外文化协会，与凯缅诺夫会长谈约一小时，商量我在苏联参观的步骤，允为订一个月的计划。丁西林主要的是看自然科学方面，和我便不能不暂时分开了。丁西林依然是科学院的客，我便改为对外文化协会的客了。

    九点前一刻，齐同志来，我把报告稿交给了他。他走了。不一会儿立三也来了，十八年不见，他比从前消瘦了好些。他说我的相貌一点也没有变，这应该是不可能的事。立三在苏联已经十五年了，已娶妻生一女，女已二岁。他在外文书籍出版部做工作，《俄罗斯人物》和《考验》都是他所翻译的。他很思念国内的朋友，差不多的旧友，他都殷殷地问到了。

    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去散步。他指着一座大厦给我看，他说：“这是以前的第三国际招待所，现在改作别用了。恩来来时，是住过的。那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好多大的建筑，现在是大厦凌云，鳞次栉比了。”的确，为了放宽街面，有的高楼大厦正整个往后移，而同时又在向空中发展。这是原来的基础好，改造起来也比较容易。

    立三住在郊外，坐地下车约四十分钟。我们步到普希金广场又折回，在转向旅馆的街角上握别了。

    七月五日

    读葛洛斯曼的《生命》毕，写一小队红军潜伏炭坑与德寇作战，备极艰苦，终得脱险的故事。要这样才可以算得是真正的“地下军”。齐同志本约十时至十一时顷来寓商讨报告的翻译，十一时将近，胡济邦来，催去访问亚布雷丁。亚布雷丁是作家协会的秘书，胡济邦已经用电话同他约定了，说我十一时将往拜访。这使我有点为难。万一齐同志来了怎么办呢？据说，作家协会很近，亚布雷丁在那边等，我也就只好先去访问了。恰巧，在横过高尔基大街的时候，在街头和齐同志对碰着了。约好在一点钟的时候再来。亚布雷丁年近六十，见面时表示热烈的欢迎。往年我们曾经通过信，我送过他一小条四川出产的竹丝帘（毋宁改称为绫），他说，他的夫人（哲学教授）甚为珍重。办公室很窄，壁上有巴比塞、萧伯纳等作家的相。亚布雷丁也要我的相片。我请他向塔斯社要，几天前塔斯社曾有记者到我寓里照过相的。

    作家协会有《文学报》，是周刊，他要我发表谈话，作为对于苏联人民和作家的致意。电话中约好了艾德林翻译。明日午前十时再在作家协会会面。

    与齐同志商讨译稿，直至三时半始完毕。齐同志字斟句酌地十分认真，有些地方我劝他马虎一点，然而他决不马虎。这工作态度使我钦佩。中国话和中国文太不严密精确，翻译成外国文字是一件相当吃力的事。齐同志在百忙中帮我这样大的忙，我的感激是无言可以表达的。他在中国的时间并不久，而他的中国话的发音和了解都非常正确，进步之速足以惊人。这除他有聪明的禀赋之外，工作态度的不苟且，应该是使他成功的重大原因。

    齐同志把译稿弄完之后，回去吃饭去了，我也下楼进食堂用膳。等了一个钟头，餐事不见送来，后来才知道丁西林先进食堂时，送出的是两人份，我的一份已经没有了。讲演的时间快到了，又只好回到房里。

    四时四十分顷齐同志又来，同往历史研究所。那是在一座大厦的二楼上，在一间会议室中由伏伊丁斯基博士主席。伏博士先把研究所的业绩简单地陈述了一遍，关于东方的历史主要的是研究近代史。太平天国的运动、辛亥革命、太平洋问题等，是各位研究员的中心问题。接着便是我的报告。我主要的说到抗战以来的历史研究，通史的酝酿，古代社会的争辩，历代农民革命运动的关心，封建制长期停滞的探源。我说得很简单，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泛。我读我的原稿，齐先生读他的译稿。听讲者将近四十人，似乎都还感觉兴趣。文化协会的东方部长栗文松先生和苏太太也在听讲。讲完之后，栗文松告诉我，希望把这同一报告，在文化协会再做一次，日期和时间决定后通知。我自然乐意接受了。

    七月六日

    今日快晴。九时过胡济邦来，同往作家协会，与艾德林谈话。

    归寓已十二时，苏太太在寓等待，当即同往参观列宁博物馆。说明者为一女士，甚为恳切周到。但须经翻译始能通晓，颇费时间，只看了楼下一层，改日再往参观楼上。

    晚，外文出版部约往谈话。我把战时的文艺活动报告了一番。听讲者半系中国人，但除立三外，无一相识。

    七月七日

    晨起草就《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日前与凯缅诺夫会长谈话时，曾提及要我在对外文化协会对苏联文艺界做一次报告，日期随后通知，不得不早做准备。

    十一时顷苏太太来，说有好消息，对外文化协会招待我去游伏尔加莫斯科运河。不一会儿康屈拉雪夫同志来，同乘吉普车，经由高尔基路、列宁格勒大道，到达运河码头。同游者为英国康特伯里主教约翰孙博士（D

    .H.J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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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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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

    y），他的一位助手戴先生，另一位参加科学院纪念会的伊朗学者。主教身材很高，脸呈红铜色，头秃，仅后脑勺上蓄有半月形的银丝鬈发，年龄当在七十以上。身上穿的是羽缎缁衣和扎脚裤，颈上带着一个十字章。他是有名的“红色主教”，对苏联极表同情，是英苏文化协会和援苏委员会的副主席。他到莫斯科没有两天。

    运河不很宽，怕不足三十公尺。河岸很整齐，时有森林蓊郁，映带着一些精巧的农家木屋，浑如图画。河水呈淡茶色，沿途两岸都有不少的人游泳。浴着太阳光的儿童们每每向着我们的汽艇欢呼。汽艇甚开朗，在两旁宏大的玻窗下边各有相对的座位，夹着固定在窗下的一个小茶几。带有不少的饮料和食品，对着晴光碧岸，喝着香槟葡萄，诚然是称心乐事。

    艇行可两小时，到达了一处水道分叉的地方，汽艇停泊了。但不能靠岸，跳板也不能及岸，幸好有一位中年人在近侧驾着一只小艇在钓鱼，靠他来接应，把我渡上岸去了。

    大家上岸都解衣入水，连那七十多岁的老主教，他也精**裸地跳进水里游泳了起来。我因为伤风还没有十分痊愈，踌躇着没有下水。钓者看我在岸上徘徊，他用德国话和我攀谈。他问我，为什么不下水？我只说我没有带浴衣。他说，那成什么问题！你看那位老英国绅士不是裸体吗？我受了他的鼓励，也就解衣入水，来回游泳了一会儿。

    伊朗的代表，在岸上把手表掉了。四处找寻不得，被一位船上的女水手发觉，掉在靠岸的水里。她脚上穿着长筒皮鞋，很矫健地跨进水去，拾了起来。——连手表都高兴下河洗澡啦！有一位用英国话这样说，大家都发出了一阵哄笑。

    归寓时已六时过，发觉上衣上所佩带的科学院纪念章在艇上遗失，甚为惋惜。

    七月八日

    润色《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

    十二时顷仍由苏太太做向导，继续参观列宁博物馆的楼层。

    列宁的生平，自幼至于逝世，均有条不紊地陈列着。有实物，有照片，有模型，有画面，最后还有电影。我们不仅接触了列宁的手泽，还听见了列宁的声音，更仿佛感受了列宁的呼吸。

    一九一八年遇刺时的黑色大衣，悬在一座玻璃橱里面，伤在左膊及左肩胛处，有红线标识。列宁的书斋照样陈列着，壁上有一九二二年的日历，有“禁烟”字样。只有这一点列宁和斯大林不同，他是不吸烟的。一九二二年列宁死时情况及其遗容，在一片红旗簇拥中，令人涌出热泪。棺墓模型的两侧，有各国的唁电或纪念文字，嵌饰在壁上。右壁有真茹暨南大学华侨学生会及其他由中国去的唁电。

    参观完毕，我在纪念册上写了这样几句：

    一代的伟人，

    无产阶级的父亲，

    全人类新历史的开创者，

    你的遗像永远如生。

    人民的欢乐，将和你的

    勋业，永远长存。

    在街头闻雷，声如排炮，与中国雷声不同。略洒细雨。三时过返寓。

    六时顷，苏太太复来，约乘地下电车，往文化公园。

    地下车站极堂皇，全用大理石砌成，每一个车站有不同的规模，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装饰，听说是世界第一。全长达八十公里。日本东京也有地下车道，视此自大有逊色。

    文化公园离红场并不远，只隔两个车站即到达。游人甚多，有大小规模的娱乐场。有一露天剧院，名“绿色剧场”，规模之大可能容纳万人。我们在这里又看了民族舞和红军舞。有一节目系二童子角力，结果只是一位大人所演。衣服作二童子状，一童子之足乃以手代者，演出时惟妙惟肖，绝不意其为一人。

    归时苏太太告余云：明晨当往斯大林格勒，约有十余日勾留。得此消息，颇感兴奋。

    七月九日

    晨六时起床，收拾行装。直等至十二时将近，苏太太才来，立即催促动身，想同齐同志通话，把《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交给他，也来不及了。仍然是康屈拉雪夫用吉普车来迎接的，到了机场已经十二时，有专机在等待着。同行者仍然是约翰孙博士和戴先生，有文化协会的副主席卡拉冈诺夫奉陪，此外还有康屈拉雪夫、苏太太和另一位女英文翻译。

    三时四十分到达斯大林格勒，机场上有市**代表、党部执行委员、驻军代表前来迎接。汽车行四十分钟入市，落宿于唯一的一座宾馆，是由破屋稍加葺缮以作应急之用的。市上已通电车，司机是女性，做清扫工作者也多是女性。沿途所见，一片破残，但街道已经清理得相当整洁了。

    五时日蚀，蚀自第一象限起，最后才如新月。街上的人多用玻片着烟，以事观察。

    晚饭很丰盛。食后参观宾馆周围的战迹。在一处街角上有一座大厦是以前的合作社，战时是德军司令部，后来被俘虏了的德国元帅鲍卢士就住在这儿的地下室里。周围有严密的保卫。斜对角上是市立剧场，剧场不用说也残毁了，还剩下好些壮丽的雕像拥卫着忠骸。在这剧场背后（西面）的一段空地上有一座地底室——是在战时所掘的，深入地下，共有五层，有手摇发电机发电，这是英勇的红军的一个作战中心。我自己用脚步来测量，这儿和合作社相隔，仅有五百步路的距离。

    负卫生行政的责任者瓦西列维奇博士，他听说我学过医，便和我特别亲密，一面为我陈述既往，一面又为我指示目前，可惜他所说的我不能够一一记忆。

    据他说，自一九四二年九月至一九四三年的二月，那五个月的期间是最危急的时期。单是敌机的轰炸，所投下的**一个月有三十三万个之多。儿童都送走了，老病的有一千人左右住在地下室。此外的人都参加作战，妇女们也同样参加。大夫们左边挂着药囊，右手提着武器也同样参加。不仅是做到逐屋战，而且是做到了逐楼战。就这样一直战到了红军的来援。德国的军队四十万人，战死了十五万，其余都被俘虏了。红军战死了的人数比较少，只有五万人。

    学校已首先恢复，工程师宿舍已经建立，在一座学校的比邻。全国有名的大工程师多集中到了这儿，集中精力，要从新建设一座崭新的斯大林城市，要不负“斯大林”的英名。斯大林城市的人现在有一个口号，是“我们保卫了斯大林格勒，我们要再建斯大林格勒”。不错，全斯大林城市的市民都像具有这种精神。他们虽然受了那么空前的浩劫，却好像从火里再生的凤凰一样，个个都是那样的开心见肠，积极进取。

    ——伏尔加！伏尔加！我们的美人呵！

    在街上走着，走到望见伏尔加河的时候，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洛伯钦，举出双手这样叫出。

    另外一位委员问我：伏尔加像不像黄河？

    我说：更像扬子江。

    ——是扬子江大，还是伏尔加大？

    ——扬子江大。

    他表示着失望的神气，说：不行，不行，一定是伏尔加河大，伏尔加大！伏尔加，伏尔加，我们的“玛都序卡”呀！（“玛都序卡”是母亲之意。）

    实在的，伏尔加河是已经够大了。浩浩荡荡，混混茫茫。水是淡黄的，平铺着，呈出深厚的流动。但和扬子江还不能相比。我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扬子江的情况。

    木造的码头是完整的，但也并非新造，我很诧异。问明缘故，才知道是由别的城市迁移来的。

    乘汽船渡河，在一处砂岸上大家解衣入浴，河水很深，离岸不远即不能透底。

    七月十日

    晨六时起床，瓦雀在街头噪晴，阳光照入东窗，颇有夏意。

    斯大林城市可云创剧痛深，全市无一家完整房屋。居民多住于原系三四层楼房之底层或地下室，上无屋顶。

    八时顷早餐。食后乘汽车往市外参观拖拉机工场及红色十月工场。前者在战时改为了坦克修理厂，现在已经又在制造拖拉机了。后者是炼钢厂，规模很宏大，由熔炉看到制成钢板。

    两厂在战时所受损坏很重，还未十分复原，听说不久前在附近都还有过延性**爆炸。工人中有德国俘虏，希特勒的“最优秀的日耳曼选民”，末路如此，大有意思。但在待遇上和普遍苏联工人别无区别，不经说明，我看不出他们会是俘虏。

    参观了红色十月工场的附属学校，已放暑假，只有工人眷属在一课堂上补习，演算代数的高次方程式。工人眷属竟有补习高次方程式的必要，使我感觉惊异。学校是战后二月中所新建的，图书室所藏书籍还不甚丰富。

    工人住宅系木造小屋，自成一区域。系由别处运来，只需四十八小时即可镶斗完成。其中有由芬兰运来者，乃作为战争赔偿之一方便。

    游了马麦也夫山（Mamaev）。山亦为平缓之一丘陵，战事在此最为激烈。山头展望可及五十公里之范围。遍地都是弹壳、机枪子弹带、炮弹破片、水瓶、钢盔之类。山上有二堡垒，相隔不及十公尺，其一为德寇所占，遂成对垒。

    游山时有人做向导，因德寇所掩埋之延性**尚未扫清，时而爆炸。小径在委黄的浅草中蜿蜒，如行不由径，便有触雷的危险。因此，在离径稍远的山坳处，便每有白骨散见，由那破烂了的军服军帽看来，可以看出是一些阵亡了的日耳曼豪杰。

    归途入市后，在鲍伏洛夫屋前摄影留作纪念。鲍伏洛夫是红军的一位下级军官，他领导着红军九人把守着一座两层楼的房屋，周围都是敌人，但他始终不屈，坚持了两个多月，一直到解围。解围时，九个人已经只剩下三个了。子弹粮秣，都是在夜间潜出搬运接济的。这间房屋将来要永远保存，屋壁上有题字：“鲍伏洛夫及其同志们坚守不屈之处”。

    一时顷归寓，颇觉疲倦，记述日记中即成假寐，乃就枕休息移时。

    中食后四时顷复出往参观市立病院。病院是英国援苏委员会捐款所修，我们所参观的是第三座。据说在斯大林格勒之外也还有英国捐款所修的病院；美国捐助的却没有。院中用品，甚至如玻璃杯之类，亦系英国所捐助。这些正是约翰孙博士的功绩，斯城的人感谢他，他自己也很感觉着愉快。可惜他那愉快的程度，我没有方法体验。我是中国人，我假如也在斯城看见了中国人所捐助的病院，那么我也就可以明确地体味得到约翰孙博士的快乐心境了。

    院长是女医，全院大夫，男者仅三人，其余都是女性。产妇颇多。月中的母子，平安地睡在新修的病室和洁白的寝台上，看来真有形容不出的幸福。苏联的医药治疗本来一律都是公费，而产妇入院尤其有优先权，这是母性保护的绝好的善政。医药费是苏联国家预算的一笔很大的开支，据说仅在斯大林格勒区域，每年经费便是十二万万九千万卢布。

    在国内早就听说费拉妥夫院士移植眼球角膜成功了，使盲者得以重见光明。我以此事扣问陪着我们参观的一位眼科大夫叶略谢夫斯基，他说，这是事实，就是他自己也能施行这种手术，一百人中大多数的人结果良好。

    医院参观后，复往伏尔加河水浴。在白桦林中举行酒宴，喝了不少的伏特加和香槟。船在夜色迷茫中，咏而归。

    站立在英雄城的彼岸，望着斜阳，

    青翠的白桦林诱发着我的遐想。

    我也浴沐了，感觉着十分的清凉。

    我也干了杯，谈到了人民的解放。

    “中国的历史是曾经大放过光芒，

    中国人民的前途依然不可限量。”

    我也干了杯，表示了自信的坚强：

    “中国的人民不会负友人的希望”。

    绛黄的流水在我眼前浩浩汤汤，

    成阵的红霞不断的演变在天上，

    我仿佛是回到了我自己的故乡。

    亲爱的，你是伏尔加？你还是长江？

    清快的，你是伏特加？你还是高粱？

    伟大的斯大林，我遥遥祝你健康。

    夜看电影，在一废墟上露天放映。先是旧金山会议的新闻片，在代表中想寻出董老，竟未见。其次是斯大林格勒的复原工作情形。

    回到宾馆后，在食堂中复有盛大的夜宴，主人为中国人民干杯，我又干了几杯。

    七月十一日

    晨七时入盥所，无水。一位老妪，人非常慈和，她提着水瓶来为我盥沃，我很感谢，但也感觉着不安。

    此间人喜欢饮黑面包水，色微黄而略带酸味。投入冰与糖，实为无上的饮料。

    早食后，十一时顷出游伏尔加。在汽艇中由工程师做了关于再建斯大林城市的报告。有详细的设计图、案图指实，一一加以详细的说明。据云全部计划完成将费十五年，分三个五年计划而执行之，将使斯大林城市成为一座完全新式的都市。市长六十公里，宽仅一公里半至七公里。仅于沿江马路设电车，因电车之轰隆声有损市之宁静。市内将有三条横贯大道，交通以汽车行之。房屋将由低而高，近江者低，离江远者逐渐增高。将多设果树园与菜圃。中央区设一大公园。北部亦将设一大公园。两园之间以树列道相联贯。油库将移于市外。斯城以前树木甚少，外来人颇以为异，将更加意培植。

    在伏尔加与顿河之间，战前曾有凿通运河计划，并已开工，但为战事所阻。据云工程颇不容易，因为顿河流域高于伏尔加河流域。运河计划暂无复兴之意。须待全市重建工作完成后，即将继续。

    船在江中往来游弋，在上流处右岸，临江有小建筑一簇，云即保卫斯城的名将崔可夫将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当时崔可夫将军所指挥的战线甚为辽阔，全长约三百公里。外国武官曾来观察，咸称此地下室为一绝好的军事博物馆。可惜我们没有去做详细的考察。

    船靠彼岸，于昨日入水处更有入浴准备。那位慈和的老妪在砂岸上敷就了几处毛毯，让各人把衣履脱陈在上面。带有浴裤的人很少，男人们大都精**裸的，就像才从娘肚皮里生出来的一样，跳进伏尔加河里面去。浴后，慈和的老妪又来为我揩脚，我真真是变成一个小孩子了。白桦林中又有酒宴，我又痛饮了不少的香槟。

    三时顷回寓，略记日记不能成字，只得倒在床上休息。

    七时顷赴市**招燕。得见英国所赠斯大林城市之剑与盾，罗斯福所署名的颂词，两者均甚辉煌。但可惜我们中国却没有丝毫礼品。市长和易近人，十分诚恳，毫无矜持气味。余醒未解，又复用酒，尚幸主人见谅，未至醉倒。

    席间得知明日将飞往中央亚细亚之塔什干，今晚乃饯别。在塔什干将有一星期左右之勾留。

    十一时四十分始返寓。

    七月十二日

    六时半左右早餐毕，市长及其他负责人均来送行，蒙赠照片一套，均系在斯城所摄。

    至飞机场时，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临时接得莫斯科来电须回莫斯科，不能同游。七时四十分起飞。十一时十分左右在阿克休宾斯克降落，中休。机站楼上，四壁多油画，有一幅画列宁伏草地读书，另一幅画斯大林偕伏罗希洛夫与人民共话。休息一小时后复起飞，四时三十分到达塔什干。乘汽车入城市。

    塔什干是乌兹别克的首都，有新旧二城。新城系革命后所建立，已充分近代化，街头有电车，中央区公园中林木甚为茂盛，近代建筑颇有伊朗风味，色尚淡青。渐驶向旧城，则近代化程度逐渐减低。街路多以小石铺面，未加水门汀或柏油，两侧多土面，并有阳沟露出。但水甚清活。墙屋颇带东方情调，多用日晒砖砌成围墙。

    街头每见奇风异俗。每有女子头顶一件大罩袍，脸前垂一黑色厚纱幔，浑如鬼神出现。**少妇喜画一字横眉，因眉浓，眉根接近，遂索性用浓黛联接之，别有风趣。曩曾见画新疆风俗者有此习，塔什干地近新疆，乌兹别克人亦系突厥近亲，风习自有相近者。男女均喜着花衣，戴绣花小帽，色彩斑斓。居民族系亦颇复杂，有黑发方面，毫无西方风味者，殆蒙古人之后裔。此种人每戴一种毡帽，颇类戏台上的英雄帽，只是不挂狗尾而已。

    在近郊处下榻于一宾馆，颇为幽静，花草甚多，林木森森，果实累累。

    白杨、白桦、桑树、木槿、凤仙、芙蓉、美人蕉、白玫瑰、灯盏花、苹果、林檎、梨、杏、水蜜桃、无花果、葡萄，差不多都是国内所常见的花木果实。触目皆是，应接不暇。只是没有芭蕉。得到两句诗：“林檎委地无人拾，芙蓉花大桑叶肥。”

    园之一隅有浴池，水色青黄。水亦山头冰雪所化。由水渠灌溉，每日午后必放水一次，故浴池之水常保灵活。

    傍晚被邀往参观一摄影场，在一小型放映室中看放电影。一种是塔什干的建设事业，一九三一年成水闸，土壤大见改良，物产丰盛，尤以棉花为最。此片在重庆时曾见放映，到此更增加了本地的认识。另一种是塔什干的***教徒在爱国战争中的热烈表现，献金、出征、为战争胜利祈祷等，极尽了爱国的热诚。礼拜仪式与中国清真寺中所见者完全相同，唯念诵经典之声甚为宏亮铿锵，中国似已失传。清真寺的建筑，在中国也失掉了它的本来的艺术价值了。

    七月十三日

    宾馆系平房，余一人独据一室，甚为宽敞。昨夜因不甚舒适，未进食。二时顷曾醒来一次，觉寒，遂将大衣盖上，盖因地域高，故气候温和耶？此等情形，为重庆所绝无。六时顷起床，盥漱，喉部有着凉之意。

    早饭后，八时顷出行，先往市**拜会市长，其次往访科学院。

    科学院在一九三七年成立，在前本是苏联科学院的一个地方分院，一九四三年改为乌兹别克共和国国立。内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技术科学，第二部分文化科学，第三部分气象数理。从事研究者有三百余人，其中有一百五十人为乌兹别克人。有大规模的出版计划，但因正式成立并未久，尚未实现。图书馆藏书颇富，共有一百五十万册，一百四十种以上的各种言语的书籍。

    工程师阿士珂新斯基报告，大约涉于专门，译者最不得要领，主要似谈到水渠的开凿及水力发电厂的规模。有五个宏大的水力发电厂业已大部分完成。将来如全部落成时可能发生一千万基罗瓦特。的电力，而在革命前是只有二万至四万基罗瓦特的。

    地质学家乌克隆斯基报告，从事地质调查者有一千余人，发现煤矿甚多，已开始采掘。铁矿亦甚多，尚未利用。铅矿亦不缺乏。大抵南部地质似印度，北部似西伯利亚西南部。

    东方古典文学家安得力夫报告，指示了各种的古文书，就中有蒙古文的资料。突厥文古典的搜集有六百种之多。

    乌兹别克全国六百万人口，塔市一百万。计有大学二座，研究所三十七座，从事教育者四万余人，一半以上是乌兹别克人。各处城市都普遍地有戏院、电影院的设立。病院亦甚普遍，革命前全国医师仅三人，现在不仅城市中医院林立，即每一乡村都有病院或大夫了。医药免费，教育亦免费。

    临别时蒙赠书四册，一本是发掘报告，一本是诗，另外两本是小说。小说中有一本是杨（Ya

    是一位苏联作家的笔名）的《成吉思汗》。

    接着是访问***教的长老。昨晚在电影中所见到的教长和他左右的人都十分恳切地欢迎着我们。开始是到了教长的书斋，席地而坐，在地上铺了很多华贵的毡毯，还有厚大的坐褥以为靠背和靠肘之用。壁上也悬挂着华贵的毡毯。在极长的矮桌上陈列了无数的果品，有红茶，有饴糖，有蜂蜜，有烧饼。烧饼实心，洼陷如圆帽，其色金黄。主人辄代为劈裂，拌蜂蜜而食，甚为可口。

    十一时顷，教长率领客人至教堂礼拜。拜殿颇宏大，可容纳千人以上，人已跪满，在堂外空地中复跪满了更多的信徒，当在三千人以上。大多系老人，青少年亦间有之，但为数颇少。

    拜殿门前有方形月台，高出庭面几级，客人被引上月台，坐在石栏杆上观仪。一切仪式与影片中所见者相同，读经赞礼之声非常中听。

    祈祷毕，庭中有一老人走至月台下，挨次捧约翰孙博士及余之手而吻之，双泪交流，口中喃喃有声，不知所作何语。——这大概是表示感激的意思吧？人颇贫窭，曾指其破裤相示，究亦不知其何意。

    教长退出拜殿后，又把客人邀引至其别院，大事款待。此次系一庭园，右侧为一水塘，蓄水，疑可游泳。中央为过道，道旁有杨树、桑树、白杨，森森成列，浓阴叠地。临塘有木栏，有席面设于其下，仍席地而坐。一切供张均比前次书斋中更为华丽，更为丰盛。左侧为花圃，有红色玫瑰花正在开放。

    背方塘，面花圃而坐，余倚桑树一株，以厚褥垫背，颇为怡然。洋糖、方糖、冰糖、蜜糖、饴糖，糖之种类更见加多了。水蜜桃、樱桃、葡萄、巴丹杏、莓子酱、牛奶酪、圆洼大烧饼，更陈设得毫无虚隙。这不仅只是口腹的大享用，而同时也是眼睛的大享用了。有小榧实，味胜胡桃，惜剥食时稍嫌费事。叉烧羊肉，叉长二尺，每人五叉，每叉五肉，以手摘食，食后手指即以两唇抹之。

    食间，一青年牵黑色绵羊一头步入席次。青年一手牵羊，一手执桑叶二片。羊无角，头小，尾大，垂耳，细颈，时举其头食青年手中桑叶。两眼清明，甚觉可爱。余问此何意？乃知羊将被宰割以享客，将求教长施以法语，颇觉不忍。俄而被牵入后院，一声惨叫，想必是羊子死了。

    院后右方为一坛坫形，高出园地二级，护以土墙。墙上满悬花毯，地上亦有花毯敷陈。继复设长案，长老肃客移座至彼处，俨如古代酋长生活。包饺以大盘陈出，做法与中国同，多下胡椒。包饺食毕，重整席面，又有抓饭，以大盘盛出。饭中拌以美龙瓜片，笔以叉烧羊肉。主人以手抓而食之，客则侑以刀叉。

    三时半回寓，正记日记，苏太太来告，仅有一小时停留，晚时将往观剧。往浴池游泳，水深处可没顶，颇凉。有二人同浴，但均不能游泳者。浴后复于园亭中续记日记，略用茶。

    五时顷随众出，在阿加德米戏场看演《奥赛罗》（“Othe-llo”）。串演奥赛罗者乃“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希达雅妥夫（Ab

    a

    Khidayatov），串演其妻德斯德孟娜者为伊香杜拉叶娃女士（Sa

    ah Isha

    tu

    ayeva），她也保有“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头衔。两位都是乌兹别克人，演出的台本是乌兹别克的诗人、同时也是乌兹别克科学院的院士，格富尔·古良谟（Gafu

    Guliam）的译本。剧院的建筑已经够庄重，而整个的演出，以及灯光、布景、服装、道具、音乐、效果等，无一不达到惊人的高度。

    在剧院中招待来宾的主人是乌兹别克的外交部长，人不甚高，但颇英发。他很佩服梅兰芳博士，梅博士到莫斯科时，他还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还相信着往年的传说以为梅博士已去世，甚为惋惜。我告诉他，梅博士尚在人间，而且在上海。他大吃一惊：——那么，不是投降了日本？

    ——不是，他已经蓄了胡子，表示了消极的抵抗。

    ——哦，那就好了。

    他放了心，就好像关切着他自己的贴亲者那样。

    这位外交部长又叩问了约翰孙博士，请他提出关于演出上的批评。老主教认为演出的成绩很好，就在伦敦舞台上所演出的也不过如此。只是英国人的性格冷静，因而在舞台上的奥赛罗便比较沉着。那种沉着的奥赛罗，搬到塔什干来，恐怕是不会受欢迎的。塔什干的奥赛罗，搬到伦敦去，恐怕也不会受欢迎。

    这话说得很巧妙，在约翰孙博士，显明地是认为塔什干的奥赛罗过于矜持了。伦敦的奥赛罗我没有看见过，塔什干的奥赛罗，确实是用了全心全力所演出的爆炸性格。在我，毋宁是喜欢后者。因为奥赛罗本是摩尔人，而且是武人，剧情也是因为短见邪猜而生出的悲剧，就在莎士比亚的性格构造中，想来也不会是把他当成沉着的人看待的吧？

    这本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戏剧本身在我自己却不甚喜欢。剧情系由误解而成悲剧，悲剧即无必然性，因而也缺乏历史的时代意义。我在前读剧本的时候便有这种感觉，今天第一次看到演出，虽然演员们都用了很大的推敲琢磨，而结果终没有压迫人的大力。奥赛罗只是一位糊涂的大傻子而已。《哈姆雷特》也在同一舞台上演出过，有照片陈设在游廊壁上的饰窗里面。这件事本身便具有着高度的文化意义。

    七月十四日

    清晨独步园中，忧国之念不可遏止。国在人为，乌兹别克在帝俄时代乃受高度压制之殖民地，革命以后不足三十年，羁绊解除，人民康乐，羡慕何可极？而返观我国，则外患未除，内忧未已，水深火热，地狱无殊，我虽遨游天外，能无介然于怀？即景生情，乃成诗三章。明知涉于感伤，不能自已。刘后主入魏，曾云“此间乐，不思蜀”，余来塔什干，独有“此间乐，愈思蜀”之心。地狱正需人，我何当久于天国淹留？

    清晨入园林，杲杲明东日。林檎枝头青，坠地无人恤。亦有胭脂花，亦有白蝴蝶。凤仙花正开，芙蓉笑生靥。美人隔云端，相思肠百摺。

    晨风溢清凉，草木凝青苍。花枝纷烂缦，皎皎映朝阳。鸟语空中闻，时复见翱翔。回忆水牛山，三径谅已荒。狐鼠正纵横，徙倚断人肠。

    临流濯我巾，巾秽犹能洁。牢忧荡我肠，百摺浑欲折。纵有林泉幽，纵有歌舞绝。天国非人间，人间正流血。不当归去时，此心将毁灭。

    早食时闻讯，苏联**赠与约翰孙博士以红旗奖章，宾主咸举觞称贺。又闻柏林三巨头会议为期已近，美总统杜鲁门已由华盛顿起飞。

    十二时过，乘车往参观一女子中学。女校长乃乌兹别克人，人甚矮，左鬓有红痣一片，头梳两长辫。乌兹别克女子大抵喜辫发，**有作无数小辫垂于脑后者。学生亦均系乌兹别克人。校长在办公室内先做一番报告之后，即领往参视图书室和教室。图书室中所陈列书籍不甚多，书橱中有一册《中国苏维埃》（一九三三年版），系俄文，国内未曾见。

    一教室正讲授动物学，黑板上画着阿美巴与草履虫等，讲坛上陈列标本甚多，有黄牛解剖图一具。学生席上均敷花毯，学生亦均着盛装。另一教室，黑板上有代数多项式分析。

    全校学生共六百人，教员三十二人。教员中有三人任初年级者，系中学毕业生，余均大学毕业，差不多都是乌兹别克人。授课均用乌兹别克语，俄语只是第二必修科，做高级研究的准备。中学及小学高年级男女分校，系战前一二年开始施行。小学低年级及大学，仍系男女合校。改革制度的缘故，是因为女子在十岁与二十岁之间的智慧发育比男子较早，合校便不免互相迁就，使男生女生均受损失。

    校庭中有小学生露天唱歌，并做种种游戏，或演民族歌舞。邻近树荫下有寝床设备，以供午睡之用。这是暑期休息团，其中有乌兹别克以外的儿童远来参加。

    一时返寓后，四时顷复出往参观斯大林纺织工场。六时半回寓。

    工场甚宏大，计有第一第二两工场，我们只参观了第一工场和各种附属工厂。每一工场都是六座工厂所组合的。第一座是坦花工厂，把棉花在机器上坦成长板。第二座是使这长板划成无数甘蔗粗细的棉条。第三座，把这棉条纺成纱线。第四座，把这纱线延长。第五座，使它牢实。第六座织成棉布。每座工厂一望都是机器的海。机器都是电气发动的。厂内的空气要保持一定的高度，也不断地散布着水蒸气，颇觉懊热。工人几乎全是女工。

    替我说明的是一位英国学者，他在这工场里协助工作，苏联**曾经赠以列宁奖章。据他说，一位女工要管理三十六部机器，二千锭纺锤。工作每日八小时。纱线如断，电机即自行停止，有小红电球发光指示断处，结上，电机又自动运转。他为了使我更加明白，在第六工厂时故意在一部织机上把纱线掐断一根，机器便立即停止了。一一都如他所说明，他把眼光向我表示，似乎在说：“你看，稀奇不稀奇？”他又把机器上的标识指示给我，那是表明着“制造于列宁格勒”。他这一指示，大约是怕我怀疑，苏联的机器也只是一些舶来品吧。据说，第六工厂织布机共二千五百部，每日产布二十五万公尺。第二工场的机器比第一工场的更要新式。

    附属工厂做漂白、染色、印花及配备零件等工作。花样甚多，有专门图案家设计，优秀者于薪给之外有各种奖金。印花机器，有的一套可印十一种颜色。

    要人人都有衣穿，

    而且要穿得好看——

    在从前只是一个梦想，

    在今天我看见了这样的生产。

    斯大林工场哟，机器的海，

    你是社会主义的摇篮，

    你的规模，世界所罕。

    参观完毕后，工场长要我们在纪念簿上题字，我便写了这几句。事实上最值得看的还是工人村落。工人的福利是照顾得很周到的。工厂之外有花园设备，树木繁茂，浑如公园。约翰孙博士对此极为赞奖，据他说，“工场内的设备，英美人可能办到，或许有的还要更加完善；工人村的设备便为英美人所无法企及。”——这很明显的，便是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前者是资本家做主人，而后者则主人就是工人。

    夜八时顷，赴国立剧院看歌剧《乌**·柏格》（“Ulug Beg”）。这是十五世纪撒马尔罕的国王，生于一三九三年，卒于一四四九年，中国的史书称为“兀鲁伯”。（《明史·西域传四·撒马尔罕》：“明成祖永乐十二年，赐其头目兀鲁伯等白银彩币。”）又叫作“兀鲁伯米尔咱”。（同上，“宣德五年秋冬，头目兀鲁伯米尔咱等遣使入贡”。）“米尔咱”（Mi

    za）其实就是头目的意思。兀鲁伯是建立莫卧儿帝国的铁木耳的孙子，是蒙古人的后裔。他是一位开明的国王，爱好天文学和数学，尽力输入了波斯文明。他有著作传世，叫《天文图谱》（“Catalogue of the Heave

    ly Bodies”），在其殁后三百年，印行于英国的牛津大学，曾经再版数次。列宁格勒的普尔珂夫天文台还保存着他的一部分手稿。

    这样一位开明的国王，不幸却有位极反动的儿子，他的名字叫着阿布杜鲁·拉迭夫（Abdul Latif）。他乘着国王领兵出御外来侵略的时候，在国内和保守势力深相结托，暴虐人民，残害忠良，并依靠外力，结果把他父亲诱杀了。

    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悲剧，但在这故事里面，作者珂志洛夫斯基（A.Kozlovsky）却加上了一条恋爱的副线。女主人公是一位中国的歌姬Si

    Dua

    Fa

    （新东方？），她由中国的使节进献给兀鲁伯，兀鲁伯便当场把她许配了他的儿子。因为戴着面罩，谁也不知道她是绝代佳人，但等面罩一揭开，父子均为之瞠目了。歌姬也不喜欢拉迭夫，而却喜欢国王。有一夜潜入国王的天文台，窃听到国王对于自己的恋慕独白，她也就把自己的热烈的情意表白了出来。国王以礼自持，而歌姬却转爱成憎，于是使父子之间于新旧的隔阂之外又加上了恋爱的葛藤。王子阴谋日益进展，为歌姬所知，歌姬对于国王情心不死，乃与其忠仆Va

    Bo Da

    （万宝丹？）潜逃，向国王告密，并劝国王勿回撒马尔罕。国王不听，姬遂自杀。

    这副线我相信一定是加添上去的，而且有点不大自然，但为使场面复杂化，或许是不得不这样的吧。有了这一穿插，自然是便于插入各种歌舞的节目，增加了异邦情调。舞的姿态中有把刺绣手势组合成为了一个联舞的，一切腰肢和手腕的动作都带中国式，这无疑是梅兰芳博士所留下的影响。外交部长今天也在。艺术导演阿希拉菲（Muhta

    Ash

    afi）和他的夫人也都问到梅博士，他们都是在莫斯科看见过梅博士的演艺的。阿希拉菲是荣膺斯大林奖金的音乐家，并有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艺术家的头衔。

    演出的成绩是很辉煌的，这效果对于英国的两位客人比昨晚《奥赛罗》的效果更大，约翰孙老博士就因为看了这一歌剧，便要求要到撒马尔罕去凭吊。这是在我们的旅行程序中所没有的。

    七月十五日

    六时顷起床，盥洗收拾毕，留在房中整理日记。

    十一时顷出参观果树实验场。全场面积约二十平方公里。半为果树园，有由中国输入的桃和李，苹果树的种类甚多，石榴有大至一磅重的。我们只参观了一部分苹果园和葡萄园。

    场长哈密果夫先生，骤看去颇像中国人，只有四十来往岁，非常的笃实诚恳。据他说，在六月结实的苹果在前只有两种，现经改良已有十二种了。在七月结实的已有七十种之多。八月结果的在前只有四种，现有八十种之多。此外还有九、十、十一月结实的。

    果树苗及果品输往各地的数量在战争期中有些波动，但也逐渐在增加，有一个表，可以使人一目了然。

    果品吨数树苗株数

    一九四一三八五七〇，〇〇〇

    一九四二三四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四三四八一一六，〇〇〇

    一九四四五六七四〇，〇〇〇

    树苗输出的株数在战时减低得最厉害，但在今年已经要恢复战前状况了，一九四五年才过一半，输出数目据说已经达到三万株了。

    场长，有《果实园的发展与树木的保护》的近著，毫无疑问是把学识与经验融合而为一的著作家。“树木的保护”，据我所亲眼看见的情形，真好像婴儿受着保护一样，用意是很周到的。正是结苹果的时候，苹果树上，果实累累，有各种各样的支撑的方法。有的是围墙式，有的是车辐式，有的是宝塔式，有的是扇面式，据说一共有九种方式。目的不仅在帮助枝条免致断折，而且要它们更容易接受阳光和空气。为什么要有九种？据说是在实验中，要看那一种方式为最有效。

    葡萄园地约一平方粨，年收三百吨。紫色者多，实正熟。巡览时，场长每人折赠一簇以解渴，味甚清新。隙地多种水杨，目的在伐取其条枚，以为葡萄支柱。

    参观毕，在研究室后面的森林中受招待。席设大树荫中，但非席地。席上陈设甚为丰盛，与***教长处所受招待相似。但有葡萄酒，乃场中所自酿。有鸡血红李子一种，云是中国种，其大者如拳，为中国所未见。亦有抓饭，主客一律用刀叉，而不用手指。余戏以手指抓食，因不得其法，一手都粘满饭粒。主人皆大欢笑。与我对面坐者为一年青的女研究员，乌兹别克人，眉黛虽洗去，眉间隐痕犹在。她含着笑教我以抓法。先取饭上叉烧肉置于盘边，用二、三、四指将饭耙掩肉上，三指齐用力将饭与肉在盘边压成一团，举起来以拇指一推，便全部进口了。真是抓食得非常灵巧而轻便，一粒饭颗也没有粘着。我又跟着学，饭粒多压扁了，粘在手指上愈见不能送脱。女先生及侧近的人又是一番好笑。有诗为证：

    一字横眉额下齐，浓情怫郁正相宜。

    指头痒痒频抓饭，赢得黧颜一解颐。

    树阴罩着席面，有阳光从叶间筛下，增加了席面的光彩陆离。空气是那样的新鲜，葡萄酒是那样的清醇，人是仿佛在天上。正在这样作想时，约翰孙博士起来说话了，他说：“我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国里。”啊哈，真是人有同心，心有同理了。

    场长夫人也在陪客，她很年轻，穿着乌兹别克的花衣，盘着长辫。她的官比场长大，是乌兹别克农林部的副部长。她有一个孩子，仅仅周岁光景，她抱来同场长和我，一同照了一张相片。临别，场长夫妇对于每位客人送了无数的水果。

    午后三时顷，往访十公里外的一座集体农场，名称叫“第十八届共产党代表集体农场”。主席乌司马诺夫和其他的领导者欢迎着大家，先到一座土墙院子里面的一个园子里。在一个墙角上有一大土炕，有屋顶罩复，两面靠墙，两面开敞，墙上和炕上都是华丽的毡毯。有席面，如凹字形，缺口向外。席上有更丰盛的陈设。客人被肃上土炕，席地而坐。主人群即殷勤侑食，连称“巴塞，巴塞”（请请）。但多苍蝇，肥大惊人，密集不散，一位蛮魁伟的主人站在凹字形缺口当中，手提着一件大衣作为风扇，用力地扇来扇去。

    先用了一会儿茶，接着便被导引着出外巡视。

    领导者言，该农场系一九三一年成立。共有一千二百人，其中壮年八百五十人，有男子三百人已上前线，还未复员。有马一百二十匹，都是英国种，战时送了九十六匹上前线，并供应了一百一十四乘马车。全场面积六百五十平方粨，有棉田一百五十平方粨。战前每年一平方粨可产棉花二千〇五十公斤。战时却增产至二千五百公斤。此外有洋葱田、蔬菜田等，战时生产均超过了战前生产。今年计划已经完成了百分之三百（即仅仅半年，已超过了一年计划的三倍）。耕田用拖拉机，但亦见有用二牛耦耕者。

    在棉田旁一座小亭中休息，农主们从田中摘取了无数的黄瓜和番茄送来，请客人食用解渴。黄瓜在苏联颇见珍贵，在莫斯科的宴会上也每每有生黄瓜上席。洋葱正开花，一望无际的球团，起初不知是什么东西，农主也从田里拔取了几根来分赠客人，全长几乎和我的身长（五尺五寸）相等。

    巡览了一会儿之后又回到刚才的土炕上，这次更送了酒和抓饭来。酒都是家酿的葡萄酒，用着大碗当茶喝。

    对着大土炕在园地里又安放了一张小木炕，五位民间艺人坐在上面。两人弹阮咸（细颈琵琶），一男一女，载弹载唱，其余三人均是男子，亦同声唱和，一人手执磁盘一面，以手指甲敲打节拍。歌声琴声都和中国相似，只是歌词意义不明。声音异常高亢，特别是那位女音乐家，她是用尽了她的全力。她的脸特别的黑，嘴特别的大，一字眉特别的粗，就像一条扁担。弹唱既酣，全场的农主都唱和起来了，大家都拍着手掌以代节拍。女音乐家索性由木炕上走下地来，穿的是破旧的皮鞋，她跳舞起来了，一面高歌，一面跳舞。好几位女主人也跳舞起来了。腰姿的款摆，脚步的密移，有一种形容不出的原始的风味。

    在约翰孙博士和戴先生相继发言之后，大家也要求我发言。

    我这时是坐在园子里的花树下，我起来说，我不发言，我要朗诵一首即兴诗。我先把诗意说给苏太太听，请她翻译了之后，我便朗诵起来。

    党代表的集体农场，

    真个是人间的天堂！

    亲爱的人们

    一个个和天神一样。

    世界上再没有

    这样好的地方！

    葡萄美酒，当作茶汤。

    击掌高歌，震破土墙。

    亲爱的人们

    你们是幸福无量！

    我庆祝你们的健康，

    我庆祝人民领袖的健康。

    乌拉，苏维埃人民！

    乌拉，斯大林！

    大家都狂热起来了，同声高喊着“乌拉，斯大林”！大家把我簇拥着，那位以大衣代风扇的伟大汉子走来两手一抱，一下子便轻轻地把我举到了空中。我也回抱他，但他的两只腿就像在土里生了根的两条铁柱一样，怎么也扛不动。还是主席示意他，他自己跳了一下，把两脚拔起了，但几乎把我压倒。他吃抓饭是用一大把抓，但也抓得很精巧，手上不粘饭粒。不知道是怎样一回，他在左手的拇指上顶上了一簇尖饭，就像尖头京帽一样。他举到我嘴边，要我吃，我便把它吃了。几位女主人都向我翘举起大拇指，高兴得不亦乐乎。有一位男主人向我说：“你今天不要回去了，就留在我们这儿过夜吧。”他一面说，一面做睡觉的手势。

    主人们拿出了花衣花帽来，约翰孙博士一套，戴先生一套，我一套。立即替我们穿上了，衣如僧衣，无纽扣，用一张花绢包单做腰带，一位女主人说，我的穿法最好。但我的头太大了，帽子不能戴，主席当场在好些位头上揭下了帽子来试，但都不合适。只好仍旧把一顶花帽子顶在头角上。

    每人都被赠送了一大簇花，几篮黄瓜和番茄。三部汽车要离别农场的时候，女主人们多涌到我的一部汽车来，依然翘起大拇指。

    夜，往国立剧场听音乐演奏。剧场是昨晚演《兀鲁伯》的剧场，指挥也是阿希拉菲。第一部是近代音乐，第二部是民族音乐。水平和莫斯科、列宁格勒无别。最值得注意的，是刚才在集体农场见到过的一些主人，差不多都在场欣赏。农民能欣赏近代音乐，这文化程度之高是足以惊人的。

    七月十六日

    在室中，靠着苏太太的帮助，整理昨日的收获，已十二时过，有人来邀往参观博物馆。约翰孙博士们已先动身，我们赶去时，楼上已经观览毕，只在楼下看了一遍。所陈列的均系现代画，各种画品画材均有。临行蒙赠油画一小方，女馆员在画背用铅笔写乌兹别克文字，横行，由右至左，写得非常迅速。

    归时已近二时，闻尚须参观历史博物馆，希望在此能获得一些有关中国的资料。

    三时顷往历史博物馆，约翰孙博士等不感兴趣，未去。与中国有关系之古物甚罕，仅于历代货币中发现“崇宁通宝”一枚，崇宁乃宋徽宗年号。但乌兹别克在汉为罽宾，在隋为漕国，应该还有早于宋徽宗时的东西，或许有而未及陈列的吧？有全部用绿色细宝石所嵌成的马具，颇多。此种嵌石细工，据说明者云“为乌兹别克民族所独有，四世纪时输入中国”。但在中国战国时代的古物中已有嵌石细工的实例，虽然没有这样的精巧。这种细工为战国前所无，当系输入，但无须乎等待四世纪。疑是前四世纪之误，但问诸说明者，亦未得其究竟。

    帝俄时代的乌兹别克所受者纯系殖民地待遇。刑罚极其惨酷，一切文化施设全无，学校如中国旧日散馆，鞭扑犯跪，毫无区别。此等旧时情况有各种实物及绘画示例，与今日乌兹别克相对照，真是有天堂地狱的区别了。

    六时顷往参观化学工场。工场由四个工厂组合而成。第一厂施行水的电气分解，由水中采取氢气。第二厂由大气中采取自由氮气。第三厂似乎是制造硝酸。第四厂制成硝酸铔（Nit

    a-Amo

    ium）。这样便完成了人工肥料制造的历程。原则本很简单，规模却很宏大。工作者也多系女工，第三工厂因为有毒性，臭气特别大，女工随身都有防毒设备的携带，生活待遇要比一般优厚。每日仅七小时工作。今年计划业已完成，即是半年之内完成了一年的生产。

    使用人工肥料的结果，增加了生产百分之四十。

    塔什干天气，四月至十二月无雨；十二月，一月，二月，多雨及雪，时而今日雨，明日雪，或午前雨，午后雪。冬季甚短。最低温度为摄氏十八度，但只一个月光景。周年无大风。

    七月十七日

    晨七时顷起飞，赴撒马尔罕。飞仅一小时即到达。这是铁木耳——兀鲁伯时代的旧都，都市的近代化程度虽不及塔什干，但十三四世纪时代的古迹甚多。

    入市后被导入一座花园，花木繁茂。在一座凹字形的大船房中休息，各面均有回栏，栏外有藤萝掩映。小憩后复入市参观古迹。

    先到一处乃三座寺院所合成，建筑年代不同，一建筑于一四〇〇年，一建筑于一四三五年，又一建筑于一六八〇年，但建筑形式均约略相类似。正中一圆顶结构，左右二圆塔对峙。塔之内部有螺旋梯阶可上，梯道既狭且暗，几至匍匐始可攀登，颇为不便。但当我们登临圆塔之一时，约翰孙老博士以七十余岁高龄，竟矫健如青年毫不畏缩，至可感佩。塔顶在初疑是钟楼，楼毁，只余一面平坦，立其上颇感眩晕，无栏可凭，无柱可倚，如遇大风，似难着脚。

    建筑均系用小砖砌成，颇精巧。砖均上釉，多系青绿，色彩如新。全身施以大小花纹，均系《可兰经》文字。基底部础石，亦多深勒《可兰经》文。

    继又到一寺院，当中圆堂屋顶已圮，左右两塔乃系八角锥体，亦全身施花，规模甚为宏大。据说明者云，此乃铁木耳之妃所饬造。妃笃信宗教，趁铁木耳出征时饬人建筑，并限期完成。后铁木耳凯旋，见寺成，大不愉悦，发兵逮捕工师，仅获其二弟子。问师何往？答云：师尊道行高超，已向天外飞去。这或许是民间所附会的传说，但足以想见，铁木耳和兀鲁伯一样，是不大重视宗教的。《明史·撒马尔罕传》“城东北有土屋，为拜天之所，规制精巧，柱皆青石，雕为花文，中设讲经之堂，用泥金书经，裹以羊皮”，所说或许就是这座古寺吧？庭园略偏左处有一露天经案，用石砌成。案形如V字，以供经典展陈于上。据案之大小以推测经典，宽当逾五尺，长可一丈，真可算得是伟大的书本了。气候似较塔什干稍热。将近中午时复折回花园。园中有小浴室，可行漏水浴，即行入浴一次。浴后用中饭。同席有老作家一人，言在《文学报》上看见了我的照片和谈话，甚表亲昵。

    市长年仅三十左右，人甚和易，食后承以当地情形见告。撒市人口凡十七万六千人。有寄宿中学十二（女中一，男中十一），普通不寄宿者三十，其中收容一年级至十年级者二十，收容一年级至七年级者十。小学校七座，幼稚园二十座。大学一座。研究所七座，为农业、电影、计划、人民经济、医药、教育及教育行政等。离市十公里处有集体农场，产葡萄，每平方粨产一百五十吨。有自备发电厂，用拖拉机耕种，但有稻田，仍由人工种植。工厂有棉、糖、罐头、皮革、啤酒等。

    休息移时后，复出往参观兀鲁伯的天象室。室之所在处为一带平缓的丘陵，颇似废墟。室于一九〇八年为比雅特金博士所发现，博士死于一九三二年，其墓即在室前不远处。室窄而深，屋顶很高，其形穹隆，有圆孔二。底壁近屋顶处有方形天窗一。室底有弧形隧道，深入地中。隧道可容一人步行，两腋以石为垣，其高及腰。垣端平滑，即呈弧形，每隔约三尺处即有刻痕，殆以三十六等分表示周天三百六十度。每一刻痕之次即于圆圈中刻一文字，字不识。室壁上原有各种天文图像，十六世纪时有英国学者曾将图像抄录，寄回英国（牛津大学出版者殆即此），今已磨灭。丘陵之下有一小溪，水甚清洁。参观天象室后，即来溪边小憩。溪畔居民云，少女如入此溪中水浴者，即可获得如意郎君。约翰孙老博士亦善诙谐，他说：可惜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却没有一个少女。

    继往近处参观铁木耳家属的陵堂。这是好几座陵堂集成为一条巷道，建筑均甚完整，和午前参观过的寺院一样的精巧华丽。其中有一座是中国匠人所造。

    铁木耳和兀鲁伯的陵堂却不在这条巷道的范围内，而是单独在另外一个地点。结构最为宏大，当中者亦为穹隆大屋顶，地底室中有铁木耳之墓，椁为黑玉所琢成，立体长方形。十八世纪，波斯人入寇，曾将石椁劫去，但复由波斯王饬令送回。一九四二年曾由苏联考古学家开椁验视，内有木棺，棺内有骨殖及金线刺绣之破片。此等遗物均已送入博物馆，唯未审系何处博物馆。（金线刺绣可能是中国的赐品，在兀鲁伯时代，《明史》中明言“特赐王及王妻子彩币表里”，铁木耳时代亦曾贡赐往还，彩币的赠予也可能是有的。）铁木耳的墓侧有兀鲁伯墓，椁乃青玉琢成，较小。此外尚有一二墓，乃兀鲁伯之臣下陪葬者。

    铁木耳陵堂系一四〇四年兀鲁伯时代所建立，已就颓圮，市**正加意修缮，使恢复原状。闻每年古物修缮费不下一百万卢布云。

    五时顷复乘原机返塔什干。宾馆女主人特为余制包饺，食时亦用醋，与中国北方习惯全同。盛意可感。女主人有一女一子，女在大学研究医学，明年即将毕业。子仅十一二岁，尚在小学肄业中。

    七月十八日

    十一时出往参观“棉花研究所中央精选站”。一时半返寓。

    本站领导苏联全国一切棉花研究站，有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和方**的工作，生物学的，工艺学的，统计学的等。时时发现新种。苏联棉种百分之九十产于本站。

    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间，大多数系用美国种，纤维仅长二十八毫米，收获不大。

    一九三二年发现新种，纤维长三十一毫米，系由亚洲种与美国种配合而成。

    一九四〇年开始输入埃及种，纤维更长，收获更大，但有棉病同时输入。研究结果，防止成功，乃得新埃及种，系由栽培种与野生种配合而成，更能耐病。此项新种，干高，球大。丝长五十毫米，早熟，收获大，耐病力强。此乃苏联新发现，为全世界所无。

    在一九三二年，纤维长者仅占百分之二，目前则长三十三毫米以上者已占百分之九十。

    有各色棉花，褐色，黄色，绿色，粉红。有纤维粗大者，可作为羊毛代用品。绿色棉花为马克西勉可氏所发现。

    棉田宜先种芦赫尔拏草或苜蓿一二年或三年之后再种棉花，则成绩更佳。苜蓿不及芦赫尔拏。但后者似为中国所无。

    明日将返莫斯科，因所得各种赠品，无物容纳，拟买皮箱一口。五时顷入市，购求皮箱竟不可得。这可证明苏联的一切生产是怎样有组织，有计划。苏联并非贫困到无皮革可制皮箱，只是战时生产集中于军需及其他更迫切的日常必需品，皮箱之类当会在停止生产之例了。作战四年间，既成的皮箱当然是不会再有存品了。

    夜在宾馆中有盛大的饯别晚餐，参加者为乌兹别克科学院主席和副主席，及戏剧音乐界名人。歌星哈里马·拏西洛娃女士（Halima Nashy

    ova）居主席位，她是乌兹别克人民艺术家，曾经获得斯大林奖金。面目颇类蒙古人，黄黑而宽阔，神采奕奕，头上梳着两条长辫。席间自动唱歌，手执一磁盘，以指甲敲打节拍，与日前在集体农场所见者相同，大约这便是乌兹别克的民族形式之一。

    演《奥赛罗》中之德斯德孟娜者与余邻座。余与之握谈，誉其演技之佳。德斯德孟娜之幽娴贞静，适如其量，和奥赛罗之慓悍粗率，也适成对照。她很高兴，自言心脏衰弱，艺恐不能更见精进。面色颇苍白，确是不甚健康。奥赛罗亦在座，人甚沉静，与舞台上所见者迥然不同。

    在席上，继约翰孙博士之后我也说了这样的几句话。

    “到塔什干来住了一个礼拜，受着恳切的招待，我非常感谢。在这一个礼拜中，我参观了新的乌兹别克，也参观了旧的乌兹别克。乌兹别克人民毫无疑问是有很高度的文化的。新的乌兹别克是人民的乌兹别克。工业、农业、学术、教育、戏剧、电影、音乐、绘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足三十年的努力，从旧的乌兹别克蜕化而为新的乌兹别克，这是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我敬祝各位主人的健康。”

    七月十九日

    六时顷赴飞机场，晨风大有寒意。飞机已向空中蹓跶，俄而飞回，即便起飞。在机中颇感疲倦，时时入睡。十一时半到达阿克休宾斯克，仍在此小休，一切风光依然如旧。休息可一小时，又继续起飞。六时二十分到达莫斯科。莫斯科时间要晚三小时有奇。

    回寓后始知丁西林恰于今晨离莫斯科返国，在衣橱内发现他所留下的一张字条。

    今晨乘飞机离莫斯科返国。到重庆后就去看你的太太，报告你的近况。希望不久就可以在重庆会面。

    西林，七月十九日晨一时半。

    相聚曾十日，相别复十日，一旦远离，颇觉房中过于空阔。入浴一次，用中饭后正拟午睡，送水果的人来了。水果是由塔什干空运回来的，梨、杏、番茄、黄瓜等分量很多。水果在莫斯科是珍品，我便趁新鲜，把来分送了人。

    闻中苏两国曾发表共同声明，宋子文已于五时前离莫斯科返国，等柏林会议结束后，还要再来继续谈判。

    九时顷傅大使以汽车来接，前往晤谈，至十一时始归。原来去年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苏时，傅大使亦曾往塔什干。塔什干尚有中国领事，此在事前毫未知悉。

    七月二十日

    上午在寓润色讲演稿《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

    中饭后苏太太来，约往参观历史博物馆。馆中由旧石器时代起陈列到现代，甚为井井有条。一部完整的苏联历史更被形象化了。这是绝好的历史教育。只需在半天之内，谈笑之间，便可以温习一遍国史或甚至人类史，苏联新爱国主义之蓬勃发展，不是偶然的。

    见到乌克兰托里坡尔吉（T

    ipolji）的彩陶，年代约在四五千年前。这在学者间也判定为与巴比伦彩陶有密切关系。色彩文样虽颇相似，但质厚而器较大。它和巴比伦彩陶间的亲密似乎还不及中国彩陶与后者间的。

    有几片汉瓦，文为“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是一九四一年出土于贝加尔湖区的卡拉斯诺雅尔斯克省内。有纯汉代式的中国建筑的基址被发现，发掘者为基塞列夫教授（P

    of.Kiselev）。据说明者云：“教授之意以为乃纪元前九十九年李陵降匈奴后所建，两个月后当有详细报告问世。”我很希望能够见到这项报告。在我的想法恐怕不会是李陵的居趾。馆中所陈列者只有瓦当和一铜制兽环，这些应该都是由中国传去的。北匈奴境内没有可能自行制造。李陵降匈奴后，虽然做到左贤王的高位，无法从中国境内输入这些物品。假使在发掘品中还有更确凿的证据可以断定为李陵遗物，自当别论。假使不然，可能是汉家的公主下嫁时，王室为慰藉她的乡愁，特别建立此屋以为陪媵的。我也叩问了，此外还有些什么物品出土？说明者亦不知其详，只言尚有陶器。

    建筑中有炕二，以备取暖。兽环饕餮有角，颇大，足征其门不小。瓦当亦甚大，足征其屋亦不小。在贝加尔湖区有此发现，则苏武牧羊处的北海便是贝加尔湖（“贝加尔”即“北海儿”的音变），可以毫无疑问了。

    七月二十一日

    晨起时，天雨。未几雨霁。

    十时顷齐同志来，共同译述《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正译述间，胡济邦来，塔斯社记者来，苏太太来，齐同志遂先去。塔斯社记者问我游斯城和塔什干的感想，我得到机会把我的感想整理了一次。

    这是两座对照的城市。斯城受战祸最为剧烈，塔什干则未受战争的直接影响。但斯城的伟大胜利是有无数塔什干的伟大建设以为后援的。我很感谢对外文化协会的凯缅诺夫会长，他特别选择了这两座城市给我们看。我们看到苏联红军的英勇，而同时也看到了苏联人民和苏联学者的英勇。尤其在我自己，因为是中国人，更增加了无限的景仰和勇气。中国还在日寇的铁蹄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英雄们一样，把祖国解放出来？中国也建设了三十多年，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像乌兹别克的人民一样，把祖国建设成和平幸福的国家？能够的！但需要一个前提，便是国家要真正成为人民的国家，人民然后才能够拿出自己的力量。

    午后本来打算去参观革命博物馆的，苏太太说，博物馆今天休息，须得改变计划。

    胡济邦便提议往参观农奴村。这也是一种博物馆，系就农奴时代的地主庄园而成，其中一切陈设可以看出农奴时代的面貌。但乘车前往时，馆正在修葺中，也不能参观。我们便在馆外的园林里散步了一会儿。算好，我因牙根发炎，头部正感觉着闷痛，经那林中新鲜空气的涤荡，便渐就平复了。

    三时半回寓，在食堂中用食时，复遇着在德黑兰同机的那对老外交官夫妇，他们仍是笑容可掬。

    写就《苏联印象》以备广播。

    傍晚，朱庆永来，邀出散步。经过红场，走到克里姆林宫外的河边。步道十分清洁，岸上有石堤可供凭倚。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人物，朱君提出了王安石、王莽和秦始皇。秦始皇是应该肯定的，他收到了统一中国的功劳。中国历史的趋势虽然已趋向于统一，但由秦始皇袭六世的余威，雷厉风行，故收到了水到渠成的功效。当然，论开创的勋业，我们不能忘记商鞅。论思想的启承，我们不能忘记吕不韦。

    朱君说，苏联的学者也有人赞扬秦始皇，更有人主张两汉也还是奴隶制的。卓文君的父亲有家僮千人，程郑亦有家僮数百，足见当时还是奴隶生产。有名的“张安世有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遂富于大将军霍光”，这奴隶生产的证据似乎更见确凿了。

    中国的奴隶生产在春秋末年已经开始扬弃，经过陈吴革命之后便来了彻底的蜕变。卓氏、程郑的例子只是边鄙的现象。张安世的例子也只是前时代的残余，是特殊的变例。汉代如还是奴隶制，那么大将军霍光的奴隶应该比张安世的还要多，而且都应该是有手技作事的。张安世纵有家僮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断不会便富于大将军霍光了。故张安世的例子不仅不能证明汉代是奴隶制，反而是适证其反。

    缓步，把克里姆林宫绕了一周，在北面草园中略坐片时。已经七点钟了，管园的人吹出哨子，游人均退出草园。

    回寓后接到大使馆的电话，明日星期，傅大使约往乡间游玩，十时半将有汽车来接。

    七月二十二日

    十时顷苏太太来，传言明日十一时，东方语文大学要我去做语言学的报告，我感觉着有点惶惑。因为我对于语言学毫无研究，怎么能做报告呢？我疑心是传言有误，请求作罢。

    十时半与胡世泽同车至使馆。被招待者尚有女客三人。一为计划经济学院学生，与胡济邦同学，已颇有年事。一为女作家，曾翻译美国赫尔曼的剧本，在上演中。又一为歌剧演员，原籍西班牙，闻其子年已二十。

    汽车往东行，可一小时许到达银松林。乡馆在松林中，是一座旧式的农家屋。园中颇有花草，有洁斯曼正开，其香甚微。胡济邦云，在苏联很少香花。我想到日本也是这样，日本的兰花根本不香，梅花也少有香气。这无疑是地质里面缺乏了什么的缘故。天气本很晴朗，原拟在松林中席地坐谈，不料突然大雨。雨不一会儿也住了。

    中饭后有桌上游戏种种，但我均不内行。又有音乐跳舞，我也只能作壁上观而已。

    五时顷与秦秘书同车先归。秦君云八时半将再来邀赴使馆晚餐。至时秦君果来，遂复同往。傅大使及其他客人均已回馆，食事纯是中国风，颇合口味。

    使馆中的陈设，宫灯，地毯，紫檀家具，一切都是中国出品，颇为堂皇。建筑也相当讲究，据说在帝俄时代原是一位贵族为他的宠姬所置的别业。革命后，贵族亡命，宠姬落魄，曾经屡次要求愿入使馆服务，未能如愿。结果是有一项秘密被发觉了。由逃亡向国外的贵族写给他宠姬的信里泄漏了这项秘密。在浴室里的墙壁里藏匿着两个宝石匣，在一座木橱顶上还放着一个。按图索骥，全部都被收获。放在木橱上的一个，经历了多年，都未被人觉察，是值得惊异的事。

    七月二十三日

    九时顷齐同志来，继续译述《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至十一时将半，东方大学代表来，请去做报告，讲题不拘，我因毫无准备，只好请求改期。至一时将近，译事始告竣事。

    三时顷，出往参观革命博物馆。大部分内容和列宁博物馆所陈列者相同，列宁与革命是分不开来的。列宁死后的文物则多集中于斯大林，斯大林与革命也是分不开来的。

    有一个地底室的模型，列宁与斯大林曾潜伏其中工作，仅一井眼形的通道，并须由侧穴绕行，始能出入，然而仍被破获了。这种坚苦卓绝的典型的地下工作精神，令人感奋无似。

    历年十月革命节，由各国所赠送的礼品多所陈列。斯大林六十岁时的寿礼纪念品更有一专室陈列。各种礼品都是些经心结构，极尽了精巧的能事。在寿品中发现了中国的一种，是在一幅红缎上写黑字，这要算是最简单的一种了。好在红黑分明，一眼看去，谁都晓得是中国的东西。

    晚八时，对外文化协会有欢送约翰孙博士的送别晚会，被邀往参加。来宾甚多。老博士的精神非常焕发。协会赠送了一张大幅的油画肖像，鹤发童颜，相对而笑，老博士的心境，其乐可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仁惠的友情者得到仁惠的友情，在这儿是丰满地被形象化了。但也有下了种不仅不结实，反而飞沙走石的硗确的土地，苏联人民的心在我眼前也活鲜鲜地呈现着，丝毫也不硗确。

    在这儿见到鲍罗廷。将近二十年不见面了，起初我没有认出他，是他自己先向我寒暄。他说，他年纪已经老了，而我却丝毫也没有变。鲍罗廷倒看不出什么老象，比北伐当年似乎更加壮健。上唇上隆起着的一簇焦黄色的胡须，似乎也更加有力。他在主编着英文的《莫斯科报》，这是我在莫斯科所能阅读的唯一的报纸，我感谢了他。他似乎有点回避我的神气，和我没有说上几句话又走开了。我很想对他说，“中国的人民是记得你的，并没有把你忘记”；但没有得到说出的机会。

    有音乐，有跳舞，我只能在一隅作壁上观。《宁死不屈》的作者果尔巴妥夫走来问我：你有什么不乐吗？有，就应该一概丢开。该快乐的时候，为什么不跳舞？

    我只说：我不能跳舞。

    果尔巴妥夫也说：我也不能跳舞。

    结果彼此都笑了。但我感觉着他毕竟有眼光，我自己心里委实是有不能释放的隐忧。我羡慕苏联人民和苏联作家，他们的国是建成功了，战是抗胜利了，他们能够由衷的快乐。但是，我能够吗？

    果尔巴妥夫和我差不多高矮，颇为精干，直爽，真有“宁死不屈”的风度。

    儿童诗人马尔沙克也在。他向我极口称赞中国的国画，但叹息对于中国的诗却无缘接近。他问到了老舍，老舍的诗在一本中国诗选译的小册子里面选译了几首。

    ——中国也把我的诗介绍了，我很高兴。我很愿意多读中国的诗。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

    “中国是不是也有儿童诗人呢？”我自己回答不出。只好忍心说一句：没有。我们中国的诗人和文学家似乎从往年科考时代的文人气习里还没有十分解放得出来，写诗作文为的是自己的功名，对象是能够给自己以功名或利禄的读者，谁还来管你一般的老百姓，更谁还来管你一般的黄口小儿呢？中国的儿童比鸡鸭还要不值钱，活生生的到处丢，哪还说得上为他们写诗或文学！但我毕竟还是一位“爱国主义者”，这些“家丑”，我却没有“外扬”。还有好些人向我问到了梅兰芳博士。梅博士留在苏联的印象极深，他的演艺和中国画似乎是被认为代表着中国文化的两大要素。这在尊重民族形式的苏联是应该的，但我们在这儿似乎应该有一番更迂回的内省。我们的旧东西自然是好，这就是所谓“国粹”，我们早已经知道保存；但我们反映新时代，表现新生活的东西，却还没有充分的被人重视的分两。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

    七月二十四日

    十时半往参观列宁图书馆，承东方部部长诘谢列娃女士接待，甚为殷勤。女士身材极矮，骤视，颇类日本女人。全馆书籍闻有一千万册。东方部所藏者多系普通书籍，有满文“五经”及《四部丛刊》。（《四部丛刊》应为四千册，但馆中仅收到二千册。诘部长问我：是否尚未刊全？我也不知其究竟。）有抄本部，多系地图，有《潮惠地图》，《贵州防苗区域图》及各种《夷民图》，均系清代物。此外尚有奏札之类，目录不甚完备，不知是否尚有其他名贵珍品。

    馆分新旧两部。旧馆颇狭隘，新馆甚为宏大，但尚未完工。

    闻今年**已支出六百万卢布以为建筑费，年底如不能竣事，明春必底于成。

    得晤副馆长，亦一女性，巨目炯炯发光，甚有威严。

    五时过东方语文大学代表复来交涉讲演事，决定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往讲《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据云该校分中文、日文与蒙古文、伊朗文、土耳其文、阿拉伯文、阿富汗文六部，只研究语言、历史、地理。校长为费辛科博士（D

    .Feice

    ko），中文部部长为哥洛托克夫教授（P

    of.Ko

    otkov），另有鄂商阴教授（P

    of.Osha

    i

    ），讲授《说文》。

    七月二十五日

    肠胃失调，决断食一日。

    十时顷，往克鲁泡特金街，参观托尔斯泰博物馆。天雨，在途几经探询，始得馆址。

    馆共十室，一老年妇人担任说明。据云馆舍建于一八一七年，为意大利工程师格里哥列所设计，但托翁生平并不曾在这儿居住。第一室仅一托翁铜像。第二室为签名处。第三室极大，为雅斯拏雅·坡里雅拏乡居及家眷资料。第四室，关于塞帕斯妥坡里的资料。第五室，关于《战争与和平》，原稿共二千五百页，改稿十一次，费时五年。其中鲍尔孔斯基公爵的模特儿即是托翁的外祖父，大眼睛玛利亚即是他的母亲。第六室，关于《安娜·卡列尼娜》，四十八岁时所写，曾经修改四次。在此时期中已为农民及儿童写作教本。第七室，晚年生活。第八室，关于《复活》。第九室，关于《哈德儒·牟朗谟》及临终前后。第十室德寇暴行。德寇曾占据雅斯拏雅·坡里雅拏四十五日，颇加毁坏，欲纵火焚烧，未果。陈列资料极为丰富。铜像，画像，照片，画片，原稿，校稿，日记，书简，印本，各国的译文，外国学者或作家的来信，印本中的插画底稿，各项著作中的环境与模特儿，无不应有尽有。关于中国方面的资料却寥寥无几，仅在第十室内得见“五十年代”版的《战争与和平》一部，夏衍署名寄赠的改编剧本《复活》，盛家伦作曲的《卡且林娜》五线谱，一九四三年五月十八日的《复活》公演签名。

    四时顷复往参观马雅可夫斯基博物馆，蒙赠全集两套，胶片录音二张及其他。

    博物馆即马氏住宅，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〇年居此。楼上进门处衣帽手杖均悬挂如故。食堂兼会客室，寝室书房，一切陈设亦均如故。

    食堂中的玻璃橱内原有香槟酒一瓶。战争时女馆员们并未撤退，曾发誓：如敌人被逐退，由莫斯科至斯莫棱斯克之后，即开瓶庆祝，故今已成空瓶，横置于橱内。

    马氏能画，与人谈话间所漫画的长颈鹿等尚被保存。也能自制简单的家具，寝室中有曲尺及三角板等悬挂于壁上。生前曾担任五十种报章杂志的记者，各种记者证被保存在一个玻璃匣内。曾经三次外游，自称“诗人大使”。

    战争时所有重要的遗品均已收藏入土。房屋及各种物品均有详细的图案，以备万一一切均遭毁灭，可以依样复原。

    楼下有小型讲演室及图书馆。馆中所藏均系马氏著作与有关书籍。中国方面资料仅有桂林出版的《野草》一期，延安出版的《大众文艺》二份，《新华副刊》一份，如此而已。

    馆外有花园，战时曾改种马铃薯，现已半就荒芜，闻不久将有命名为“马雅可夫斯基”的坦克开来，陈列于此。

    在参观中不断地想到了诗人的名句。

    对于诗人并不是八小时，

    而是十八小时的白天。

    诗歌——也就像镭的开采。

    开采一克镭，

    要一年的劳动。

    你用尽气力

    一采了一千吨的字块，

    只为了

    一个字。

    在陈列品中看到了一册被弹打穿了的马氏诗集，是红军战斗员基里洛夫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从斯大林格勒寄赠的，在斯城最艰苦的日子中不曾离开它。参观完毕，我依照马氏诗型在纪念簿上写了这样的感想。“进攻阶级”是马氏用语。

    革命的

    诗人，

    “进攻阶级”的

    伟大的儿子。

    中国人

    早就知道

    你的名字。

    你的歌声

    如像风暴

    飞过了

    中央亚细亚。

    任何的

    山岳

    沙漠

    海洋

    都阻挡不了

    你！

    你，

    坦克车，

    快速度飞机，

    真理的使徒，

    你的时代

    是

    永远的世纪！

    七月二十六日

    晨草《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至九时顷完毕。这可以说是我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一个提要。文学的起源是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的。自从社会内部有了分化，文学也就有了分化。一般的所谓正统文学是走上层路线，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而集体创作，集体享受，集体保有者则留在民间，走着下层路线。这种作品每为正统文学所不齿，以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但等正统文学走到绝路的时候，却又每每仰借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来输血，而等到这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者一登上了大雅之堂的时候，便又愈走愈狭隘，愈走愈板滞。中国的文学，反复地走着这样迂回的路。我们的努力是要使我们的文学成为人民的文学，永远走着它本来的路向。

    外交部万西珂夫同志和东方大学的代表相继至。万同志也愿意去听讲，我们一同等候汽车，直至十二时前一刻始得动身。大学在莫斯科北郊，车行二十分钟即到达。中文部长哥洛托克夫教授到校门迎接。哥教授的中国话最为纯熟，被他引导着上楼，先到校长室与费辛科博士谈话片时，略用茶点后，即在别一会儿议室中开始讲演。听讲者四十人左右。我一面照着我的原稿作朗诵式的讲演，哥教授便应声翻译，这是要有很大的本领才办得到的。讲演历二小时完毕，听者似乎还表示欢迎。

    归寓后午睡甚酣，醒来时，看表已经五时半了。立三来电话，言六时将来访，届时果来。告我以英国选举，工党胜利的消息。这是一件出人意料的事。

    七月二十七日

    十时顷复往历史博物馆，拓“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瓦当。共三枚，各拓二张，以一份留赠博物馆。

    “天子千秋”四字居中，余六字分列左右：与普通制钱文序相同。字均反书。秋字有一枚作火，实因火旁太大，致无隙地，故字未写全，好为穿凿的人或许会以为汉人秋火二字通用了。三时半杨新松来邀往作广播。电台闻即旧时专收中国学生的东方大学。电台远东部主任珂尔米珂夫亲自招待，因通日语，彼此甚感方便。广播须同时录音，开始广播之前曾试音二次，用意十分周到。广播约十分钟完毕。完毕后即听到录音放送，不大像自己在说话。

    杨新松和孙克英（即孙维世）同车送我回寓。杨君自言幼时来莫斯科，最初是一个裁缝学徒。后来又到海参崴，在那儿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又回到莫斯科。他得到读书的机会，便锐意研究中国哲学。战前他在某大学教中国哲学史，战争开始后他才到电台上来服务的。由裁缝学徒做到大学教授，使我特别生出敬意。他要我把广播的原稿送给他，我很高兴地答应了。

    克英是亡友孙炳文的**。炳文在一九二七年被褚民谊出卖，在上海遇难，那时候克英似乎只有两岁光景。“八一三”前后，曾经在上海见过，后来到了延安。六年前，恩来折臂来莫斯科就医，克英被携带同来，现在已经成人，我完全不认识了。她在这儿研究戏剧，听说成绩很好，俄文的程度也比久住莫斯科的人高明。学校在暑期休假中，她在电台上暂时协助工作。她很关切地问到恩来的健康。我把恩来送我的延安版的《甲申三百年祭》转送了她。她又向我要求《中国文学的两条路线》的讲演稿，我也给了她。她说，讲演时她也在，并且还到学校门口迎接过我的。我却丝毫也没有注意到。她听说我晚上还要到对外文化协会去做报告，担心我一天所做的工作太多了。其实这算得什么，我倒很愿意能够很忙，愈忙愈能够扫荡心里面的不必要的忧虑。

    七时顷，万西珂夫同志与齐赫文同志同来，随即同车往对外文化协会。凯缅诺夫会长，卡拉康诺夫副会长，都很恳切地接待着我们。听讲的人已经坐满，大部分是在约翰孙博士送别晚会上相识的面孔。我们立即开始报告。我报告《战时中国的文艺活动》，我读原稿，齐同志读译稿，各人对读一节，约一小时光景完毕。齐同志再继续报告《苏联战时文学在中国》，也费了一小时光景。齐先生的口齿很清白，声音也很宏朗，报告印象极佳。

    报告完毕后也有酒宴，也有跳舞。副会长要我把原稿留下作为纪念，我自然是很高兴地答应了。

    七月二十八日

    十时顷历史研究所西蒙尼芙斯卡雅女士与列宁图书馆诘谢列娃女士来访，西女士能谈中国话。她们两位昨晚都在文协听讲。来访的目的是要我帮助收集材料。她们都在准备着考副博士的论文。

    西女士在研究唐代诗人元稹，她需要元稹的《长庆集》，还需要《西厢记十则》。

    诘女士在研究一九三二年的“一·二八”事变，她要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等一切的材料。这些材料似乎在中国并没有具体的收集，我只介绍了陈真如，希望她直接和他通信。

    英国工党大获胜利，得席位三八九席。保守党惨败，仅得一八〇席。现由工党阿特里组阁，丘吉尔被聘为政治顾问。这一变化实在有点突然，不仅一般的人没有预料到，就是丘吉尔和阿特里自己恐怕也没有预料到。这次选举，尚未复员的一百万士兵未及投票，如果参加，胜负的比例恐怕还要更加悬隔。这是英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保守党的政策不能解决战后的问题，人民便自然地背弃了它，第一次欧战后的情形更加把镜头放大了。第一次欧战后，保守党失势，工党遂代之而崛起；但工党一登台之后，立即右倾，麦克唐纳之流竟得到了爵士而成为了贵族，于是工党便受到了人民的裁判。这一次工党的胜利，应该是又一次的考验。假如它的领导者们又照着麦克唐纳的步骤走去，为政权而出卖政见，那将来所受到的裁判，必然会更加严烈的。

    午后三时往参观特列洽珂夫斯卡画馆（T

    etyakovska-ya Galle

    eya），从中世纪以来的绘画雕刻一直陈列到现代的作品，据说所藏品共有二万五千件，所陈列的仅仅二千件，但已经是洋洋大观了。

    古画差不多完全是宗教画，我不感觉兴趣。关于农奴时代的辟洛夫（Pe

    ov）的批评画，我觉得最好，这和戈果理、托尔斯泰的小说有着同样的精神。这种批判现实的精神似乎一直是俄国画的主流。

    但我是一位门外汉，我只跑马观花地看了一点半钟。这种类似暴殄的看法是不能够得到什么正确的观感的。假使是专家来到这儿，就是对于某一张画，某一个雕刻，或许都要费好几天的工夫来吟味的吧？

    归途我提到想看电影，《柏林》（“Be

    li

    ”）正在放映中，我听见人说剪辑得很好。向导者苏太太便答应为我买票，约定九时回话。十点过钟了苏太太才来，她说，票不好买，只能看最后的一场，是十一点钟开演的。十一点前二十分同出，电影馆在相隔不远的“首都大旅舍”（Hotel Met

    opolis）的楼下。看的人真是拥挤。影片是柏林会战的纪录，但剪辑得确是巧妙。把会战时的情形和希特勒得意时的情形时时用对比的方法双管齐下，极尽了生动活泼的能事。柏林已残破不堪，市民争食及窘迫的情态超出了想象以外，一老妇人以手指从水车口刮水而嚼。这是什么人使他们成为了这样的呢？这应该是发人深省的地方。我只感觉着了唯一的一点美中不足，那便是没有把希特勒活捉着，让他亲自来看看：他给他的同胞们所造下的罪孽。

    终场时已十二时十分。在街头遇万西珂夫，苏太太告诉他，明天午后要引我去参观军事博物馆，请他设法派部汽车。

    七月二十九日

    前日，中美英曾共同宣告，劝日本无条件投降。今日报载日本同盟社讯，日本不重视这项劝告，仍将作战到底。

    革命工人阿里鲁也夫（Alliluyev）逝世，年七十九岁。列宁、斯大林做地下工作时常聚会于其家，加里宁主席等为之发丧。十一时顷朱庆永来，复同往莫斯科河畔散步。天气快晴，街头多卖冰淇淋者，十卢布一包，可抵重庆所贩卖者四客。我们买了两包。在街头一面走，一面吃，这是苏联通常的习惯。朱君寓“首都大旅舍”，邀往共午饭，应之。“首都”不及“国家”整洁，听说国际记者多住在这里。朱君房里堆满了不少的书籍，我感觉着他确实还保存着学者的态度。他告诉我，他回国后还是想当教授。我想，那应该是比较好的事。

    我们谈到了苏联的妇女问题。毫无疑问，苏联妇女争取到了和男子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待遇，无论在物质生产或精神生产上都被动员了起来。婚姻问题已经十分郑重化了，离婚已经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有党籍的人假使要闹离婚，会影响到他（或她）在党内的或社会上的地位。保护母性的条例也有改订，战前母亲有十一位儿女的便授以苏联英雄衔，战争发生后改为只须有七位了。

    朱君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男女地位是平等了，然而政治上或其他方面的领袖们却很少女性。这在我看来，只是时间问题。苏联建国还仅只二十七八年，假使再过二十七八年，那情形或许会两样。

    关于家庭制度的保护，苏联也并不是在往后退。男女受着平等的教育，得到平等的地位，婚姻上的悲剧便自能减少。在这样合理的社会里面还要闹离婚，那当然是须得用另一种尺度来裁断了。

    午后等汽车，至四时始至。往参观军事博物馆，馆中所陈列的纯是这次爱国战争中的纪念品和掳获品。

    一九四一年德国缺乏防寒准备，以报纸为坎肩，以草为长筒鞋，极惹人注意。所俘获的德国军旗极多，其中有一八一三年的古物。德国人的传单标语里面很多狂妄绝顶的语句：有一例是：“De

    Russe muss ste

    be

    damit wi

    lebe

    ！”

    “俄国人必须死绝，好让我们活！”为了一个民族的生，一定要把另一个民族杀尽，这成什么话？单只这一个标语，也就尽足以把希特勒、戈培尔之流抓来，碎尸万段！

    德国士兵中也有厌战的。有一个木制的大十字章，中心画一只虱子。这是一位德国士兵的作品。德国的十字章，中心是一只飞鹰，以虱子代替飞鹰，以木质代替金属，明显地表示着厌战或反战的意思。这在平时，只能当成为疯人的作品了。然而在一切都发了疯的时候，价值在倒逆中发生价值。

    纪念品里面有阵亡了的瓦图丁将军（Vatudi

    ）的遗物，俄国被俘士兵所吃下的木条的残余，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各种战绩，斯大林格勒市长受剑像，崔可夫将军的石膏像等。

    盛纳宣传品的木弹极有意思。宣传品用飞机投散时，如是散章会在空中吹散，如加拴索不易落到目的地点，用木弹形式来投掷真是再巧妙也没有了。这一简单的发明，我们搞了对敌宣传多年却不曾想到。日本人也不曾想到。

    博物馆的旁边有一座大公园（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只是公园外的街心有座“红军剧场”，是我所能明记的唯一的标识），游人众多，如过盛节。我们进里面去看了一会儿庭球的比赛。园内也有小剧场，有一处正在上演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光》。向导者主张去看，但我感觉疲倦，只在树林里面坐了好一会儿，等到汽车来，便提早回来了。

    七月三十日

    昨晚十时即就寝，今早醒来，仍然不大舒适。眼涩，喉嗓干燥，大约是吸烟过多。

    胡济邦来，言王世杰改任外交部长，不久将和宋子文同来，继续中苏谈判。大使馆里面的人好多都搬出来住旅馆，以便腾出房间供使节团住宿。她现在是搬到了“首都大旅舍”。我们同到高尔基大街的一座大饮食店里面去吃了冰淇淋，一客之多仍足抵重庆四客，也同往莫斯科河边上散了一回步。克里姆林宫下的是菩提树林，据说开花时有微香。在地下车道前和我分手，约好晚上到高加索饭馆吃羊肉。

    午后一时顷栗文松部长来，同往史丹尼斯拉夫斯基街看漆器展览，是帕契赫、麦契拉、费多斯基诺、哈鲁易诸民族的作品，作风大抵相同，是以民族固有的技术为基础而施以近代艺术的改良。漆上绘画，多摹名画，有托尔斯泰像，有唐吉诃德与风车作战图等，甚为精巧。这方法在我国亦可仿效，可惜天天高喊保存国粹的人们却丝毫也不注意到匠人的保护，听其湮灭。

    七时顷，胡济邦再来，同往高加索饭馆，在高尔基大街马恩列大学附近。每人吃了一盘生菜，一盘烤羊肉，用了两杯葡萄酒，喝了一瓶矿泉，费了三百卢布。（合美金六十，合目前法币九万三千元。）听说这比战时已经便宜了三倍了。

    归途遇雨，各自匆匆回寓。

    七月三十一日

    昨夜雨颇大，屋瓦庭园皆湿，风有寒意。

    十二时顷往参观诗人莱尔蒙托夫博物馆。

    诗人以一八一四年生于莫斯科的一位退职军人的家庭，三岁的时候失掉母亲，便寄养在塔尔罕的外祖母的庄园里，这是很富庶的贵族家庭。父亲和外祖母之间经常不和睦，因为他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让给她教养。这种痛苦的经验和农奴制度下的庄园的情况在诗人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的痕迹。

    一八三〇年进了莫斯科大学，在这儿没有找到友好的环境，和一些保守的教授们时常发生冲突，遭受了考试不及格的报复，只住了两年，便不得不离开学校了。

    嗣后他进了彼得堡（列宁格勒）的近卫军军官学校。在一八三四年毕业，他便得到了他的军人的资历。这位年轻而多才多艺的军人在彼得堡的上流社会颇受欢迎，但他“在音乐和舞蹈的喧闹里，在野性的低声絮语里”，是感觉着“又寂寞，又哀愁——在心魂烦闷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握一握手”。诗人老早就是一位叛徒，和统治阶级站在敌对的地位的。

    一八三七年二月普希金和一位流氓决斗致死，而这流氓事实上是沙皇的宫廷所派出的杀人犯。这事件强烈地激动了莱尔蒙托夫的怒火，他写成了《诗人之死》的一首吊诗，痛骂统治阶级为“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这便震呆了沙皇尼古拉一世，他看见刚刚死去了的普希金又借尸还魂了。于是莱尔蒙托夫的一生便从此更遭受磨难，一直到死。

    诗人就因《诗人之死》被充军到高加索，但高加索的伟大的自然风物和流窜在那儿的十二月党人们的斗争精神，却更加丰富了诗人的生命。

    流窜生活经过了一年光景又回到彼得堡，在这前后是莱氏创作的**期。他的第一部自印的作品《鲍罗金诺》于一八三七年出现，托尔斯泰称之为《战争与和平》的“种子”。《关于商人卡拉斯尼科夫之歌》于一八三八年问世，大批评家别林斯基说：“证明着诗人精神与人民精神在血统上的嫡亲关系。”

    一八四〇年的春天横祸又来了，仅仅因为和法国公使的儿子决斗，**又把他流窜到高加索。在这时他曾经参加过战争，行动异常勇敢。他的长官曾向**请求赦免他的前愆，他在这时潜回彼得堡请示，然而结果是限他在二十四小时内重返高加索。

    那些“天才与自由的刽子手”们，仅仅把诗人流窜，自然是不能满足的。他们又唆使了一位流氓马尔丁诺夫，借口莱尔蒙托夫的小说《并世英雄》里面暴露了他自己的阴私，要求决斗，诗人仅朝天放枪，流氓却狠心完成了刽子手的任务。这是一八四一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事，诗人仅仅二十七岁。

    这是专制魔鬼们摧残文化的一个标本。

    馆中举凡关于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的资料均有丰富的陈列，画片照片等极多。诗人亦善画，画亦优入专门之域。假使不受摧残，不知道还要留下多少更伟大的业绩了。

    八月一日

    对外文化协会对于外国学者征求关于科学院纪念会的感想，将汇为专集，我也在被征求之列。清晨执笔，因我对于纪念会，事实上等于未能参加，故只泛泛地写了一些关于苏联学术界的一般的印象。

    午后参观奥斯托罗夫斯基博物馆。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的作者，两部书在中国都已经有过译本。

    奥氏为西部乌克兰人，生于一九〇四年。家境甚为贫困，有二姐一兄。几至乞丐为生，但他的母亲决不让自己的儿子过这样不成器的生活。很小的时候便去做苦工，在一家旅馆里充当小使，沉重的担荷每每超过他所能有的力量。

    继后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努力自修，两年期间把大学的五年课程完毕了。他屡次参加了反波兰的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在前线受了伤。后来又患肠伤寒，剧烈的神经痛，卒致四肢瘫痪，双目失明。这时奥氏才仅二十四岁。

    这位就跟献身精神的具体化一样的斗士，就这样在足以令人渗出血泪的万种苦难中被捆扎而穿透着，他的斗争门径似乎是完全断绝了。然而自己正是“从暴风雨里面所诞生”出来的钢铁炼就的儿子，他丝毫也没有挫折自己的斗志，他又选择了文艺这项武器，在他盲目而瘫痪的一片黑暗中，打出了万丈光芒的炫目的铁火。

    在他开始写作的时候，还能够自己勉强动手。他用硬纸挖成横的空条格，把这蒙在原稿纸上，在空格里写字，以求勉强贯行。后来连这点程度的自动都失掉了，他只瘫睡在床上口授，让人笔记下来。在这样的情形下边，便产生了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从暴风雨里所诞生的》的两部著作。前一种是得到了列宁奖章的。

    他很恋慕莫斯科，而且愿意住在莫斯科的中心区。一九三〇年移到莫斯科居住，现在的博物馆就是从那时住到一九三六年逝世为止的房子。他的居室，一切陈设都保存着生前的原状。那是一间长条房间，左手当中靠壁顺放着一尊床，床头一张小茶几上放着一部打字机。

    右手与床平行，放着一张沙发，沙发的前头是一张大书案，再前头便是临街的窗壁。在书案背后的左壁上有一盏电灯，上面罩着一张红巾。

    博物馆的馆长便是奥氏的夫人，她把我引到这寝室来，特别把一根拦路的红绳解开，让我在沙发上坐下。她说：奥斯托罗夫斯基在生的时候是极喜欢朋友的，尤其喜欢青年朋友。朋友来便坐在这沙发上。他更喜欢人家在他的床前跳舞。他说过，一个不知道跳舞的人，是不知道人生的。

    夫人把书案上的留音机开开了，让我听了奥氏对乌克兰共青第十八届大会的广播演说。声音很有力量，绝不像是一位病人。夫人又说到录音时的困难。奥氏是全凭暗诵睡在那儿广播，目不能看原稿，旁人又不能替他提词，只好用一根线拴在他的手上，万一有了错误，便牵动线子以促起注意。然而奥氏的记性很好，他的演说一点也没有波折。

    这样的一位斗士实在是令人感奋。他的创作就这样是由生命所凝成的，他和普通的职业作家不同，但批评家说，他所写的内容比爱伦堡的更加有力而且生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有英、德、法文的翻译。在书架上有一本日本文的翻译，译者是杉本良吉，一九三六年白扬社出版。奥夫人取下来求我解释，我把序言翻译了给她听。

    纪念簿上要我写我的感想，我写了。

    在艰难困苦中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真像铁在熔炉中受着烈火的锻炼，你毕竟成为了钢。

    你的眼睛虽然盲了，但你比任何人还要看得远，看得更加仔细，透彻，正确，明亮。

    你的身体虽然瘫了，但你的斗志比任何人还要充沛，你的工作能力比任何人还要坚强。

    你的生命虽然谢了，但你的精神寄托在每一个为真理，为正义，为人民而战斗的人们的身上。

    你，献身精神的化身，一切苦难的征服者，永远高唱着真理战胜的凯歌，你万代青年的榜样。

    接连两天，看了两位作家的博物馆，真是绝好的对照。尤其是两种政治对于文艺家的态度，一种是唯恐文艺家不早死，一种是用尽各种方法，要使他多活一天。“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尽管有些沙皇的亚流，还昧着良心，倒黑为白。

    八月二日

    整日在寓读《苏联国内战争史》，无人来扰，颇觉闲适。午后四时半往访哲学研究所。这和历史研究所同在一栋大厦里，但在三楼。

    所长斯威特洛甫（Svetlov），副所长鲁宾希契因（Rubi

    stei

    ），历史哲学部主任瓦谢齐克（Vasechkii）同任招待，杨新松做翻译。我先把中国哲学界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接着是所长报告。

    研究所共分六部：一哲学部，二辩证唯物论部，三历史唯物论部，四自然科学部，五美术哲学部，六心理学部。六部之外有研究班，三十人，杨新松在这儿担任中国思想宗教史。

    苏联哲学界目前所着手的工作有下列各项：

    一，俄国哲学史的编纂，由哲史部主任瓦谢齐克主编。

    二，俄国各民族哲学史。

    三，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哲学史（世界哲学史第三卷）。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这些都是大部头的著作。比这更普通的，有逻辑教科书，大学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年底可出版），大学用西方哲学史（亚历克山得罗夫新著）等的编纂。

    作为专题研究的，有：

    一，列翁诺夫（Leo

    ov）的辩证论方法（大著作）。

    二，列慈尼珂夫（Rez

    ikov）的关于认识论的大著作《在现代语言学条件下的理解问题》。

    三，皮舍夫斯基（Peshevsky）的《批评德意志的宗族主义的理论》（这是属于历史唯物论的范围）。

    四，社会问题方面，目前所注意的是《苏维埃社会的诸关系》、《新爱国主义的来源》等科学理论与现代生活的综合。

    关于自然科学的哲学理论，有：

    一，哲学院院长瓦维洛甫（Vavilov）所担任的《由物理化学论因果律》。欧美有些反动的学者认为因果律已经动摇了，这工作是对于这种反动学说的反驳。

    二，雅诺夫斯卡雅（Ya

    ovskaya）的《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评论”与数学问题》。

    三，基德罗夫博士（Kid

    ov）的《由理论方面综合化学的成绩》。关于美术哲学部，这一部的主任便是对外文化协会的凯缅诺夫会长，在编制中的著作有：

    一，《十九世纪俄国美术史》。

    二，《马克思主义与美术》。

    关于心理学部，研究的范围为：一，一般心理学的理论问题；二，人的心理；三，动物的心理（作为人类思想的来源或为实用）；四，心理学史。在编制中的著作，有：

    一，奥罗伊希清（O

    oistei

    ）的《心理学基本问题》（修正再版）。二，基德罗夫博士的《心理学教科书》。

    所长很详细地把这些工作情形告诉了我，我感觉着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们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便是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之外，特别注重历史，而并不看轻各种基本的学术，如逻辑和心理学等。这似乎是值得做我们的参考的。

    谈话告了一个段落，被所长领导着去参观各个研究室。规模不很大，有点像讲堂的形式，一个研究员一个座位。因为在暑期休假中，研究员大都到别处过休假去了，剩下的只有三五个人。

    七时顷回寓，路过莫斯科大学时，杨新松把招生牌示中有“原子核物理”一项指示给我看。他对我说，苏联的理化科学家正集中精力研究原子能，要用很大的力量来把原子核冲破，因而也谈到了宇宙线的问题。我请杨君在夜间再到寓里来详谈，在九点钟左右，他果然到了。

    地球上有放射性的物质如镭铀等被发现后，放射能的测验便成为科学界所普遍热衷的问题。地上的放射能离开地面一定的高度之后是要由逐渐减衰而至消失的，然而经过高空测验的结果，却有相反的现象出现，便是有更强大的放射能存在着，它无分昼夜，一样的强大。它的力量超过了目前科学界所已经知道的任何的东西。例如X光线虽然有强大的穿透能力，但用一英寸厚的铅板便可以抵挡着它，而这项高空中的放射能却可以穿透十八英尺厚的铅板，九百英尺深的水，一千六百英尺厚的岩石。这断然不是地上所有的东西，因而被命名为“宇宙线”（Co**ic Rays）。它的本质不明，不知是从宇宙中的什么地方射来。这项强大的宇宙线，假使利用来冲击原子，那么原子核便容易被击破而放射出原子能。苏联的科学家们也正集中精力从事于宇宙线的研究，就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都不曾停止过。

    接着又谈到医学上和农业上的新奇的发明。

    关于医学，眼角膜的移植我是知道的。心脏的移植据说在蛙的实验上已经成功了。癌肿也得到了根本治疗的办法。

    关于农业，西伯利亚已经有多年生的小麦，寒带果树已经发明了数百种。这些工作是由齐清博士在领导，他耐心地做着种种的交配实验，结果是成功了。寒带果树，耐寒早熟，卧植以防风患。就这样，靠着种子的改良，使从前不宜于种植的地方也有了方法可以利用了。

    此外如像靠着化学肥料和蓄水池的设备也使中央亚细亚的广大不毛之地化成了沃野。关于这情形我在塔什干是亲眼见到过的，但据说在哈萨克共和国的巴尔哈胥湖一带，这个现象尤为显著。农场有苏维埃农场与集体农场两种。苏维埃农场是国营，规模宏大，机械化、电气化的程度甚高，一切设备如城市。集体农场是民营，向国家租借土地和机器做集体耕种。收获所得以百分之若干献纳**作为地税与机器消耗费，以百分之若干作为农场公益金及储蓄，余由农场成员依工作单位而分配。农民甚富，每每个人捐献飞机，飞机损失又再行补献。

    机械化现状，用拖拉机耕地，用康拜因机收获，用飞机播种、施肥、散药杀虫等。有汽车澡堂以供工作者沐浴。

    八月三日

    九时顷往参观电车工人幼稚园。有一位市教育局的女士一同前往。

    园系一九四二年战争中所建立，共有园生一百二十人，七十人寄宿，余者不寄宿。教职员共二十二人。分三组管育，第一组四岁至五岁，第二组五岁至六岁，第三组七岁（本组在本年九月即升入小学）。

    园舍甚整洁，一切设备也很周到。有课堂，有寝室，有食堂，还有病孩卧室。这病孩卧室，据说冬天不烧火炉，用毛口袋取暖。每天九、一、四、七等时进食，四时系茶点，午睡二小时。晨午各沐浴一次，夜洗脚。水由暖而凉。食时每日二人轮流服役，年少者免役。

    学费每人每月二十九至五十五卢布，但实际用费每人实需一百六十卢布，故取费最多者亦只实际用费的百分之三十。军人及儿女多者取费少。有病时全由公家疗养。

    在课堂中全部男女园生都是裸体，我很惊异。因为莫斯科天气很凉，我自己身上穿的是冬服。我怕他们会伤风，但据辅导员告诉我，这样已经养成了习惯。在室外游戏时，由辅导员执有环边鼓一面以作指挥，可任意做种种姿态，或步方木。菜圃、花圃均由园生自行栽种。课堂中也有木盆种植花草，于网栏内养畜天竺鼠之类的小型动物。

    在第一组的课堂中看到演纸人戏。有小型舞台，舞台面系厚纸剪成。台前有小椅排成座位。园生入场时，有人收票。拍收票者手掌三下，表示卢布三枚，换票一张，所演者为鸡狼犬的故事。出场动物也都是厚纸剪成。鸡被狼诱，犬往救之，如此者反复三次。一辅导员在幔后操作发声，一辅导员坐台侧朗诵剧本。演毕，拍掌。辅导员复将鸡、犬、狼持出，向观众致谢。一切步骤如正式舞台。

    看见辅导员为园生们一个个做午浴，之后便进食堂吃午饭。

    园生均着工作衣。各生先就座，服役者二人运送盘餐。每人黑面包二枚，汤一盘，汤中有肉，但无黄油。盘餐分量系由辅导员分配。

    园生们看见我这个外国人都很高兴，送了我很多他们自己所画的画。还有一位小朋友把他头上从郊外所采来的花圈也送了给我。我感受着很大的光荣，连忙拏来顶在了我自己的头上。

    我也看见园生们午睡，小小的寝台上铺着柔软而整洁的寝具。一转瞬间全体园生都在床上睡熟了。那些姿态，真是令人怜爱。我也受了午饭的招待，吃的比园生们的常食丰富无比。食后饮茶。市教育局的女士又细细向我谈到莫斯科市的一般幼稚园的情形。

    据说莫斯科共有幼稚园七一四座，暑间有五百座已临时移下乡间。今年园生共四万六千人。经费战前每月约六百八十万卢布，战时迄现在是六百九十万。在夏季中用费特别大，莫斯科于冬季缺乏阳光，故须于暑间运送儿童至乡下或南方，多做日光浴。战时有未疏散的儿童也有幼稚园的设备，系在地下室中。

    我受着了很恳切的招待，得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之后，便向园内的各位辅导员告别。临行时还送了我一大簇鲜花，这都是小朋友们在花园中所自己栽种的。

    三时顷回寓。今晚当在对外文化协会做历史报告，将前次在历史研究所中所做报告略略加了一些补充。五时顷齐赫文同志来，旋即同乘汽车往协会。

    报告时系由司徒鲁卫主席，他是从列宁格勒远来的。听讲者五十人左右，威丁斯基博士、费辛科博士等均在座。历一小时完毕，有种种质问，均为之做答。之后，在地下室中有电影招待，系战时消息片的剪辑。

    归寓已十一时，晚餐时间己过，因未进食，肚饿，甚为难耐。但饥饿亦甚有味，初出国时因饮食改变，每每终日不知饥饿。今知有饥饿，自是愉快事。

    八月四日

    上午十时顷往波德钦病院访托鲁特涅甫博士（Docto

    T

    ut

    ev）。博士是苏联有数的耳科专家，我请他为我检查。

    我把我的病历告诉了他。十七岁时（一九〇八年）曾患重症伤寒，愈后，两耳即重听。一九二七年年底在上海又患一次斑疹伤寒，很沉重，愈后，两耳更加重听，直到如今。

    托博士把外部检查了一遍，验明没有其他的病患，又让我进一间密闭的验音室里检查听力。室甚小，不足一立方丈。四壁完全密闭，不与外部通声息。自邻室发音由电线导入，由强而弱，以验取听阈的界线。有音即按铃为号，以至不能听取为止。这种设备，在二十年前，我在日本学医时还不曾看见过。

    检验完毕，约定于下星期一（六号）的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再往听取检验的结果。

    十二时顷回寓，在楼下账房处遇秦涤清，言柏林会议结束，昨日已有公报发表，斯大林委员长似已回到莫斯科。又言中国使节团六日动身来苏，他来预订房间。

    今晚原定乘夜车往托尔斯泰的家乡雅斯拏雅·坡里雅拏，但因天雨，乃约定改期。

    八月五日

    今天是星期。上午十时顷胡济邦与一老女画家同来，言在地下车中相遇。胡济邦也在学画。她们谈得投机，便一同到我寓里来了。

    老女画家说要给胡济邦画一张油画像，也打算替我画一张。我提到不久要到雅斯拏雅·坡里雅拏去，回来之后可能要做回国准备了，作油画是来不及的。

    济邦问我：为什么不多留？来一次不容易，而且也应该顺道往英、美去看看。

    其实我也是这样作想的。但在苏联是做客，主人正是多忙的时候，我丝毫也不能帮忙，在情理上也不便久留。上月四号，凯缅诺夫会长允许为我订一个月的游览计划，今天刚好满一个月。我已经得到了消化不完的收获，尽可以满载而归了。回到国内去多少总可以有一些能够做的事情。说到往英、美去观光呢，可惜我是不能够去观光的。

    不一会儿苏太太也来了。她告诉我：车票已经买好，今晚一点钟乘夜车往雅斯拏雅·坡里雅拏，由邵鲁诺夫做伴。老女画家取出铅笔和纸来替胡济邦画了一张素描，但不大像。提到了我的年龄，她竟说我顶多只有三十八岁。

    ——赶快打电报回去告诉太太吧，胡济邦取笑着，太太会开心的。

    ——假使我真显得这样年轻，太太倒会不放心了。

    大家笑了一会儿，各自走开了。

    晚间胡济邦又来过一次。送来两本关于雅斯拏雅·坡里雅拏的向导书，一本是英文的，一本是俄文的，都有一些插图。我把英文的一本立刻看了一遍，算得到了一番准备知识。

    听说大使馆方面已经接到了对外文化协会的请柬，订于九日中午正式招待我，有中苏两国大使做陪。但这请柬我却还没有接到。

    胡济邦说，这可能是送别宴。她希望我过了十二号走。十二号是体育节，在红场举行，这是每年一次的盛会，非看不可的。我也怀抱着这样的希望。

    等到夜半，邵秘书来了，因为时间不待，我们便赶上车站。搭上了四人一室的寝台车。开车时间正整一时。

    八月六日

    七时起床，切用干粮。同车厢者另有一位女眷，乃教育界中人，回图拉省亲。以干粮分赠之，蒙购莓子相酬。

    天雨，甚悔来时未借雨衣。望天能转晴，不然，在乡间参观，颇多不便。

    过图拉时有兵车一列停于车站，闻系复员红军。十时顷到达雅斯拏雅·坡里雅拏车站，在这儿也停着一列很长的兵车，从车后绕道渡过车站去。和车站接连着还有好些建筑，前面有一带木栏杆，在每个正方形中，斜对角地架着撑柱。在栏杆后面有稀疏而整齐的一列白桦树。雨算住了，空气很湿润。我在月台上走着，想到托尔斯泰生前是时常在这儿往来的，仿佛他的呼吸就在自己的周围一样。

    从车站到托翁的庄园（现在的博物馆）还有三公里路远，听说有汽车来接，但因我们在那一长列的兵车后绕道，费了些时间，司机已经把车子开走了。幸蒙站上的人指示，我们又横过铁路去，搭上了一架载草的卡车，在公路上走了两公里的光景，便在一条支路上把我们放下来了。那条支路就是通往博物馆的路。

    虽然大雨初过，路道并不十分泥泞。在途中遇着一位中年人，他正是往博物馆去的，沿途替我们做了向导。据他说，昨天是非常晴朗的一天，来博物馆参观的，将近有一千人左右。我很失悔，倒是前天晚上动身来，不是刚好了？庄园现在等于是公园，每逢晴天，就到晚间来，都有很多青年前来散步。行路间，远远望见有一座白垩的楼房，据说是托尔斯泰中学，内部已经为德寇所摧毁，尚未恢复。路的右手又有一带白垩的建筑，夹在森林里面，据说是托尔斯泰医院，也被德寇摧毁得很厉害，现在已经部分复原了。

    走到了门口，那就跟门阙一样的一对矮圆塔是绝好的标识。

    塔盖是荷叶形，周身都粉刷过，有门，里面可以容人，或许是农奴时代站岗者的岗位吧。完全是乡间的景致，门道上有些牛粪杂在泥里。进门处的左手有一间小屋，大概是从前的门房。我们没有经过任何的传达，跟着那位中年人一直走进去。在森林的树列中走了好一会儿，走到了一座院落，有两位绅士出来迎接着我们，一位年青的就是本馆的职员蒲清，另一位中年的，能讲法国话，是莫斯科博物馆科学部职员，谢坡希尼可夫。他们先道了一番歉，说汽车没有把我们接上，惹得我们在泥涂中走了路。接着引我们到了一间行馆里休息。

    行馆小巧玲珑，有电气设备，壁上有托翁画像及其著作中的画面，如《卡秋霞受审》、《安德雷与拿达霞》等。有鲜花两瓶，阿芙蓉，大莲花，六月菊，上面还有露珠。另有三小盆单瓣的凤仙花，两蓝一白。正面一带玻窗，面临菜圃。圃中菜蔬甚为肥硕，不知其名，叶似瓢儿菜。远处可以望见一带村落，在前本是农奴的住处。

    盥漱毕，我立在窗前眺望，一位工人模样的人从菜圃里走来向我道歉，原来他就是司机。我求他握手，他不肯，表示手上有汽油，但我们还是握了。

    十二时顷馆长邀食。馆长就是托翁的孙女，她有着双姓，是托尔斯泰雅一叶先宁娜（Tolstya-Ese

    i

    a），有三十以上的年龄，身材高大，态度十分大方。我看见她也佩带着科学院二二〇周年的纪念章，原来博物馆是隶属科学院的。她说，她在列宁格勒的士摩伦宫，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都曾经看见过我，还在对外文化协会听过我的报告。但因为没有介绍，我一直到今天才认识了她。

    食堂是在托翁住宅的旁边一座俄国式的农家屋里面，屋壁用整个的圆木材镶成（不是解成木板），不十分高，但在冬季一定是很暖和的。男客除我们之外，有蒲清、谢坡希尼可夫，另外还有两位女客。食品很丰盛，有黑面包、酸牛奶、黄油、蜂蜜、黄瓜、肉饼等，听说都是庄园里自己生产的。食中谈及馆中工作情形：（一）研究作品，（二）接待参观，（三）研究托翁与东方哲学，尤其与中国的思想之关系。

    原来雅坡庄园本系托翁的外祖佛尔康斯基公爵的产业，母氏于归，作为陪媵，遂为托氏所有。有东西二馆，东馆即托翁住宅，西馆在前本是学校。在东西二馆之间本有正屋，有楼，早被焚毁，今已成为一片森林。托翁生于正屋，因正屋既毁，常笑指示于人曰：“我生于树林上的空中。”

    食后往西馆参观，系十八世纪式建筑，二层。所陈列者为家族、生活及创作等史料，蒙蒲清为一一说明，真真是如数家珍。

    我真感谢他，仅仅在一两个钟头之内，我等于读了一部顶详细的托尔斯泰传，而且比任何详细的传记还更有收获。

    托翁早年为农民兴学甚费苦心，西馆原为师范学校，此外所立学校凡二十所。此事甚遭当时地主阶级与**当局之忌，曾有宪兵前来搜查，托氏曾经逃避过一时。一八六二年托翁外游所购回的计算器大小二具，尚悬于壁上，颇类算盘，但横长而子少。各国的学者和作家的来信很多，我在这里面发现了一张中国人的名片和这同一个人所写的一张明信片。

    游学英印国私费学生长

    孔宪立字天增（M

    .T.C.K.）

    广东南洋生长人

    明信片是用英文写的，只看见表面，称托翁为“欧洲圣人”（“The Sage of Eu

    ope”），所署年月为“一九一〇年三月”，只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这位孔先生或许还存在也说不定。

    一九一〇年也就是托翁逝世的一年。他在死前，曾留下遗嘱，所有土地及他的著作权都赠予农民。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离家，后在阿斯达坡佛（Astapovo）小车站上病倒（这个小车站本打算去，可惜没有去成），十一月七日逝世。在逝世前五分钟索菲亚夫人赶到。（夫人小托翁十六岁，托翁逝世后九年有半的一九一九年去世，年七十六岁。）九日举行葬仪，墓在庄园林中。

    革命前索菲亚夫人曾要求沙皇**把雅坡庄园收归国有，俾以保存，**未允。革命后一九二一年，列宁手令加里宁收归国有，改为博物馆。一九三九年人民委员会令莫洛托夫，把博物馆由教育部改隶科学院。

    德寇占领雅坡凡四十五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德寇第一辆战车开入馆门。附近本有大规模的托尔斯泰病院，占领后付诸炸毁，而却以馆为临时医院，不知是何居心。退出时大肆毁坏掠夺，但因红军进度迅速，未及炸毁。托翁墓侧林木被伐去一一三株，掩埋寇尸七十五具。恢复后寇墓已夷平，以填炸坑。附近中学校，在托翁诞生一〇〇年纪念时命名为托尔斯泰中学，有图书三万五千册均被焚毁。病院亦系同时命名。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四日博物馆修复原状。于时战线尚近。举行恢复纪念会时，附近人民参加者凡二千人，**、科学院、红军，均派有代表参加。

    明年为本馆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云。

    出西馆后在馆外长凳上略作休息，再向西行有菩提树的甬道，托翁生前常散步于此。大木森森，殆难合抱，唯其中亦有年小树木填补空穴者，乃依列宁指令所补栽。列宁于一九二〇年参观莫斯科托翁博物馆时，在照片中见菩提树有已枯朽者，即指令负责人应即行补栽，并加意保护。

    爱国战争中斯大林注意保护本馆亦不遗余力，德寇未到前所有重要物品均已尽先疏散，德寇退出后尚在战争激烈进行中复尽先将本馆修复。**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无微不至的。

    庄园全面积凡四百平方粨，一切附属建筑均三十五年前旧样。北面一片森林，据云凡三万五千平方粨，远者名曰界限林，与防卫鞑靼战争有关。

    西馆之西北亦有一带建筑，十八世纪式，本为佛尔康斯基的织布厂。厂后一带空地，今种洋芋，据云本系苹果园，四一年冬严寒，果树尽死去，将来仍拟恢复。再西南行，又有一果树园，据云在前有树一万二千株，今已寥寥无几，仅存八百株左右了。折向西北行即入大森林中，肃穆清冷，如返太古。在一溪壑回环处，有浅冢横陈于树下，别无碑碣铭识，这便是托尔斯泰的墓了。墓作长方形，长不过丈二，宽不过四尺，高出地面仅尺许。其上平坦，全体护以新鲜的蕨薇及蓝色的钟形花。因树列阴森，日光稀少，花草不能繁茂，故必每日摘取应时花草以护墓。我在墓前默立了数分钟。万籁俱寂，诚适宜于善尽其生职者的安眠了。近墓处用树枝弯作弓形以界道，除此以外，一切均纯任自然。周围德寇坟墓已渺无踪迹，树木被砍伐者也丝毫不见其遗痕，似乎是从来未被骚扰过的一样。

    由原道折回，经过西馆背后时，蒲清指着地下室的出口说：德寇死尸先陈于地下室，即从此出口运往托翁墓侧埋葬。

    折回东馆，建筑形式本与西馆全同，唯因家族人口添多，略有增筑。西翼有凉厅，建于一八七〇年。馆后有厨房，建于一八九〇年。托翁居此凡五十五年，重要著作均成于此。一切均保持一九一〇年托翁离家时原样，战争中被破毁处已于翌年五月完全修复。

    有老树一株在馆之西北隅，树下有木凳半环，农民来见托翁者例于此木凳上坐候。有小钟横钉于树干上，往年唤农民上食时即鸣此钟。树龄当在百年以往，心已中空，一九二三年**令加意保护，填以石灰。庄园中一切树木均于同时责成专家，严加保护。

    游毕，下榻处已由行馆移至东馆楼层，余室在后列东北隅，甚宏敞。壁上多挂油画，乃佛尔康斯基公爵的旧物。

    七时顷用晚膳，有小果实一种，红色，略似樱桃而小，且系浆果。闻亦有白色与黑色者，平生第一次见之。略带酸味，拌蜂蜜或白糖而食。俄国话叫“斯莫洛丁拿”（Smo

    odi

    a），不知中国亦有此物否。（案中国名“醋栗”或“酢栗”，日本人训读为Sugu

    i者即是此物。）

    食后蒲清复邀出散步，馆长随后赶至，谓天候将变，恐有雨，不可远行。天空确实有些不稳的模样。折向东馆前面走去。前面有花园，园中有芍药，乃托翁在世时所栽。再右折向南行，复有菩提树甬道，大抵均属百年前古木。行约二百步，左侧又有甬道横出，树列相同。折入此横道，行不数十步，又一白桦树甬道纵走。甬道纵横，树列参天，所挟隙地则为草原。如天晴，在草原中偃卧或露食，应是无上乐事。在白桦树甬道中更向南行，有人声自身后灌木丛中呼出，回顾乃一对中年夫妇，据云系托翁之孙在莫斯科大学担任英文教授者及其夫人。教授亦予余等以同样之注意，言将有雨，不宜远行。别后略前行，进入灌木隧道。右手有小池。其前有敞路横走，为车马通行之路，布满泥泞。时闻雷声，天色突变，浓阴袭人，雨瞬息可下。匆匆折返，方及馆檐，骤雨即倾泻如注。

    雨俄而霁，蒲清偕拉略诺夫博士（La

    io

    ov）来访。拉博士亦馆中职员，正从事研究托尔斯泰与中国思想的关系。他带了一部分的材料到我房里来，有他的打字手稿和托翁的各种有关文件，在电灯光下，很恳切周到地把他研究所得一一为我陈述，使我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这是最值得我们中国人学习的学者态度，中国的学者一有了什么新的资料每每是倚为奇货，门外不传的。这种垄断的态度也阻止了中国学术界的进步。）

    托翁晚年，在一八八〇至一九一〇年间锐意研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曾有不少次的引用和介绍。全集第四十三卷中有关于中国哲学的引用，《孔子》十八句，《老子》三十五句。第四十四卷中有关于《孔子》、《老子》、《墨子》及《书经》的介绍。一八八四年开始提到老子。他读过迦鲁斯（Paule Ca

    us）英译的《道德经》，后来又得到海辛格（Heysi

    ge

    ）的译本，但他都不很满意。他在一九〇九年和一位日本学生姓小西（Ko

    ishi）的每日讨论，就靠着小西的帮助把《道德经》重译了一遍，在一九一三年出版。一九一〇年出版过一本《老子》，是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画有老子骑青牛图。

    一八八八年开始提到孔子和孟子，他读的是吉姆斯·来格（James Legge）的四书和五经，认为“应使孔子哲学普遍化”。他喜欢《诗经》，认为“在这书里面得到极大的人生力量”。同在一九一〇年出版了《孔夫子的生涯与哲学》，也是一种小册子。关于墨子也有一本小册子，叫《墨翟——关于其兼爱学说》，出版于一九〇九年。

    此外在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四日他曾和中国的一位有名的学者通信，这位人的名姓，我特别请拉博士用俄文写出，是ЧЖАН ЧИН-ТУН（张青同）三个字。这个人在国内有人认为是“钱玄同”，钱玄二字可谓风马牛不相及。在我看来，可能就是“张之洞”，之字被对音为ЧИИ，因字形相近，末一字母被误认成为H去了；在俄文草书，二者是尤其相近的。我要求看托翁的原信稿，据云保存于莫斯科博物馆。回莫斯科后当再往调查。（回莫斯科后，因不久即返国，此事未曾做到。）以年龄和资望说来，以张之洞为合格。此人并无回信，或许原信没有送到。

    一九〇六年曾和辜鸿铭通信，此信已刊入全集。

    一九〇八年曾接受辜鸿铭所寄赠的两种英文著作。一种是《The U

    ive

    sal O

    de

    of Co

    duct of Life-A Co

    fu-cla

    Catechi**》（《人生行为的一般信条——一种的孔门问答》，恐怕就是《中庸》），另一种是《G

    eat Lea

    i

    g of Highe

    Educatio

    》（《更高教育的大学问》，恐怕就是《大学》）。此外还接到过一本法文的著作。一九一〇年七月曾阅读上海出版的《The Wo

    ld's Chi

    ese Stude

    t Jou

    al》（《寰球中国学生报》）。对于中国所发生的事情极感兴奋。他曾经说：“如果还年青，定要到中国去。”

    八月七日

    醒来时已经天明，但因表停不知时刻，以故亦不能睡稳，只好起床。估计似乎只是四五点钟的时分。

    九时顷早餐。餐后即参观东馆，托翁生前的生活状况。先从楼下看起，从西北隅的门道先入一室，有书橱二靠后壁。右壁后半有一枪橱，其中藏猎枪五，短铳一，早年喜猎时所用。晚岁乐道，素食，不复行猎。有鹿角饰于枪橱上。左壁近后隅有门，通入一小室，与增筑的厨房相通，只备杂用。门上有时钟一具。门楣旁挂一皮囊，云系送信件之用。

    图书凡二万三千册，其中一万四千册有托翁亲笔标识。战时贵重之物均已疏散，仅笨重者留存，多被德寇加封，上题“准备运回，作为战利品”。时间不及，未能运走。德寇系以东馆为其宿舍。

    由室之左前隅转上楼层。

    上楼朝后转，在过道上陈有托翁病椅一事，一九〇一年至二年在克里米亚养病时所用。前进即入食堂，横长，通贯楼层，地板乃嵌木细工。正中横陈一大长餐桌，夫人席在北端，托翁恒坐于其右侧第一席。席面右侧蔬食，左侧荤食。左侧首席为贵宾席。早餐时托翁则坐于南端。西南隅有一大圆桌，系由已毁之正馆中移来者，有梭发及坐椅数事，做重要谈话时就座于此。西北隅一小圆桌，有藤椅数事，做普通谈话时就座于此。两圆桌间有长藤椅，其前有一小方茶桌，嵌木细工，下层置放着棋具。此外靠壁尚有坐椅数事。壁上悬挂油画像五幅，其次第由南而北为（一）三女玛丽亚，（二）托翁壮年，（三）次女拿霞，（四）托翁晚年，（五）夫人索菲亚。初进门处（即东北隅）有平面大钢琴二架。东壁南端有门通小客厅。门与钢琴之间，靠壁一高背靠椅，托翁恒坐此椅上听琴。东壁上亦悬挂油画像五幅，其次第为（一）外祖母佛尔康斯基公爵夫人，（二）外祖父，（三）曾祖父，（四）祖，（五）母。曾祖父为人贪吝，晚岁盲目，终日只知点数钱币。但其钱币为其管事以白纸易去，毫不知觉。转入小客厅，乃夫人索菲亚的会客室。托翁处女作写于此室。入门处右侧靠壁一琴桌，索菲亚曾于此为托翁缮写《战争与和平》，易稿凡十次。屠格涅夫曾四次来访，其最后一次，即在此室中诵其散文诗中之《犬》。

    再进为书斋，此为楼层前排的正中室。有一大书案纵置，与背壁成丁字形。背壁上有隔板二格，上格整列辞典一套，下格插放晚年所好书籍。其中有迦鲁斯的老子《道德经》，里封面上译者名下有二印章，一文为“在美德国学士”，另一为“迦鲁斯印”。书中有托翁用铅笔所标记的章数及注意线。托翁所译《道德经》的原稿也插放在一道。

    书案东侧为托翁座位，有坐椅甚矮，几如小儿玩具。余曾试坐之，亦颇舒适。据云托翁喜坐矮凳。椅后有一黑皮大炕床，战时未移动，德寇曾加以破损，有数处刺刀的伤痕。床侧有小矮条桌一事。西壁下圆桌一，壁隅靠椅一。托翁每晨坐此读信，每晚坐此读书。圆桌上展陈着多士托弈夫斯基的《克拉马若夫兄弟》，页数是第一四二页。这是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托翁离家之夜所读过的书和页数，美国爱迪孙所赠的录音器一具在东南隅通往寝室的门次。正面有双门，其外为一带月楼，下临花圃。更进为寝室。室颇小，形亦不甚正整。铁制寝台窄而低，头靠东壁。其上有夫人手织的睡毯。妹氏所赠的毛线花枕。壁上有夫人油画像一帧。法文译本《托翁全集》在东南隅壁上一小搁架上。床前有双门，其外亦通月楼。床后有衣橱一具。后壁正中一盥洗柜，其侧有铁哑铃一对。壁上左手挂有马缰及马鞭，右手挂衣帽及手杖等。面盆系磁制，乃祖传，闻出国旅行时亦随身携带之。药瓶之类颇多。

    由东北隅侧门步出为一廊道，隔廊有一室，门正对。其室即夫人寝室，甚宽敞。四壁满悬大小照片，余均夫人生前所喜之物。夫人操持家政甚勤。有《手记》出版于一九四〇年。又有《我的生活》一书，叙自一九〇四年至一七年，因战争发生，尚未出版。一子名瓦里奇者，甚慧，夫人极钟爱之，七岁时夭折；放大照片一张悬于南壁正中处。东南隅有十六世纪的金嵌圣像一具。大衣橱二，德寇曾加封拟运走者，封条依然存在。

    由夫人寝室退出，估量形势，始知余所居室即在背侧。经由廊道北进，西转入一室，颇宽敞（此在托翁寝室背后），有大写字台，南北纵置，其后靠壁有长条梭发。此室初无专用，后为秘书室。秘书古塞夫教授（N.N Gusev）现存，今在莫斯科托尔斯泰博物馆服务，西壁正中处有门。门右壁上有捷克斯拉夫的人民于一九〇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所赠的一帧油画，作家央古斯（Ya

    Gus）被焚杀图。央古斯被缚于木桩上，跪地受焚，有圣影亲吻之。被焚时为一四一五年七月六日。

    再进为图书室（此室在书斋之背后），百分之四十为法文。有一大橱为父母所遗旧法文书籍，托翁幼时习读之。晚年曾学荷兰文。此室闻被毁最烈，但已完全恢复原状。

    再进即上楼时之过道，病椅所在处。有英国制古式大钟一具在门次，倚北面南。下楼，正对处壁上有炭坑工人倦卧于炭车上之画像。托翁悬此像于此，意在使自己及家人每日不忘工人之痛苦。庄园附近有一炭坑，革命后已经完全近代化了。那儿是另外一个世界和时代。

    下楼复回到初进馆时的一室，此室在猎枪橱与书橱之间还有一个门道通往前室。入前室后向导蒲清先引我们左转，穿过楼下诸室，直抵东头一室（此在楼层托翁寝室之下），再倒转来对于每室加以说明。

    东头一室，顶作穹隆形，据云《战争与和平》第一部写于此。

    八十岁后，亦多在楼下写作。一九一〇年托翁之女阿理克山得理雅在此室居住，十月二十八日之夜，托翁离家出走时曾来叩门以示告别。其时医生捷克人马克里次克同行。次室本为保姆室，一九〇四年以来马克里次克医生住于此。

    再进即回到西头。此室分为两半，东半为客房，屠格涅夫、高尔基等曾下榻于此。《安娜·卡列林娜》即执笔于此室。西半乃托翁死时遗体停放处，有一矮木凳，乃吊者踏脚其上以瞻仰遗容之物。于时吊者凡八千人，教会方面无人参加。西壁正中处有一处龛，置其兄尼可来塑像一具。托翁笃爱此兄，早岁与此兄在高加索所同猎取的鹿头高悬于南侧壁上。托翁每挂帽及手巾于鹿角上。南壁有门可通外圃，托翁之棺即由此荷出云。

    以上将东馆参观完毕，由原道走出。一大群的参观者和我们擦身而过，等他们进去了，我们却折入了西翼之凉厅中休息。蒲清英年焕发，虽谆谆说解，历时甚久，而毫无倦容。在索菲亚夫人室中时，曾指西壁所悬相片之一告余，乃其亡父，为索菲亚夫人之友，并系诗人云。可知蒲清和托翁家族要算是世交了。我很感谢他，他说这是他的分内事。他希望我谈说我的感想，我也谈了。他要我回头写在纪念册上。就这样略作休息后，我们又继续游览。

    先到了托尔斯泰中学，被毁甚烈，正堂有一极大的托翁石膏全身立像尚完好。教员住宅已不留痕迹。近处有幼稚园，已修复，现兼中学之用。收容学生八百人。明年动工恢复，**已允拨款五百万卢布云。

    托尔斯泰病院已部分恢复，可容患者一五〇人左右，未入内参观。

    经由麦地草场等折返园林，野花颇多，多不知名。有草似艾，叶较纤小，有微香，闻当地农人云，冲水服用，可以疗疾。松林挺直，为托翁夫妇所手栽。林中多白菌，可食。林际，有在数株松木下用白桦条干所钉成之长凳一处，托翁于林中散步时，恒坐此凳上休息。余等亦于此小坐，背草原而面松林，眼前一片蓊郁，渺无涯际。蒲清时言，有画眉鸟之鸣声，余因耳背，寂然无闻。有雨意，遄返。在西馆后面参观养蜂场，凡有蜂箱一二〇个，均置放于地，如小屋而斜顶（闻此乃新法，其作人字形者乃旧法）。养蜂者以黑网蒙头盖面，一人用烟熏，一人揭去箱盖之一，从箱中取出一木框，框内无数蜡房，满贮蜂蜜，即以见享。蜂蜜透明如黄玉而有暖意，如此食蜜，实为生平第一次。蜜蜡嚼后，呈白色，毫无风味。余初不知亦随蜜咽下，后乃效法余人吐出。所谓“味同嚼蜡”者，实际经验也是生平第一次。

    归室后复被介绍至楼下室与托翁之长子塞尔格老翁见面。此室即在余所居室之直下。此室及其前邻一室由**指定归托翁遗族住居。塞尔格老翁年已八十二岁，前往莫斯科时，因下电车失慎，一足受伤，左目亦因故失明，以致卧床不能起。浓髯雪白，骤视，俨如托翁再生。塞翁虽在耄年，复膺伤病，但意识清明。自言恐将不能再起，甚愿中国人民能免除战争祸害，享受和平幸福。

    ——我的父亲生前是最关心中国的，晚年所爱读的是中国的《孔子》和《老子》。

    塞翁这样向我说，他那恳切而慈和的态度使我受着很深刻的铭感。

    他谴责了日本。对于美国的援助，他问了我一句：美国不是在装备中国的军队，尽力帮助中国吗？

    ——是的，我回答了他，美国是在帮助中国的**。

    对于我这样回答，塞翁有点诧异，他思索了一下，又问：那不是一样的吗？

    ——假使是为了对付日本，那自然是一样。假使别有用意，那就不一样了。

    塞翁没有再问了，他只又重说一遍：我总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免除战争祸害，享受和平幸福。

    退回楼上后，拉略诺夫博士复来就教，他拿了一本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托尔斯泰全集》，问我是否看过。我在日本时是曾经看过，但我很抱愧，实在并不曾通读。拉博士说，苏联所打算出版的全集一共是九十一册，其中作品四十五册，日记十三册，书简三十册，传记三册。战前已出三十八册，日后当继续刊行。

    中饭后，蒲清把纪念册拿来了，上面多是外国的学者、著作家们前来参观时所留下的题识。老约翰生博士的题识也在，他比我要早来几天。我又略略考虑了一回，也写出了我的感想：

    “我像一个巡礼者来到雅坡，呼吸着伟大的哲人所遗留下的静肃的空气，我更具体地认识了托翁的崇高的人格。他的书斋、寝室、客厅、书籍，虽然都被寂静地遗留着，但他们都好像在告诉我：‘先生刚出去，正在林子里面散步。’”

    “一切都这样地朴素、自然，而又这么地整齐、肃穆。这样宏大而清新的环境正不愧是托尔斯泰的摇篮，也不愧是《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林娜》那些伟大作品的摇篮。”

    “一切都和大自然在拥抱，一切都和老百姓在拥抱。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更容易了解得那博大的农民爱和人类爱，何以能那样地磅礴。”

    “不断的人民行列前来瞻仰。托翁有知，我相信，一定在解颐微笑。他那脸上所有的深刻的愁纹怕已经消失了吧。”

    “各国的学者、思想家、作家，不远千里万里地远来，决不是徒然的。到了这儿谁也会发出更深切的内省。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使命要怎样才可以完成？”

    “但我同时也更具体地认识了列宁和斯大林的伟大。是他们的合理的领导把这人类的壤宝保存了下来。一切为了人民。使这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仅教育了本国人民，而且教育了人类。”

    “我为同胞爱和人类爱的情绪所饱和了，我虔诚地表示着我由衷的谢意。”

    把感想写好之后，与馆长和蒲清诸人再往托翁墓前告别。馆长从墓上抽了一片薇叶和一枝兰花给我，作为纪念。（这花和叶一直到现在还夹在我的日记簿里面。）转来，我以为立刻便可以告辞了，但馆长说还要吃了晚饭才能走。八时顷用晚饭，事实上我一点也不饿，恐怕是由于我吃蜂蜜过多。饭后，馆长送了我一本一九四二年新出版的《雅斯拏雅·坡里雅拏》，她在卷头题着这样的语句：

    为了郭沫若先生来访托尔斯泰的故乡，

    在这愉快的纪念之上把爱和敬意送给中国的人民。

    托尔斯泰雅·叶先宁娜

    我怀着无限的谢意告了别，就在那有报食钟的古树下乘上了汽车。一位女馆员陪伴着我们，一直坐到了图拉车站。在站长室里等待，直到十一点钟的时候，搭上了由克里米亚开来的夜行车回莫斯科。

    八月八日

    车上醒来已六时，天雨。八时顷抵莫斯科，坐地下车回寓。刚回到自己的房间便有电话。邵秘书把电话接了，他说苏太太立刻要来，他便告辞而去。

    不一会儿苏太太果然来了。她非常的抱歉地说，五点钟的时候就坐起汽车到车站上去接。第一班车没有接到，在车站上一直等到现在。第二班车到的时候，她每个车窗都看望过，却没有把我们找到。

    我感谢了她和协会的盛意。

    在食堂吃早饭时遇着蒋经国、卜道明诸位。蒋说在加尔各答遇见了丁西林。卜说，他把《屈原》的剧照带来了，已经交给傅大使。

    在席间我才知道，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这是才发明的新武器，比英国十一吨重的地震弹（Ea

    th-quakebomb）要超过二千倍，比二万吨的*****还要猛烈得多。听说广岛市已经完全毁灭了。

    广岛市，我曾经游历过。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念书的时候，有一次的军事教练在那儿打过野外演习。它是在濑户内海的边上，附近有一个有名的宫岛，是日本三大名胜之一，风景很不错。市内河道颇多，日本人称之为东方威尼斯。日俄战争时，日军的大本营设在这儿，明治天皇曾亲自到这儿来督过战。那儿有一座师范大学，经常有中国留学生在那儿肄业。这次假使还有人在那儿，当然也会同归于尽了。

    昨夜在图拉车站等车的时候想起了立群在九龙坡飞机场上送行时的情形，又回味到了她给我的信上的一些话。有点民谣式的情绪在回旋，直到今天清早，在火车里勉强作成了一首诗。

    送郎送到九龙坡，郎将飞往莫斯科，我欲拥抱奈人多。

    适彼乐土爰得所，纵不归来亦较可，可怜留下一个我。

    握手告别说什么，只道少饮莫蹉跎，牙关紧咬舌头锁。

    铁门掩闭一刹那，风起扬砂机如梭，纵欲攀援可奈何？

    天有云兮云有波，山有树兮树有柯，我如木鸡回旧窝。

    忽闻儿女语伊哦，要我飞去寻爹爹，顿教眼泪自滂沱。

    四时顷胡济邦将《屈原》及剧照带来，剧照共五十二张，前在重庆时曾见展览。济邦言已买好戏票二张，约于今晚同往观剧。但四时半苏太太来，言与莫斯科大学校长已约好，五时往访。又七时顷栗文松部长将来访，有事奉商云云，与胡济邦所约遂不免龃龉。

    五时往访莫斯科大学，学校在旅馆东首，只隔三四间街面，蒙校长、考古学部部长、历史学部部长接谈。据云全校学生八千人。但目前在暑期休假中，教授和学生都已离校赴休养地或修学旅行。内部组织共分十部：（一）历史，（二）地理，（三）数学，（四）物理，（五）化学，（六）生物学，（七）考古学，（八）言语学，（九）法律，（十）哲学。在学期间五年。一、二、三年级普通课程，四年以上专修。中学毕业成绩优秀者免考。

    大学生毕业须受国家试验，除专门之外，须考哲学、唯物辩证论、历史辩证论、政治制度等。每年五六月准备报告，七月受试。通过后就职或进研究班继续研究，成为副博士、博士等。有各种奖金，除普遍的斯大林奖金外，莫大自身有诺曼诺夫奖金。前者有卢布一百万与十万两种，后者有二万五千至一万五千两种。获得斯大林第二奖金者在莫大已有六十四人。更有各种奖学金，获奖者学生每人二五〇至五〇〇卢布，研究生八〇〇，得斯大林奖金者由学校更奖以一五〇〇卢布。

    谈话约一小时半回寓，济邦已在室中等待，七时顷栗部长来，言明日对外文化协会公宴，一时半将有汽车来接。示以《屈原》及剧照，栗部长要求明日携往协会展览，并望将舞台面详细注明。看戏太迟，因作罢，济邦约往街头看体育节的准备。红场附近的大小街道上都有男女集团在锐意练习。午夜已过，情绪甚为热烈。

    八月九日

    晨六时起床，将《屈原》剧照详细注出。

    八时过在食堂遇熊式辉、沈鸿烈诸人，闻昨夜广播，苏联已对日宣战。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苏联人民也以极沉着的态度接受着这一消息，在一般社会情绪上没有引起丝毫的波动。

    九时半苏太太来，亦言及对日宣战事。乘车同往访托鲁特涅夫博士，听取听觉检验之结果。本当在礼拜一（六日）前往，因赴雅坡，遂至延期。

    博士告余注意四项：（一）严忌烟草，（二）严忌奎宁，（三）用电气治疗，（四）注意鼻道的卫生。假使能够遵守这四项注意，可望转好，至少不会更坏。

    我告诉他：重庆对于耳疾尚无电气治疗的设备。

    博士大吃一惊，他说：这是很平常的事情，怎么会没有？但在别的国家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我们中国并不平常。反过来，在我们是很平常的事情，而在别的国家却是很不平常的。好在博士又说：电气治疗无关重要，要紧的还是一二两项。这是属于自己分内的事。这，我可以发誓，绝对终身奉行。博士很关心中国的耳鼻咽喉科的一般情形，据他说，世界各国的学者差不多都是消息相通的，只有和中国的学者还无法互通声息。我答应回国后把这项意见传达给这一科的专家们。（我要告罪，回国后并没有机会把这意见传达，我今天就算在这《纪行》里面，把它公布出来，希望专家们注意。假使要和苏联学术界发生关系，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驻华代表做中介，我想是很方便的。）

    在医院的庭园中坐候汽车，展阅新闻，见有关于***的消息，广岛一弹炸平了四平方公里。杜鲁门的声明也见披露。一时顷栗部长来，邀往对外文协参加公宴。我们到得比较迟，客厅里面已经宾主云集了。中国方面有傅大使、钱参事、胡济邦，苏联方面，凯缅诺夫会长特别为我介绍了好几位新见面的来宾：名作家爱伦堡、西蒙诺夫，作家联盟的主席尼古拉·吉洪诺夫，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邓金，苏联**直属艺术委员会主席赫拉卜青科，苏联**直属高等教育委员会副主席库兹明尼赫教授，科学院通信院十康那德教授。此外我认得的有彼得罗夫大使，米克拉雪夫斯基参事，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司徒鲁卫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费维特洛夫教授，东方语文大学校长费辛科博士，诗人马尔沙克，以及外交部与对外文化协会的朋友们。

    宴会开始了，凯缅诺夫会长致辞，朗诵着打字的原稿，由远东司副司长万西珂夫同志翻成中文，中文的译稿也是预先准备好了的。从这里可以看见，招待的准备是怎样的周到。最有意义的是这日期特别选在今天，苏联对日本宣战的今天，这绝对不会是偶合。欢宴的消息，大使馆方面在五号便已经得到通知，可见苏联的宣战日期在五号以前便已经决定了。凯会长的演说是特别强调了今天的这一个历史性的日期的。

    会长开始是对于我的称誉，但也含着鼓励的意思。他说我“在中国人民的英勇的过去中，找到了富有生气的传统精神，促进今日的民主中国为国内的团结而战，为消灭外来的侵略者——强盗的日本帝国主义者而战”。我虽然并不敢说就“找到了”，但正尽力在“找”，而且是向着这个“促进”的方向在“找”的。

    接着，话头一转，便是：“今天是意义重大的一个日子。苏联国家忠实于对盟邦的义务，已经对日本宣战了。我们现在可以干杯，祝我们共同斗争的胜利。”

    凯会长的演说相当长，打字稿一共有四张。他引用了普列哈诺夫所曾称引过的古话：“朋友的朋友是朋友，朋友的敌人是敌人”，中国是苏联的朋友，故中国敌人的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反过来是：“敌人的朋友是敌人，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日本是德国的朋友，而且是仇视全人类的，故日本也就是苏联的敌人。他明朗地宣示着：“复仇的日子已经破晓了。由于联合一致的努力，就要把这个共同的敌人完全打败了。”

    接着傅大使说了话，强调了中苏两国传统的友谊和文化的交流。

    会长要我说话，我请求齐赫文斯基为我做翻译。我表示了对于文化协会与凯会长的深厚的谢意，为我订了周详的计划，使我在短时间之内游历了不少的地方，得到了很丰富的学习机会。尤其在今天，这样历史性的纪念日，受到盛大的招待，使我感受着没世不能忘的光荣。中国人民的最亲爱、最忠实的朋友，今天对我们最执扭、最残酷的敌人宣战了，我相信英勇的苏联人民和强大的红军，必然会给予日本法西斯强盗以神速的一蹶不振的打击。中国人民将要翻身了，这快乐和感谢必然像电气一样，传遍了全中国，感触了全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灵。战争的胜利是前定了的，但在赢得了胜利之后还需要进行猛烈的斗争，便是要根绝法西斯的意识。这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只有在进步的民主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够获得持久和平的建立。我们愿意和苏联的作家们、学者们、一切的文化工作者们，紧密地携手，来完成这项重要的使命。

    彼得罗夫大使致词，为中苏两国的联合武装力量的胜利干了杯，为中苏两国的领袖干了杯。

    两位大使目前正在为中苏条约的协定而繁忙着，他们是在百忙中抽出了时间来参加宴会的，在彼大使致词完毕之后，两位大使也就联袂地先行退席了。

    到会的差不多每一位来宾都对我说了一番鼓励的话。使我印象最深的是爱伦堡的新鲜而富有文学意味的说辞。两只军舰在海上相遇要互鸣礼炮，一位作家遇着另一位作家必然要向他敬礼。他接着又说，听说我是中国作家中的浪漫派，浪漫派是永远年青的，他要歌颂中国的青春和我的青春。爱伦堡似乎是颇以浪漫派自居的。

    在国内听见人说自己是“浪漫派”的时候，感觉着是在挨骂，但今天却隐隐地感觉着光荣了。是否浪漫派，自己不敢保证，但说到年青，倒确实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我在宴席之后，在客厅里面，对于全体的鼓励，作了这样的总的答词。

    “我把各位的诚恳的鼓励，作为对于中国人民全体的说话而接受了。中国在全世界的独立国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自己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最年老的一个，也是最年青的一个。我们是处在方生方死之间的，但我们决不让死的老是拖着活的。我们要使方死的迅速死去，方生的蓬勃成长。苏联和苏联作家是我们的模范，希望以兄弟的情谊，永远缔结着我们的文化联盟。”

    傍晚的时候散会，凯会长送了我一尊象牙雕刻的列宁像，是演说的姿态。大衣和上衣是敞开着的，右掌向前伸出，左手握着上衣的胸襟。站立在一个圆台上，台底刻着雕刻家的姓和年月日，是Lomo

    osov 19-30/Ⅻ/40（罗摩诺索夫，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九至三十日）。神采奕奕，如闻其声，真是极可宝贵的一个纪念品了。此外还送了我好些美术书籍和古本的托尔斯泰著作，有不少的插画。米参事和齐同志送我回寓，在寓前彼此分手。

    晚间栗文松部长来访，言明日得休假，将离开莫斯科，特来告别。他送我一本科学院第二二〇周年的纪念册。又拿出了一本往年我五十岁时重庆世界语学会所出的专号来，因为封面上有我的肖像，他要求我署名，作为纪念。我把从塔什干寄来的照片中选了一张来送他。自从我的两脚踏在莫斯科的地面上以来，栗部长以一贯的情谊关切着我，我很感谢他。我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到中国来，我将以同一的情谊向他报答。

    八月十日

    午前整顿行装。

    午后二时顷齐赫文斯基来，约同往列宁图书馆为翻查魏绛和戎事。《史记·晋世家》与《魏世家》均甚简略。寻《左氏春秋》，竟不可得，幸于《四部丛刊》中得到《春秋分记》一书，始得查出。

    出馆后即同往高加索饭馆，由米参事做东。进馆时遇一军人向余握手寒暄，一时不能辨别为谁。齐同志告诉我：这就是作《宁死不屈》的果尔巴妥夫了，他要到满洲去参加对日战争。我生出了无限的敬意和羡慕。

    到馆不一会儿，米参事和他的一位朋友马尔珂夫同志也来了。

    马同志是苏联新武器“卡秋霞”大炮的设计人，真是“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我们立刻便成了多年的知己一样。

    喝了不少的酒，已经是半醉的时分了，一位年老的侍者走来报告：“无线电广播，日本人无条件投降！”

    好快！出乎意外的快！干杯，干杯，不断地干杯，自己完全失掉了意识。……

    醒来的时候是睡在一个梭发上，我听见无线电在放送音乐。齐同志来扶起我，拿着一个刷子，尽力替我刷衣裳，我才知道我竟至呕吐了。他向我介绍了马尔珂夫夫人。我才知道到了马同志的家。但是究竟是怎样到的，什么时候到的，在什么地方呕吐的，我丝毫也不知道。昏昏蒙蒙地走进马同志的书斋，看见齐夫人也来了，米参事应着无线电的音乐在那儿跳舞。他一看见我，便和我拥抱起来对舞，但我的脚是虚飘的，他的脚也不稳，乓董一声跌倒在地。两人的头碰在壁上，膝碰在地上，幸好都没有碰破。米参事的一个大拇指用纱布裹着了，我诧异。齐同志说，他用刀把手割伤了。马夫人还在那儿忙着准备晚餐，齐同志赶紧催促着我们告辞，我们告辞了。马同志打了电话去叫汽车来，把我送回了旅馆。

    八月十一日

    昨夜大醉，左侧胸部作痛，此因呕吐所致。发现手表玻璃已碰破，不知作尽了何等丑态。

    十一时顷苏太太来，今日节目乃往参观中央铁道工人病院，病院规模甚为宏大，每天将近有七千人的患者就诊。院长波布洛夫斯基十分殷勤，他始终陪伴着我，把全院参观了一遍，都一一为我加以说明。

    铁道病院是独立成为一个系统的，全国有十万人以上的医师从事于这一系统的工作。中央医院附设有大规模的研究所，凡在地方服务的医师每三年一次必须轮流来中央继续研究，以交换经验并获得新知识。医院本身，每日有晨会，每礼拜二午后一时有大会，均系研究性质的会报。

    铁道工人每年须施行四次健康诊断，每一条铁路有五百种以上的卫生设备、托儿所、休养所、病院、产院。每一车站必有一治疗室，每年关于铁道工人的卫生费用为一千万卢布。

    院内设备异常完备，水疗室、电疗室、各种光线的疗室、外科手术室，无不应有尽有。

    外科主任卡仓斯基教授（P

    of.Kaza

    sky），他兼管着输血的部门，有干血能保留三年，使用时使成为液体，可省去检定血型的麻烦。输血管比美国所用者小，一管足够一次输血之用，使用时较为方便。

    卡教授对于食道癌的手术新近成功，以人皮制造人工食道，截去癌肿部位之后以人工食道移接，据云手术六例已成功五例，仅一例失败。这对于食道癌的治疗应该是一种福音。虽然癌肿的游走络（Metastases）不容易除尽，还不知道有效的年限究有多久，但比以前的坐待死亡总要好得多了。

    整形外科很发达，因战争而损坏外形者，尽力使其完整，失掉了官能的力求其恢复。神经被截断了的可以联结起来。

    院中招待午餐，食品甚为丰盛，但因伤酒，食欲不佳。

    四时顷返城，车至一处十字街口，遇康德拉雪夫，邀往合作社购物，是凯缅诺夫会长的指示，一定要为我的夫人和儿女购买礼物。我感觉着非常的不安，但始终无法辞卸。

    返寓后，国家出版局代表来访，邀往谈话。艾德林担任翻译。

    国家出版局是管辖苏联全国出版事业的机关，权限甚大。负责人说，今后打算尽力介绍中国作品，无论古典的或现代的都要翻译介绍，希望我开一个书目。我在咄嗟之间就我认为值得介绍的，从古代一直到近代，开了一通。

    艾德林先生翻译了白居易的诗，不久将由出版局出版，他要我为他写一篇序，我答应了。

    谈话完毕之后有电影款待，是美国新到的片子《纽约的歌声》。女主人公是一位声乐天才，其兄在纽约某钢琴家家中当仆欧，女往依附，经种种曲折，结果与钢琴家结为伉俪。故事甚简单，主要节目是在声乐与钢琴演奏。

    八月十二日

    晨草《白居易译诗序》，写至十时顷刚才完稿，苏太太来，邀往参观体育节。警卫颇严，红场四周的街道都为警卫者所横断，须得转弯抹角，经过不少的侧巷，始能进入红场。凭柬入场后，站在请柬上所指定的第十七栏的前区。这是在列宁墓右侧的第二栏，论理应该是很好的地位，但因前面有一列照相者临时安置的平台，便把视线挡着了。

    今天是星期，是我到莫斯科以来的第一个好天气。列宁墓两旁的各栏上下都站满了观客。听说普通人不能入场，不久同样的节目将在体育场举行，到那时便是向群众开放。

    十一时顷斯大林和苏联**的各位要人们入场，一片海潮样的掌声和欢呼。他们登上了列宁墓，斯大林站在偏右手的一边。访苏中的艾森豪威尔和美国大使哈立曼被邀上了墓台，站在斯大林的两侧。克里姆林宫的塔上有声音宣布开会。音乐同喷泉一齐喷射，红场轰动起来了。

    这是苏联人民的大检阅。各民族的代表团，各种机关的代表团，次第出场。形形**的旗旛，形形**的装束，形形**的节目，形形**的姿态，炫目地光怪陆离。简单的鼓音敲打着进行的节拍，在**华丽的秩序中行进着。一切都在流动。天顶上的白云，地面上的建筑，一切都在流动。无数的喷泉在右手的一座塔亭上不断地飞升。忽然有一群大大小小的小气球在左手向空中飞扬起来了。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白色的，绿色的，都竞争着往上升，升到了一定的高度时，又都徐徐地向西南流去。

    天在动，地在动，人在动，

    红场的上下化成了一片音乐，

    在平匀壮健的节奏中，沉，浮。

    欢乐，健康，美妙，轻灵，英勇，

    古代希腊罗马的群神再生了，

    缤纷着炫目的风姿，体态，笑容。

    五色斑斓的旗旛的海，海，

    万口同声的欢呼的海，海，

    克里姆林的红星分外猩红。

    胜利完成了，宇宙这样的晴明，

    慷慨地泛滥着阳光的融晶，

    黑暗已潜藏得无踪无影。

    由十一时站至三时半，一直受着阳光的直射，自己的腰部因为曾经患过加列斯（Ca

    ies），不能经耐久站或久屈，感觉着有点不能支持了。我看见有好些人在走了，我也就对不住，只好离开红场，虽然我看见斯大林和其他的要人们依然在列宁墓头站立着。回寓后吃了中饭，躺在床上休息。有人叩门，是胡济邦来了。她是才从红场回来的，已经将近五时。她和大使馆及使节团的人们站在列宁墓左侧的第一栏，足足站了五个半钟头，连腿都不便走路了。斯大林是一直站到了最终才退场的。我佩服这位人民领袖的惊人的健康。

    八月十三日

    午前立三与外文出版部另一女代表来访，求将《考验》与《在辽远的北方》阅读数章，对于译文加以严格的批评。

    二人去后即开始阅读。《在辽远的北方》，译语确太生硬，有些习惯语竟忘记使用，如一本或一册书作“一个书”，一只或一口皮箱译为“一个皮箱”之类。这大约是俄国朋友翻译的，不然便是离国太早或太久的中国人。《考验》无此毛病，虽略嫌过于使用文言。

    二时过，苏太太复来，约往参观斯大林汽车工场，坐地下车前往。

    工场是一九三三年改造的，规模很宏大。场长列罕屈夫是**委员，领导了本工场凡二十年，由一个小型工场改造成为了今天的局面。全部共分三十二部门，各部门为一独立工厂制造各项零件，而有机地联络着，直到第三十二工厂把一部汽车完成，驶出工厂为止。但轮胎系由别处做好运来的，仅此为例外。我们去参观的时候，适逢场长在招待别的参观人员，遂由副场长领导我们。坐着小汽车只参观了三个部门，假使要全部看完，再参观两个工人村落，恐怕要费三五天工夫。

    工人村落，设备甚为完善。有医院、戏院、电影院、音乐堂、浴池等。有饭堂十五座，托儿所六座，可容纳三千以上的儿童。又有儿童休养所，每年夏季可轮流休养一月，每月可容纳二千余人。

    生活用具，如刀叉及一切用品，乳母车、小儿自转车等都由工场以次等原料自造。

    有寄宿小学与寄宿中学各一所。更有大规模的研究院，每日工作完毕后自由进行研究。有文化俱乐部，可容纳二千人左右。工人，仍多女工。每日工作时间，目前为八小时。男女工友多长于体育，各种运动设备，应有尽有。

    关于工人生活设备，曾经**检定，据云于五百余单位中以本工场为第一。

    工场在战前除制造载重卡车外，并制造小汽车。战争发生后，小汽车的生产停止，目前专造载重三吨的卡车，每天可生产一百五十辆。不久将恢复小汽车的制造，生产一种新型的，定名为“齐斯一一〇号”（Zis—110）者，已经设计完善，甚为轻便。卡车亦有新型，将使载重增加。

    工场在一九四一年德寇进逼莫斯科时，曾将机器撤往乌拉尔区。现乌拉尔区工场照旧生产，并未迁回。本工场的重要机器是重新安置的。——这个说明使我感受着最大的兴会，便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苏联的生产机关却增加了一倍。

    因为时间关系，仅仅参观了三个部门，开始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和最后的一个。虽然只看了三个横断面，但如像看了一个三幕剧，整个的工程已经可以了解了。

    蒙副场长以战前本工场所造的小汽车送回，车颇结实，且亦十分新颖，比起美国汽车来并无逊色。

    晚继续读《考验》，读了楔子和前四章。略略把自己的意见写出了。

    八月十四日

    晨八时顷赴首都大饭店访朱庆永，拜托他把护照代交大使馆办手续。一二日内有同使节团同机回国的可能。

    归寓后，立三和外文出版部的另一代表来访，我把两种阅后的书交给了他们，毫无掩饰地陈述了我的意见。

    十二时顷苏太太来，又催往合作社买物，固辞不得，只好同行。想为儿女们买些玩具，但因战事关系，玩具多停止生产。几年前在重庆曾购得苏联制的各种玩具车辆，均有发条，有橡胶轮胎，能自动运转者，乃不可得。又想购买皮箱一只，亦不可得。这些现象并不表示着苏联物资的彻底缺乏，而是表示着生产计划和管制的彻底严密。这是值得注意的。

    苏太太谈及“中国城”（“Kitai-Go

    od”），言在今红场地带，与克里姆林宫和莫斯科河相近，有些地方犹有遗址。本系商业区，鞑靼人、波兰人时来焚毁。一五三四年曾增修，周围三公里，有门七道。除这之外，据说基辅附近也有同样的建筑，但都是商业性质云。

    胡济邦送来礼物多件，古版《战争与和平》三巨册，书中插画甚多。

    晚齐赫文斯基及其夫人同来告别。齐同志明天将往列宁格勒向他父亲辞行，因为他不久也要到中国去。他抱歉，在我离开莫斯科时不能送行。

    八月十五日

    晨往首都大旅社访朱君，得知上午十时，宋子文与美国大使哈立曼同机赴美。近日大使馆工作甚为忙碌，昨夜工作至四时以后，闻中苏友好条约业已签字。

    午后得知中国使节团明晨启程，我可同机起飞，仍经由德黑兰、加尔各答回国。

    晚，胡济邦来，同往大使馆，向傅大使及其他友人致谢兼告别。和对外文化协会通电话，拟亲往向凯缅诺夫会长辞行，闻已离会，遂作罢。我留了一封辞别的信，托济邦转交。

    夜半十二时过，苏太太来寓，携来礼品甚多，并吩咐旅馆执事照拂一切。盛情可感。

    终夜未能入睡。三时一刻侍者来叩门，即起床收拾一切。

    八月十六日

    四时顷乘车赴大使馆，克里姆林宫的几个尖塔上的红星是安置有电灯的，在晨空中放着光明。

    四时半由大使馆出发至中央飞机场。官方送使节团者有外交部次长洛索夫斯基以外多人，机场上悬有国旗。对外文化协会方面有理事基斯洛娃女士代表凯会长专门来送我，苏太太和康德拉雪夫也来了。在清凉的晨风中，一一握了手，一一告了别。我怀着一种离开学校时的情绪上了飞机。

    飞机于五时起飞。午后一时顷到达巴库，和来时从前门进站者相反，此次是由后门进站。列宁和斯大林的两尊魁伟的塑像依然生气勃勃地俯瞰着我。

    在站休息一小时后，又继续起飞，午后四时顷抵德黑兰。

    就这样我在苏联境内的五十天的生活便成为了一段永远值得回味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