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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初，胡适陪杜威到天津演讲。1月2日，杜威在天津作《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的演讲，他在讲演中阐明：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立的思想、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胡适担任翻译。
3日，胡适在天津学生会联合会的学术演讲会上演讲《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后于1月26日写定该文。
这一次，胡适简直是用诗一样的语言进行讲说，即便是现在读起来，也不能不让人激情飞扬。还是那句话，解读他的文章，不如读原文，我们不妨节录如下：
近代的人生哲学渐渐变了，渐渐打破了这种迷梦，渐渐觉悟：改造社会的下手方法在于改良那些造成社会的种种势力——制度、习惯、思想、教育，等等。那些势力改良了，人也改良了。所以我觉得“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还是脱不了旧思想的影响。我们的根本观念是：
个人是社会上无数势力造成的。
改造社会须从改造这些造成社会，造成个人的种种势力做起。
改造社会即是改造个人。
新村（日本的）的运动如果真是建筑在“改造社会要从改造个人做起”一个观念上，我觉得那是根本错误了。改造个人也是要一点一滴的改造那些造成个人的种种社会势力。不站在这个社会里来做这种一点一滴的社会改造，却跳出这个社会去“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这便是放弃现社会，认为不能改造；这便是独善的个人主义。
以上说的是本篇的第一层意思。现在我且简单说明我所主张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什么。这种生活是一种“社会的新生活”；是站在这个现社会里奋斗的生活；是霸占住这个社会来改造这个社会的新生活。他的根本观念有三条：
一、社会是种种势力造成的，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的种种势力。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无论你的志愿如何宏大，理想如何彻底，计划如何伟大，你总不能笼统的改造，你总不能不做这种“得寸进寸，得尺进尺”的工夫。所以我说：社会的改造是这种制度那种制度的改造，是这种思想那种思想的改造，是这个家庭那个家庭的改造，是这个学堂那个学堂的改造。有人说：“社会的种种势力是互相牵掣的，互相影响的。这种零碎的改造，是不中用的。因为你才动手改这一种制度，其余和种种势力便围拢来牵掣你了。如此看来，改造还是该做笼统的改造。”我说不然。正因为社会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牵掣的，故一部分的改造自然会影响到别种势力上去。这种影响是最切实的，最有力的。近年来的文字改革，自然是局部的改革，但是他所影响的别种势力，竟有意想不到的多。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吗？
二、因为要做一点一滴的改造，故有志做改造事业的人必须要时时刻刻存研究的态度，做切实的调查，下精细的考虑，提出大胆的假设，寻出实验的证明。这种新生活是研究的生活，是随时随地解决具体问题的生活。具体的问题多解决了一个，便是社会的改造进了那么多一步。做这种生活的人要睁开眼睛，公开心胸；要手足灵敏，耳目聪明，心思活泼；要欢迎事实，要不怕事实；要爱问题，要不怕问题的逼人！
三、这种生活是要奋斗的。那避世的独善主义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的，故不必奋斗。这种“淑世”的新生活，到处翻出不中听的事实，到处提出不中听的问题，自然是很讨人厌的，是一定要招起反对的。反对就是兴趣的表示，就是注意的表示。我们对于反对的旧势力，应该作正当的奋斗，不可退缩。我们的方针是：奋斗的结果，要使社会的旧势力不能不让我们；切不可先就偃旗息鼓退出现社会去，把这个社会双手让给旧势力。换句话说，应该使旧社会变成新社会，使旧村变为新村，使旧生活变为新生活。
我且举一个实际的例。英美近二三十年来，有一种运动，叫做“贫民区域居留地”的运动。这种运动的大意是：一班青年的男女，——大都是大学的毕业生，——在本城拣定一块极龌龊、极不堪的贫民区域，买一块地，造一所房屋。这班人便终日在这里面做事。这屋里，凡是物质文明所赐的生活需要品，——电灯、电话、热气、浴室、游水池、钢琴、话匣，等等，无一不有。他们把附近的小孩子，——垢面的孩子，顽皮的孩子，——都招拢来，教他们游水，教他们读书，教他们打球，教他们演说辩论，组成音乐队，组成演剧团，教他们演戏奏艺。还有女医生和看护妇，天天出去访问贫家，替他们医病，帮他们接生和看护产妇。病重的，由“居留地”的人送入公家医院。因为天下贫民都是最安本分的，他们眼见那高楼大屋的大医院心里以为这定是为有钱人家造的，决不是替贫民诊病的；所以必须有人打破他们这种见解，教他们知道医院不是专为富贵人家的。
还有许多贫家的妇女每日早晨出门做工，家里小孩子无人看管，所以“居留地”的人教他们把小孩子每天寄在“居留地”里，有人替他洗浴，换洗衣服，喂他们饮食，领他们游戏。到了晚上，他们的母亲回来了，各人把小孩领回去。这种小孩子从小就在洁净慈爱的环境里长大，渐渐养成了良好习惯，回到家中，自然会把从前的种种污秽的环境改了。家中大人也因时时同这种新生活接触，渐渐的改良了。我在纽约时，曾常常去看亨利街上的一所居留地，是华德女士（Lilia
Wald）办的。有一晚我去看那条街上的贫家子弟演戏，演的是贝里（Ba
y）的名剧。我至今回想起来，他们演戏的程度比我们大学的新戏高得多咧。
这种生活是我所说的“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是我所说的“变旧社会为新社会，变旧村为新村”的生活！这也不是用“暴力”去得来的！我希望中国的青年要做这一类的新生活，不要去模仿那跳出现社会的独善生活，我们的新村就在我们自己的旧村里！我们所要的新村是要我们自己的旧村变成的新村！
可爱的男女少年！我们的旧村里我们可做的事业多得很咧！村上的鸦片烟灯还有多少？村上的吗啡针害死了多少人？村上缠脚的女子还有多少？村上的学堂成个什么样子？村上的绅士今年卖选票得了多少钱？村上的神庙香火还是怎么兴旺？村上的医生断送了几百条人命？村上的煤矿工人每日只拿到五个铜子，你知道吗？村上多少女工被贫穷逼去卖淫，你知道吗？村上的工厂没有避火的铁梯，昨天火起，烧死了一百多人，你知道吗？村上的童养媳妇被婆婆打断了一条腿，村上的绅士逼他的女儿饿死做烈女，你知道吗？
有志求新生活的男女少年！我们有什么权利，丢开这许多的事业去做那避世的新村生活！我们放着这个恶浊的旧村，有什么面孔，有什么良心，去寻那“和平幸福”的新村生活！
可以设想，胡适在做这个讲演时，听讲演的青年学生们会怎样的心潮澎湃。
1920年3月21日，胡适在林长民家，初次见到上海求学时给自己很多思想启迪的梁启超。
胡适在1918年11月20日曾致信梁启超，希望到天津拜会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并顺便向他请教墨学问题。可惜因梁启超临时有要事，未能如愿。
二人见面之后，在墨学方面常有交流辩论。1921年2月，胡适为梁启超的《墨经校释》作序，“颇有所辨正”。是年4月，梁启超送还胡适请他指教的《墨辩新诂》，写了两封信与他辩论。
有意思的是,1922年《墨经校释》出版时，粱启超把自对胡适序言的答辩放在书前，把胡适的序言放在后面。胡适在日记中认为此举“未免太可笑了”。
3月23日，胡适写成《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一文。对于1919年底自己曾参与发起的北京工读互助团，胡适承认有些草率和不切实际，他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根本错误在于只做了“工”的计划，没有做“读”的计划。胡适希望有了组织可以使工读容易实行，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胡适认为“工”的方面应该注重分工，注重个性的不同；“读”的方面应该采用互助的组合，应该注重自修能力的培养。
胡适不仅重视大学对于推动高等学问研究的作用，也很重视中学对于普及知识，培养基本素质的作用。
3月24日，胡适写成《中学国文的教授》一文。在这篇文字中，胡适拟定了一个中学国文的理想标准：(1)人人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3)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胡适除了提出自己关于中学国语文(白话)、古文教材与教授法的设想外，还提出“演说与辩论”作为国语与国语文的实用教法，他从自己的亲身感受出发，指出“演说辩论最能帮助学生养成有条理系统的思想能力”。此外，胡适非常注重文法，认为不懂文法的人，绝不配成为国文教员，应该把文法与作文归一个人教授。
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命令，自本年秋季起，国民学校的一二年级教科书全部改用国语。这一年4月，教育部在北京举办国语讲习所，胡适去演讲了十几次，为国语的普及积极努力。
5月，胡适参加国语统一筹备会在北京的会议，并担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