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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此次赴欧美考察，固然是为躲避危险而促发，但当时学界也确有好多事情需要他到国外处理。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均发生一定变革，对此加以考察，对国内五四运动后的文化建设是很必要的。
其二、学界发起“退款兴学”运动后，各国反应不一，需要蔡元培这样的有力之士大力推动。
其三、北京大学计划营建新图书馆，海外募捐是资金的重大来源。
其四、邀请海外知名学者来华讲学或者来北大任教。
等等。
不过，在所有的问题中，最为迫切的还是留法勤工俭学面临的问题。
前面说过，为了鼓励中国青年到法国学习，李石曾与蔡元培等已经付出了多年的努力。1912年他们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1912至1913年间他们送走100多名中等家庭的俭学生前往法国，超过以往官费生的总数。
1915年，李、蔡等人又在巴黎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6年3月在巴黎联合法国友好人士成立了“法华教育会”。
1917年，蔡、李二人回到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与在法国的相应机构呼应。极力主张“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引导大批有志青年特别是贫寒子弟走出国门认识世界，在中国首创平等的、大众的留学路径，努力为国家的未来培养人才。
在李石曾、蔡元培等人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号召传遍全国。特别是第四批起，出发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后，赴法求索真理以救国的热血青年人数大增。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中国18个省，除多数是中学生以外，还有小学生、师范生、大专生、教师、工人、商人，以及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
到法国后他们大多要工读兼顾。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就读的学校有30余所，做过工的工厂有60多处。此次空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无论在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还是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都造就了一批栋梁人才。其中有后来成为中国政界领袖及要员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何长工、李维汉、李富春、蔡畅等；科学家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徐悲鸿、林风眠、潘玉良等；翻译家李健吾、作家盛成等各学科领域的优秀人才。他们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20世纪引领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法文化交流的先驱。
一百年前在上海欢送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赴法之时，当时参与创办发动此运动的吴玉章先生发表演说，阐明留法初衷：“现在世界的新思想、新科学及此次世界和平会议，皆在法国，诸君前往，不但能学得物质上文明，并可养成高尚的理想，将来归国，以贡献于吾国社会，必能为社会开一新纪元，其功业自不可限量。”
留法勤工俭学在一战期间，法国劳力缺乏，即很容易找到工作“勤工“，又可“ 俭学”，可谓正逢其时。但是，一战后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致使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工作都陷入了困境。
1920年6月后，大批的军人复员找不到工作，法国的经济情况更加糟糕。
俭学生们找不到工作，处境及其艰难，只能依靠法华教育会救济。教育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财力自然很有限，无力承担如此重的负担，这便使得教育会和学生的关系日益恶化。
同年7月，蔡元培和李石曾连发两封电报，嘱教育会挪用正在筹建的中法大学的经费用以维持学生的基本生活，但这些经费也是很有限的。8月，又派高鲁赴法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高到法后便全面改组了法华教育会，成立学生事务部。但这样做治标不治本，俭学生们需要钱来生活，而此时的教育会已两手空空。
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蔡元培来到了法国。他的到来，在那里的人们看来“若大旱之望云霓，以为解决此困难问题唯有斯人”。然而，蔡元培此行，他只带来一笔须转交湖南学生的湘省的捐助款，别无任何救助资金。
而此时，法华教育会的财政已经频临破产。从1920年11月到翌年1月，三个月平均每个月经费开资增加四倍多，贷款已增加三倍多，教育会负债已高达六十余万法郎。
面对如此情况，蔡元培能有什么办法？连日里，他听取了各方面的情况后，于1月12日和16日，分别以会长名义，发布两个公告。
第一个通告说，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俭学会性质不明，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因此，、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应由学生自行组织，与华法教育会分立，对于勤工俭学会、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只从旁襄助。至于经济方面，须以省为单位寻求帮助。
第二个通告则宣布：“华法教育会对于俭学生及勤工俭学生，脱卸一切经济上之责任，只负精神上之援助”，对学生的经济救济只维持到2月底为止。
对此，蔡元培在日记中写道：“在巴黎参加学生善后委员会，因留法勤工俭学生未失业时有存款于华法教育会，及失业者多，皆向会求助，会中款拙。即暂挪学生存款作挹注。积久，不但求助者无助，提存款者亦不能照付。遂滋纠纷。现委员会议决，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此后华法教育会不再过问学生经费事。”
“速筹法币六十万法郎，还所挪存款及再发七十人维持费两个月”，对于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来说，应当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俭学生和勤工俭学生可不这样看。两个通告一出，立刻引出俭学生和法勤工俭学生的强烈不满。
如周e
lai在当时的旅欧通讯所说：“自两次通告发出后，留法学生之大波澜起矣！”
可以说，蔡元培这一生，恐怕没有哪件事比在此问题上更遭青年学生非难诟病的了。
留法学界对两个通告的态度，大体为以下几种：
其一、强烈责难。认为蔡元培对于“所有勤工俭学生一切困苦情形，徒听教育会二三小人之言，专委罪于学生”，所发通告是“临险抽篙”，“陷青年于绝域”。持此种观点者大多是在蒙塔尔纪等待领取维持费的勤工俭学生及同情者。
其二、认为处置失当。周e
lai就曾提出，“提倡勤工俭学诸先生意虽尽善，法未尽美，致演成今日之现象”，他们的精神虽可嘉，但“所委托办事之人，所应付之方策，则又不能稍为之曲护，总谓之处置失当”。
其三、无所谓。这派意见认为，勤工俭学生理应摆脱对华法教育会的依赖，蔡元培的布告，不过是把事情挑明。
赵世炎言道；“现在根本动摇，就是没有忠于勤工。”
李立三则认为：“现在唯一的办法，，还需勤工俭学生自家猛醒，共同补救。”
这些人大多是在工厂勤工俭学较有成绩者。
其四、能够理解。认为蔡元培此举。“纯系经济问题”，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付危局，“不能全责教育会，政.府和国内父老，亦当分任其咎”。
其五、蔡元培代人受过。
如张东荪所说：勤工俭学“一败至此，俗语所谓拆了这样的大烂污，则主其事者不能不负责任……蔡先生不恤为人吐骂，而代人揩去烂污……不过代人受过而已”。
客观的讲，蔡元培的两个通告，在华法教育会频临破产之际，或早或晚是早晚要做的事，蔡元培不做也得有人去做。
华法教育会做为一个民间的公益组织，毕竟不是个经济实体，没有收入来源，也就没有经济承担能力，其能力肯定很有限。勤工俭学生将此当作经济上的依赖，或者对其有很高的期望肯定是不现实的。
但另一方面，华法教育会作为留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组织者，当法国形势突变，在勤工俭学生遭遇极度困难之时，简单的和勤工俭学生脱钩，让那些在异国他乡的学子们自生自灭，也未必是明智之举。
蔡元培在发出两个通告后，于1月25日，曾应学生代表的邀请，在巴黎共同商议善后办法。此后，他又与驻巴黎总领事缪世功、留欧学生监督高鲁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教育部，报告留法学生现状，吁请各省“从速设法汇银接济……并祈立即阻止各省遣送勤工俭学生，否则，万无办法”。
与此同时，他将他带来的湖南捐助款，转交给徐特立、汤松等代表，还积极出面与法国劳动部门接洽，发动法国朋友从中牵线，尽可能帮助勤工俭学生就业。也尽力筹措少量资金，对那些特别困难者提供些许补助。
也就是说，虽然华法教育会已与勤工俭学生脱钩，但蔡元培和华法教育会的同仁们还没有完全地放弃自己的责任。
当然，至此，热热闹闹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也就因此而落下帷幕。对于留法勤工俭学，蔡元培算是始作俑者，也算是终结者。
应该说，大多数勤工俭学生是怀着寻求真理、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梦想前往法国的。虽然一战后的法国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物资匮乏、经济萧条，勤工俭学生们的生活、学习、工作条件都很艰苦。
但是他们中大多数依然努力寻工做工、补习法文、学习知识、认识社会。在法国的工厂学校，他们开拓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知识技艺。在与法国工人、学生的相处中，也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留下友谊的印记。其中的一些先进分子则在法国实地研究考察革命的理论和经验，为进行中国革命、建立新中国寻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