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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的时间里，对刘继英、刘维箴这一子一孙，刘文济是有一些深入考核考察的，当被置于放大镜下仔细观察时，再光鲜华丽的外衣，都难免褪色。
建隆二十一年开始，睢阳公刘继英便被刘文济安排进朝廷部司，实地实际参与朝政，学习培养处置国事的判断、处置能力。
而刘继英先后在理藩院、财政司、都察院、吏部、枢密院这些朝廷最核心的部司轮职锻炼，一直到建隆二十二年，赐侍中衔，入政事堂行走......
这一系列的安排，无不说明一点，刘继英在“预备太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深。即便刘文济以强势酷烈的手段维持着朝局，压制太子党争，随着时间的流逝，睢阳公刘继英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就源于皇帝这种极具指导性与迷惑性的安排。
同时，在治事方面的能力，刘继英也的确表现不错，尤其在随皇叔祖刘曜在理藩院的那段时间，十分踏实认真，很明白皇父对宗藩关系事务的重视，用心地学习相关事务的判断与处理。
在其他部司轮值时，也是卖力表现，虽不乏疏漏，但那股渴求进步的态度，是分外积极端正。便是政事堂那些能才干吏、理政能手，不管真心如何，都对刘继英交口称赞，渐渐认可其“贤”与“能”。
只不过，两三年下来，或许是为那些声名所累，又或许是过于追逐所谓贤名与才名，刘继英开始在舍本逐末的路上越走越偏，实事干得少了，高谈阔论多了，慢慢地，连心思都变了，开始专心致志地揣摩圣意，一心一意地邀买人心。
而对这种沽名钓誉、务虚避实的行为，刘文济还特地加以训斥指正，效果是有的，但刘继英很快就故态复萌。也是被他的近臣幕僚给带偏了，皇帝的指正行为，经人一“翻译”，就变成圣意属定，否则何以如此费心......
可以说，在章德太子刘继礼刚刚薨逝的时候，刘继英是占了不少优势的，不在于杨氏外戚、军功贵族的鼎力支持，以及朝野之间那如潮声势，根本在于，皇帝刘文济对他的好感与喜爱。
至少，比之那个迂缓迟钝的皇长孙，要更受刘文济钟意。毕竟，刘文济自诩英明之主，在继承人的选择上，总还是更喜欢找一个“类己”的。
故太子刘继礼，虽然“仁弱”，但并不意味他不聪明，相反，他很聪明，只是性格原因，导致行事作风，给人一种软弱之感罢了。
而对刘文济来说，眼瞧着寄予厚望的嫡子，一步步滑落，亮眼的光环逐渐暗淡，暴露出“平庸”的本质，这同样是一种煎熬。
刘继英的平庸，不在于才识智慧上有什么重大缺陷，但若是作为一个帝王，他太不聪明，在竞争太子过程中的诸多表现与手段，也显得太不明智。简单地讲，多做多错......
若是刘文济于建隆二十年就册立新太子，那么胜出者很大可能就是刘继英，但偏偏这件事情，拖了整整三年，迟则生变......
而作为刘继英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皇长孙刘维箴就显得朴实多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只做了两件事，守孝与读书，除此二者之外，刘维箴并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对夺嫡之事，也显得漫不经心，朝中的声势都仿佛是支持者们以及杨氏的反对者们自发形成。
当然，刘维箴能如此稳坐钓鱼台，万事不萦于怀，除了性格因素之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有人出谋划策。时任太子中允的王士廪，这是世祖、太宗朝名臣，前武德使、江南道布政使、宰臣王玄真之孙。
王士廪以祖荫入仕，因此比起那些通过科举正考入仕的权贵子弟，仕途要稍微“坎坷”一些，但此人其他地方或许不如人，但在政治的敏感性以及观人识人上，却深得其祖父真传。
在夺嫡之争初起之时，便仔仔细细地替刘维箴分析了包括皇帝态度、朝廷局势、外戚实力、宗亲态度、贵庶风向等一系列优劣对比，最终给刘维箴的建议，核心只有一条，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也无需怕被刘继英成功夺嫡，倘若圣意已定，那什么努力都是白费，若陛下心存犹豫，那么朝廷上下，绝对少不了替皇孙说话的人......
刘维箴听从了王士廪的建议，也是按照其建议做，并且做得还不错，谨言慎行，人畜无害。并且，根据朝局变化，不断调整言行举止。当然，更多的时候，刘维箴只是老老实实地做自己。
就这么着，当刘文济把目光转移到这个长孙身上，却蓦然发现，这个皇孙在满朝喧嚣的环境下，竟能如此守静，这可是一个很难得的特质，刘文济也是第一次奇之。
刘文济不喜其“迂懦愚钝”，但在一次读书时，他读到《太宗实录》中的一段记载，文字描述有春秋笔法，但明白地指出，太宗皇帝年轻时，比之秦、晋、赵三王，亦以“迂缓”着称。
这则“发现”，也是刘文济改变对刘维箴看法的开始。值得一提，将那册《太宗实录》放到皇帝读书目录中的，乃是时任内阁侍讲的包拯。
当刘文济同样将放大镜照向刘维箴的时候，王士廪的建言，就起很大作用了。因此在刘文济眼里，刘维箴这个孙儿虽然不那么让人满意，但他至少持重、纯粹，失之英睿，但“不折腾”，也是一个帝王难得的特质......
该是从建隆二十二年开始，刘文济第一次以同等目光，来时审视、看待这一子一孙，刘继英于政事堂行走治事的同时，召见刘维箴问对的情况也变得频繁了。
二十二年黄河夏汛，水势异常，刘文济下诏，破天荒地以皇孙刘维箴作为河防使，率队出京，巡视黄河下游诸州县河防民情。
然后在巡视过程中出岔子了，刘维箴巡至濮阳时遇刺了，人虽没事，但吓得不轻，而刺客俨然是死士，行刺不成，果断自尽，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线索。
在王士廪的建议下，刘维箴没有将此事上报，诉苦告状什么的，而是以国家大事为重，继续遵从诏命，巡视下游州县，济民之困。
但显然，这件事是不可能瞒得住朝廷的，密集的眼线，迅速将此事上报给皇帝刘文济。对此，很难说刘文济是何感想，但他迅速下达密令，要求将此事压制掩盖，禁止泄密。
事情虽然压制下来了，但在一些不为常人所知的领域，此事却在不断发酵，影响之深远，可以说彻底改变了夺嫡之态势。
当然，刘维箴“濮阳遇刺”，也是建隆朝廷的重大疑案之一，不在此事本身，而在刺杀背后牵扯到的一系列夺嫡斗争。
至于说影响到夺嫡形势，刺杀案也只是一个引子，作为最大“犯罪嫌疑人”，奉圣谕，皇城使陈巍很正常地对睢阳公刘继英展开调查。
结果，刺杀案确实没查到与睢阳公府有什么干系，但却被陈巍找到了一些其他东西，比如，刘继英秘密交结朝臣的一些行为，与内廷勾结刺探消息，借着杨氏的影响力将手伸入禁军三司，试图染指军权，甚至被其收买的一些将领都暴露了出来......
还有一些旧账，比如早在章德太子在世时，刘继英就已经蠢蠢欲动，秘密培植势力，甚至将眼线埋入东宫之中......
一桩桩，一件件，足以让刘文济脑溢血。当然，这些事，刘文济依旧没有拿出来审判，皇家的威严总归还是要维护的，其乐融融的假象也需要维持。但是，关于刘继英封王的提议则彻底搁置了。
从建隆二十二年下半年开始，对于继嗣如何，刘文济已经有所偏向了。归根结底，刘文济的得位过程，虽属运气，更不乏阴谋成分，但他也不喜欢自己的子孙，也搞这么一套，还是刘继英这种搞法。
一手好牌，如此烂打，实在让刘文济意难平。
当然，即便刘文济对储君有着最高、最终的决策权，但在做出决定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大汉帝国，毕竟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
比如杨皇后，得益于良好的家风，杨皇后很贤明，刘文济对她也还算尊重，但从刘继英“事泄”开始，刘文济对杨氏的忌惮，再度占了上风，也导致杨皇后的加分项也变成减分项了。
宗室之中，刘文济又分别垂询宗正、燕王刘昭与中书令、许王刘曜（建隆十五年晋亲王）的意见。燕王刘昭依旧滑不溜手，就和他“老狐狸”的外号一般，对此事是半点准确意见都不发表，皇帝要问，那就是“惟陛下自专”。
相比之下，还是二十多年君臣之谊，对刘文济已经十分熟悉的许王刘曜，谨慎地指出刘继英在理藩院的一些表现，隐隐表示担忧，怕刘继英华而不实......
当然，储君之事，刘文济是免不了同心腹大臣们商谈的。他曾与兵部尚书萧恭有过一份交心彻谈，萧恭则指出，朝廷内外，同情章德太子与皇孙者，众多！
甚至，还斗胆说出了一番诛心之言，以二人脾性，刘维箴继位，尚可保皇室和谐，但若是刘继英，那就未必了，至少章德太子一脉未必能保全......
刘文济始终对刘维箴的“迂软”感到担忧，又提出立其他皇子皇孙，对此，萧恭坚决地表示反对，直言那是取乱之道。
那一番君臣问对之后不久，萧恭就罢相了，被刘文济派到山阳担任巡抚使，萧恭也甘之如饴，他进言不为富贵，但远离晚年的皇帝，还是很有必要。
到建隆二十三年正月朔，在大朝当日，皇帝刘文济正式下诏，册立皇长孙刘维箴为皇太孙，正式确立大汉帝国的储君，结束了长达三年的夺嫡之争。
但结果出来，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至少刘继英是异常不服的。而皇太孙的册立，也是朝廷又一轮政争的开始，只不过，这一回，刘文济这个老皇帝亲自下场了。
在余生里，刘文济最主要的工作，便是为皇太孙刘维箴铺路，这个工作包括清除上位的荆棘，声势浩大的“睢阳派”，被刘文济一步步地瓦解，杨氏家族这个核心则被刘文济拆得支离破碎。
杨业的后人们，或贬或杀，就连杨皇后，都几乎被软禁在坤明殿中，不得再与杨氏子弟交往。当然，树大根深的杨氏，也没那么脆弱，刘文济也没有将之连根拔起的想法，只不过，在皇帝的辣手之下，辉煌了几乎整个建隆时代的杨氏，开始滑落了，“第一显贵家族”的名声坠落。
至于刘继英，则在建隆二十四年的时候，直接被刘文济赶到南昌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