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机推荐：抗战：这个李云龙他敢打太原 大明：我崇祯绝不上吊 装傻三年，满朝文武跪求我登基！ 陛下，你怎么不造反了？ 荒年卖身成赘婿，我有空间肉满仓 大秦：开局以七星灯为始皇长生！ 失落的安西 三国：从让董卓坐龙椅开始
1058年到1062年是宝德朝廷的改革年，这四年间全国共收回被强占的官田2亿亩，退还民间工坊3万多户，税收增加了5000万两白银，经济发展有所恢复，社会矛盾逐渐缓和，可谓改革成果巨大。
改革之所以取得巨大成果是由于得到了宝德帝的支持，这也表明宝德是一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1062年的中秋宫宴却让宝德看到了反抗势力的强大。
事后宝德是这样想的“他们既然能在文丞相的酒中下毒，那么也能在朕的酒中下毒，表叔曾教训过朕，为君者绝不能参与大臣间的争斗，朕怎么忘记了，虽然沉疾不除必然危及社稷，但是操之过急马上就会天下大乱”
想到这里，宝德果断放弃了文彦博，但是为了不给清流们以口实，宝德让清流领袖包拯也参与了文彦博案，后来边寅一伙对宝德使美人计，宝德便将计就计让边寅来承担戕害忠良的恶名。
这一切安国公周兰都看在眼里，看到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大侄子在政治上日益老辣，周兰心中乐开了花，1077年安国公周兰含笑九泉，宝德为表叔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追封为安国郡王，安国公世子周万合袭封安国公（按隋朝法度，公爵世子应该封为侯爵，此后每代降一级，宝德追封表叔为郡王，这样世子就能封为公爵，既办了事也没有坏国家的法度，这件事也体现了宝德的政治手腕）。
宝德皇帝虽然终止了改革，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昏君，他把司马光调到礼部任相卿主管博学士科的考试，虽然杨成林、边寅把官场弄的乌烟瘴气，但是国家取士制度并没有受影响，新鲜血液不断涌入，宝德一边为后世的改革积攒力量，一边享受现世的尊荣。
对于宝德学会的研究工作宝德也很上心，他多次派司马光去岳麓书院督学，虽然宝德学会的教授对皇帝有诸多不满，但是司马光毕竟是该管的大上司，又因为编修资治通鉴的关系与岳麓书院交往密切，所以宝德学会的研究成果司马光可以第一时间知道。
宝德对征服世界的兴趣不大，他比较关心如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宝德学会没有让他失望。
王安石认为，富国是强兵的基础，强兵是富国的保障，没有富庶的国力，再强大的军队也会走向没落，可是如果没有强大的武装，国之富庶也很难长保，所以富国强兵是连在一起的。
宝德学会的富国之策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兴修农田水利，除了兴修水利工程还要对已有工程进行保养维护，只有水利兴农业才能兴旺，而农业是一切的根基。
第二、废除官田制，征收土地税，农业税改由现金征缴（以前交的是粮食绸缎）。宝德学会认为，以官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已经过时，且根本没有操作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租调制必然瓦解，强制恢复一个看起来很美得东西不如设计一个更实用的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土地税制度，按照地主拥有的田地收税，田多的多交，田少的少交，没田的不交。这一政策比我们这个时空早了。
可是这样一来就会产生大量失地农民，他们的生计又该怎样解决那。宝德学会的建议是在各城郭设置义仓，平时救济贫民，战时可以作为补充军粮。当然也不能养懒人，接受救济的贫民需要按能力的大小参加城郭的公益劳动，不能参加劳动的贫民可以享受免费救济，各衙署不能只挑有劳动能力的救助，应救不救将被问责。
可是政府救济只能用来救急却不是长远之计，这样就涉及到了劳动力的转移问题。
当时，重商主义已施行了100多年，正处于手工工场向工场手工的转折阶段，工场需要大量的工人，失地农民正好可以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工场手工业的发展需要五大要素，劳动力，资金、原材料、工业技术和市场。宝德学会的土地政策客观上为工场手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而事实上宝德学会也意识到了工场手工业的重要性，在制定富国之策时也考虑到了工场手工业的需求。
第三、制订借贷法案和合同法案。当时民间借贷已逐渐形成了规模，可是由于不规范，经常发生骗贷、跑贷和死贷，债主讨债也往往采用恐吓、伤害、拘禁等不合法的手段，这些乱象严重阻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为此宝德学会编订了借贷法案。借贷法案不仅规定了借贷的上限利率和下限利率，还明晰了借贷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用法的形式保护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合法权利。后来在借贷法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机构的雏形——银庄，当时的主要通行货币是白银而不是制钱，所以称银庄，客户与银庄的契约称为银票，银票可以在各合作银庄支取银两，这样就形成了最初的纸币。
除了借贷法案，宝德学会还起草了合同法案，合同法案的贡献及其深远，除了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权益，合同法案中体现的社会契约精神还引发了后世的社会改良运动，这样君主立宪就成为了可能。
第四、开辟新商路。当时的商路分为陆上商路和海上商路。陆上商路已经被东辽、西辽、印度、塞尔柱等国所掌控。虽然印度热衷于通商，西辽对商路的控制日益削弱，但是塞尔柱帝国却拒绝中国商人西行，他们也拒绝欧洲商人东往，只有阿拉伯商人可以自由往来东西，这样塞尔柱帝国就独享了东西方的商业财富。中国商人利润微薄就不愿意再西行了。
虽然还有海上商路，但是海上商路仅限于马六甲海峡以东，中国称之为南洋，宜兰州（台湾）以东称之为东洋，马六甲海峡以西称之为西洋，宝德学会主张通达西洋，开辟新航线，新商路。
第五、支持技术进步，制订专利保护法案。后隋一向重视工匠的作用，百余年来先后发明了四轮马车、印刷术、火炮、飞梭纺纱机等装备。宝德学会认为应该给予工匠更优厚的待遇，技术也是财富，应该给发明人带来长期回报，专利保护法规定了技术保护期为10年，技术保护期内，应用技术获取利益的企业需要向专利拥有人支付技术使用费。
专利保护法案的第一受益者叫林阿贵，粤州南海人，他是一名水手，他的发明专利是航针。航针是指南针的升级版。1100年宝德67年，后隋与印度签订了海上贸易条约，大批的商船往来于南洋与西洋，由于是新航线，商船往往迷失方向，林阿贵通过研究老式指南针发明了航针，装备了航针的船舶再也没有迷失在大洋上。
由于中国商船装备的航针是花了大价钱的，所以船主们共同封锁了航针的秘密，不让印度人知道，结果印度商船屡屡失踪，海上跑的都是中国船，不久以后中国商船队就垄断了海上商路。林阿贵则凭借着自己的发明富甲一方，完成了**丝的逆袭。
;